1940是抗戰艱辛的一年,蔣介石對美國的愛恨也高漲到不可控制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政府在整個1940年在外交政策上做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認定美國是西方國家中唯一能夠在實質上幫助中國進行抗戰的國家。所以無論遭受到如何的忽視和白眼,仍然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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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齊錫生

蔣介石在1940年的感情世界

綜觀1940年一年中,雖然蔣介石和宋子文所組成的新團隊,已經積極努力求變,但是挫折感遠遠超過成就感。這就難怪蔣介石在私人感情上屢次發洩他對美國或是英美的怒氣和怨氣。他在心理上做了一個有趣的比較。他寫道,「美總統與其人民,一聞英法失敗,不惜接濟一切,其熱忱非言可喻。而對我國抗戰三年,人民苦痛,經濟困難,求其現金數千萬元借款救急,彼乃置若罔聞。可知白人種族界限之嚴。惜乎倭寇同種相殘,至死不悟。如其果能以平等互助之精神與我華誠意合作,則東亞民族何至受白人如此之賤視哉?」又說,「美國羅斯福對我呼聲要求其協助金融亦置之不理。若不自立自強,任何外交皆為空虛。」最後甚至說出了更悲觀的話,「尤人怨望非君子之道,對美俄只望其不加害於我而不助於敵,則足矣。」

此時蔣介石看出來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激勵,不放棄繼續抗戰,「應以自求自救為第一義也。」而對於西方國家則無需存任何幻想,因為它們根本不顧中國抗戰。「美俄對我之要求接濟皆澹然置之。英法對我提議在遠東合作,亦以『感謝』二字答之。若非自立自強,誰能助人?後人須記今日我國之被列強輕侮之情狀,可不奮發圖強以求己乎?」又寫道,「艱難危急之際,唯有求其在己,力圖自立,乃能有得。若希望他人有助於我,則是妄人自輕耳。」

即使列強和日本之間的關係惡化,也未必會給中國帶來利益。比如說他在6月分注意到羅斯福任命史汀生為陸軍部長一事,它表示美國對遠東可能採取更強硬態度。但是他同時警惕自己不要自作多情,因為羅斯福只是關心他本人總統大選的行情而不是關切中國。他抱怨羅斯福「惟勸我繼續抗戰,誠不知他人之生死者也。」他甚至懷疑羅斯福之所以鼓勵中國繼續抗戰,目的並不是給中國打氣,而只是幫助他自己能夠贏得下次總統大選而已。

在這段時間裡,蔣介石也注意到西方國家和日本關係走向惡化的跡象,例如美國海軍艦隊大幅提高夏威夷軍力,英國奪得法國海軍的控制權,美國實行對日本汽油和廢鐵禁運,乃至英美兩國就大西洋海軍基地和艦艇交換的協議,都是對日本的當頭棒喝,但是這些發展對於中國抗戰所能帶來的好處,他並不感到興奮,總是採取一種淡然置之的態度,「亦於我有益」,或是「然於我之關係太晚矣。」

過不了多久,他的怨氣又會上升而寫道,「美國上下皆自私圖利,毫無公義,對受難者專談豫佚之言,誠所謂對失意人談得意事,此種國家將來必為法國之續也。」才隔一日竟然預言美國必將失敗,「民主國家之所必敗者,以其專作損人利己,毫無公道之心。余所以敢斷英國速敗,而美亦必不能久安也。」

當然更糟糕的是蔣介石有時怒氣高漲到不可控制地步,甚至把英美和其他列強當成是一丘之貉。比如說,他在7月分寫道,「倭之狂暴,俄之陰狠,英之奸獪,美之貪吝自私,國際之不可靠如此。今後世界惟以強權狡詐是尚,而信義公理掃地殆盡。吾惟以正義與公理為本,以上帝與人格是依,成敗存亡惟有聽之。」

9月又寫道,「各國對華輕視,毫不動心援手,其狠毒有甚於倭寇者。」這裡所指各國當然包括美國在內。10月分,他又採用了一些新字眼作為宣洩,「軸心國狂暴,蘇聯陰狠,英美吝嗇自私,皆不足為友,且亦不欲余為友,并皆謀為害於我,獨占中國。惟軸心三國之用意,則有輕重之不同。如明晰之,則倭當於我為敵意,意大利為無惡意,而德則出於無意,惟其本身計,不得不然。然余斷德至今對余尚無一定之惡意,故較為可諒耳。」蔣介石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之計在「自立自強,不倚不求。」

回顧1940年度春夏之前,蔣介石的外交注意力尚未放在美國,因此在日記裡極少見到感情強烈之詞,他對美國的行為有失望但是沒有譴責。但是中國政府在1940年初開始改變它對美國外交的戰略思路,集中力量全方位培植對美關係,卻在半年中處處碰壁。難怪蔣介石從高度期望跌進高度失望,才會在日記裡把怨憤盡情噴吐。也可能正是這種心情讓蔣介石在8月中旬曾經一度打算電召宋子文回國。這表示他對美國的失望,而覺得宋子文在美國沒有繼續努力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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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ikimedia Public Domain
1943年10月,蔣介石、宋子文在重慶與來訪的英國東南亞戰區統帥蒙巴頓合影。

1940年是抗戰艱辛的一年,其間經過了許多驚風駭浪。這個經歷或許可以從三個層次予以了解。

第一個層次是中日戰爭的和與戰的選擇

儘管有日本長期殘酷的空中轟炸,地面上繼續攻城掠地,派代表誘降,威脅承認汪精衛政權,和運用德國壓力迫中國就範,但是重慶政府一貫不予理睬。事實上,蔣介石在這個眾說紛紜的環境裡一直保持清醒頭腦,甚至還將心比心地從日本人角度審視中日戰爭。正如他所寫,「對倭問題之研究。以其所犧牲,獲得占領與慘澹苦痛所經營(土地、物資、事業、勢力)之錦繡美麗之中華,如何能隨便輕易而放棄,而歸還於我耶?」

所以他認為日本能夠接受的任何和談的結局必然是中國喪權辱國,而這又正是中國所不能接受者。換言之,和談是死路一條。幸虧的是,蔣介石在抗戰問題上又是一位樂觀主義者。他在1940年底,依然斷然預測,「倭寇死癥,絕無挽救之道。」誠可謂信心十足!

第二個層次是在瞬息萬變的世界大局中,中國的應對之策究竟應該如何拿捏

當然,世界大局中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結成軸心國同盟。蔣介石從一開始就密切關注這個發展。到了1940年底,他理出了一個明晰的思路,作為中國應對的指南。他寫道:

三國同盟以後,我對國際之政略與戰略之處置如下:

甲. 中倭媾和為下策。以倭對華之野心與其最近對占領地區之交通工業等建設及其積極移民狀況,決非一紙和約所能令其履行與撤退。而且世界戰爭未了之前,何能使其瓊州島等沿海島嶼交還?即使我出任何代價,亦不可能也。若為保持西北與西南之根據地,則倭寇本已無力西侵,復何必與之媾和也。

乙. 參加英美戰線為中策。如新嘉坡或昆明失陷,則我國戰線不能與英美聯繫,完全孤立,而一面又受俄國忌恨,更使之對我斷絕關係,甚至促令倭寇與中共協以謀我,此於我最不利之場合也。如果西南昆明與新嘉坡馬來印度無恙,仍與我國打成一片,則待美倭戰局開展以後,英美需要我陸軍對倭參戰,屆時如俄不阻礙,甚或俄亦在英美戰線上聯合參戰,則我自可相機參戰。否則,非至俄與倭對我逼迫過甚,則我仍不參戰也。

丙. 對於倭寇為敵,而對英美,對德義(任何陣線)皆取中立政策,必待俄國態度表明,或其參加戰爭以後,我乃決定取捨。如此則對美,對德,對俄,均有進退自如之餘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動決擇,以此中立自主,乃為目前惟一之上策也。

蔣介石特別提到當1939年歐戰爆發時,他曾經表示意圖參加英法陣線而遭到拒絕,使他感到「無上之羞辱。」而曾幾何時,英法相繼潰敗,日本加入軸心國,而美國和蘇聯卻仍然保持局外人身分。這使他警覺到中國必須小心謹慎地善用它的優勢,不致成為列強爾虞我詐的犧牲品。

第三個層次則是中國如何達成自己的目標

既然中國決心排斥日本的誘和,又不熱衷於隨著列強的翻雲覆雨而浮沉,則只能一心一意地堅持抗戰。如前所言,中國政府在整個1940年在外交政策上做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認定美國是西方國家中唯一能夠在實質上幫助中國進行抗戰的國家。所以無論遭受到如何的忽視和白眼,仍然全力以赴。

有趣的是,到了1940年底,他對美國的感情似乎變得寬容多了。顯然地,美國援助量的增加,承諾派遣空中堡壘轟炸機到中國,都是令中國人感到欣慰的舉動。而中國政府也感覺到,美國的增加援助也影響到蘇聯對華態度更趨友善。

蔣介石並開始關注美國大選。當羅斯福再度當選時,他在內心產生了大幅轉變。他在致羅斯福賀電中稱許其當選是「世界和平之曙光,且為人類正義之福音。」而他在私下又寫道,「美國民主制度之高超,令人羡慕不置。特致電羅斯福祝其成功。此乃出余至誠,而非可以普通應酬之電文視之也。」到了11月底,當中國政府和英美兩國進行了超過一個月的談判而仍然沒有結果時,蔣介石卻很寬懷大度地感歎英美到底是民主國家,所以無法做出果斷決定,也應該予以理解。這似乎是蔣介石在1940年首度以如此友善語調形容羅斯福個人,和表達對美國式民主的稱羨。這是否預示1941年將是中美關係的收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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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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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齊錫生

中華民族自從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立現代化外交關係以來,八年抗戰最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和西方的交往,也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回顧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中國依然是「半殖民地」,列強在中國瓜分土地,控制中國的各種資源,但是到了1945年大戰結束時,中國的國家地位徹底改觀,列強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在主權和治權上,中國成為一個充分獨立自主的國家,在戰後新建立的國際秩序裡,中國還成為世界四強之一。

導致此項蛻變的最關鍵因素是,中國在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立即和美國、英國和蘇聯結為全球性戰略盟友,對抗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軸心國同盟,而其中特別具有決定性因素的是中國和美國的結盟。

從盧溝橋事變(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長達53個月之間的中美關係,到底經歷了何種變化?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一書向讀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向。此外,本書嘗試把這段期間領袖人物的形象、個性、心理狀態、內心深處的盤算策劃等盡量予以呈現,舉凡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光甫、胡適等人的私人檔案,日記等等,都提供讀者極大的啟示。

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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