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促使美國從中國外交視野的邊緣走向鎂光燈

抗戰期間重慶國民政府人員午餐。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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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38年間,中國政府早已決定以對日抗戰作為戰時外交主軸,但歐洲各國則是各有打算,美國則是孤立主義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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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齊錫生

中國決心抗戰和列強的反應

多年來學者們不斷地在爭辯中國政府是否真心抗日,抑是被動地被拖進戰爭。另外一種爭辯是,中國一旦處於戰爭狀態,它的政府是否有決心把抗戰進行到底,還是心圖僥倖地指望引起列強干預而早日結束戰局。

要想解答這個問題,一項重要的努力必須要對於1937年中國當時國內政治和軍事極端複雜的因素加以細心分析,而本書前面各章也通過了對中國國際關係的敘述而做了部分解答。簡單地說,當中國政府在1937年遭遇日本挑釁時,它的選擇空間其實非常狹小:

  1. 依循自1928年以來建立的往例,和日本簽署區域性和平協議,縮小衝突面,避免和日本釀成全面性決裂。
  2. 要求列強干預,比如說通過國際聯盟組織,然後希望運用外交手段訴求國際正義,或是經濟制裁等手段去迫使日本知難而退。
  3. 積極抵抗日本侵略,不管是獨力抗戰或是請求他國協助。

事實上,國民政府處理1937年危機的方式和以往大不相同,因為它縱然在形式上也確曾去謀求局部停火,但是並未賦予高度期望,而且很快就放棄努力,使得第一個選擇很快就無疾而終,而蔣介石在這個決定過程中起了關鍵性作用。這個發展不免讓日本感到大出意表,因為他們原本指望是中國政府將會因循往例,吞下苦水,繼而屈膝求和。結果是中國政府做了第二個選擇,向國際聯盟正式提出訴願,請求伸張國際正義。

但是由於中國對國際聯盟的效率,早在1932年滿洲事件的不了了之得到了教訓,因此它只是覺得為了爭取國際同情不可省略此路,但並沒有存太大指望。基於這些考慮,因此南京國民府的外交部成為外交統籌中心,動員中國駐歐洲各國使節們共同努力展開外交攻勢。在整個過程中,蔣介石最多只是偶爾過問其事。中方資料顯示,在1937-38年間,中國在國際聯盟組織中的活動在中國外交政策裡並沒有占據優先地位,而在蔣介石的活動日程中更顯得缺乏重要性。

導致這個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此時中國政府早已決定採取第三個選擇,以對日抗戰作為戰時外交主軸,而這正是史學界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一個要點。事實上,蔣介石和他的同事們從1930年代初期開始,就一直致力於建立一個現代化軍隊,希圖最後和日本人算總帳。但是在時機尚未成熟之際,每當日本製造糾紛時,蔣介石就只好忍氣吞聲做出局部性讓步,以求化解眼前危機。這個互動關係的另一個後果,也就是在日本人心目中造成了一個惰性,認為只要日本採取挑釁行為時,則中方必定會做出相應讓步。根據國民政府早先計劃,國軍的現代化大約在1939-40年度可以完成戰鬥準備。但是當盧溝橋事變在1937月7月提早到來時,國民政府仍然決定採取堅定立場斷然予以反擊。

中方資料顯示,一旦華北的衝突爆發,當時國民政府的立場是堅決就地抵抗。也正是由於這種高亢的戰鬥意志,使得中國領袖們做出了一個關係重大的戰略選擇,那就是積極地在淞滬地區部署一場大決戰。因為中方以為,它在這個地區的兵力大大超過日軍,而且還握有戰術上優勢。中方領袖們的錯誤並不是不該進行決戰,也不是不該選擇淞滬地區,而是在他們的地區性優勢消失之前,沒有及早脫離戰場。

中國政府的抗日決心,還可以從它在開戰最初幾個月中所追求的最高優先外交政策目標看出。因為它最大的努力,是去爭取最大國際物質支援,俾使抗戰得以有效地進行。而最能滿足此項需求的西方國家,既非美國也非其他民主國家,而是德國和蘇聯。

德國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其道理非常簡單,因為德國軍官們幫助南京政府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德國軍火商又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武器,德國工業家又向中國提供了一系列的現代化工業和兵工設備,使抗戰得以繼續進行。但是當德國表示它意圖促進中國和日本講和時,中國領袖們立即察覺到他們不可能和德國發展出更親密關係。儘管中國高度倚仗德國軍火供應,但是中國政府依然拒絕了德國調停中日戰爭的意願。

這個發展本身就明白顯示,在蔣介石心目中對日抗戰是最高目標,不管是擁有或是缺乏資源都義無反顧。中國對於和談的拒絕,加上德國想要拉攏日本的意願,很快就導致德國決定從中國撤離軍事顧問,繼之在1938年中期又大幅減少對中國的軍火供應量。這個發展也同時反證了西方觀察家的謬論,認為中國發動淞滬戰役的動機是為了引起國際干預。事實上,德國極為熱衷於干預,而中國則不惜切斷與德國的密切關係,因為後者的干預阻礙了中國的抗戰。

Cecil Beaton Photographs- General China 1944: Chinese troops practising a march past at the Chinese Military Academy at Chengtu.
Photo Credit: Cecil Beaton Public Domain
經由與德國軍事合作而脫胎換骨的國民革命軍,配有德式鋼盔及德式裝備。

至於蘇聯對中國的重要性,則可以從兩方面去了解。一方面,它是另外一個可能向中國提供大量軍火的國家,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在未來變成一個盟邦。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前,中國領袖們一直認為日蘇之間爆發大戰的可能性,要大過於中日之間爆發大戰的可能性。這層心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當蘇聯在1936-37年向中國試探締結共同防衛條約時,中國政府不願接腔,而只願意商談有關互不侵犯條約的事宜,為的就是中國不想被蘇聯拖下水。但是一旦盧溝橋事變演變成中日之間大戰時,中國就改變初衷而更急於和蘇聯結成盟邦。

只是蘇聯也改變了立場,因為中國既然已經在對抗日本——蘇聯的頭號敵人,則蘇聯當然就可以袖手旁觀而坐收漁翁之利了。只是中國依舊保持此前看法。事實上,直到1939年為止,蔣介石始終堅信日蘇大戰無可避免,而且每隔幾個月就會做出類似的預言,只是每次都被現實證明其為錯誤。儘管如此,在德國和義大利為了向日本示好而相繼停止對華供應武器之後,蘇聯很快就取代它們而成為中國武器最重要的國際來源。

正因為中國當時外交政策重心,是在全世界找尋資源和武器繼續抗戰,而不是在謀求和平,因此它對各個外國重要性的評估,通常都取決於這些國家能否對中國抗戰做出貢獻。這就比較讓我們容易了解,為什麼中國除了德國和蘇聯之外,還曾經向義大利、法國、英國,甚至歐洲一些小國家尋求購買武器,或是邀請它們派遣軍事顧問到華協助。具有高度諷刺性的現象是,在1941年之前西方民主國家從不忘記在口頭上高唱國際正義和建立國際法制,但是在面對中國遭受侵略時,卻又視若無睹,反而是世界上兩個最極權的國家,向中國提供了最有力的協助。事實上,每當西方國家針對中國問題採取行動時,它們對中國的傷害遠遠大於對中國的幫助。

設若中國政府此時果真想要停止抗戰的話,它大有機會實現願望,因為幾乎所有西方列強在不同時段,都曾經試圖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去向日本談和。德國調停的努力只不過是一個稍早期的事件,而且在史學著作中引起了更多學者的關注而已。但是英國和法國政府,除了對於中國要求購買武器和派送軍事顧問的試探相應不理之外,也曾經先後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而企圖脅迫中國向日本求和。

1940年中期緬甸和越南通道的關閉,只不過是英法兩國最明目張膽的行為,但是還有許多列強的行為同樣嚴重地損害了中國利益。在它們自己遭受日本攻擊之前,西方列強都曾經忍不住想要扮演中日戰爭中的調解人,以各種威迫利誘方式企圖說服中國接受日本的和平條件。只要能夠幫助列強自身免於和日本發生衝突,犧牲中國利益對於西方列強而言,實在無足掛齒。但是一朝它們自己遭受日本攻擊之後,它們又變得高度神經質地疑神疑鬼,恐懼中國會背著它們去和日本秘密講和。

這個恐懼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和之後,從來沒有在西方國家領袖們腦海中消除過,而且有時候還會煞有介事地被嵌入政府高層的分析報告之中。雖然八年抗戰的史實證明,所有這些懷疑均屬庸人自擾或是過度反應,但是也或許正是它們本身心理狀態的最好寫照。


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的作為,也只是略微可取而已。具體地說,美國民意對於日本在華暴行普遍反感,而美國政府也不時做出官方譴責宣言。但是這些表現並沒有改變美國的孤立主義政策,它基本上認為中日戰爭事不關己。它也沒有阻止美國商人繼續向日本提供戰略物資,幫助日軍繼續施行對中國人民的暴行。

羅斯福本人所採取的立場,也是認為中國之命運對美國既不重要,也不是美國的責任。而他在1937年之前的政策重點是減少任何和日本衝突的可能性。他還極力向中國潑冷水,不要指望在中日戰爭中從美國獲得援助。更有甚者,在不同時段裡美國為了滿足自身需要,還採取了互相矛盾的做法。因此在1938年底時,羅斯福要求中國政府提供保證絕對會繼續抗日,而到了1941年底時卻又向中國試探和日本締和的可能性。假如中國政府當時抗戰的決心不夠堅強,則很可能在它的軍隊還沒有被日本擊敗之前,就會屈服於西方國家的軟硬兼施手段之下。

但是中國政府鍥而不捨地爭取外援的努力,最後終於使它認識到美國的重要性,而且進而把中美關係提升到最重要位置。這個轉變過程在本書前文已經做過交代,重點是,中國對美政策的首要目的,並不是要求美國幫助中國去終止日軍的侵略,也不是要求美國介入調停工作。事實上,中國反而希望美國和日本可以免於一戰。但是中國確實要求過美國不要向日本運送戰略物資,也希望能夠獲得美國貸款去穩定國內經濟。

最後(1940年中期以後)也是最重要的,它還想購買大批美國軍火,來補足德國和蘇聯武器停止輸華之後所造成的嚴重匱乏。因此,正如過去幾章所言,促成中國政府致力於加強中美關係,從而把美國對中國的重要性,從中國外交視野的邊緣位置轉移到中央位置,其最大動力乃是來自中國的態度改變,認為美國具有最大潛能能夠給予中國最多的幫助,去進行對日抗戰。

中方這個主觀認知上的改變,大約在1940年10月分完全成熟。雖然沒有向美國政府明言,但是從蔣介石與宋子文電文和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這個基本國策的形成。10月20日,蔣介石致宋子文電中寫道,「在中美英合作中,我國當隨美國之領導,自無待言。」又寫道,「總之,國際形勢不論如何發展,中國必與美英(合作)到底。」鑑於蔣介石歷來對英國充滿敵意,但是英美又是親密夥伴,因此蔣介石之所指就是在國際上追隨美國。

這種態度在蔣介石的內心更是明確。他在10月31日日記中寫道,「如美果能協助我抗戰勝利,則中國以後建立海空軍以及其海港皆可與美國訂立二十年共同使用之協定。以我國如欲建立海空軍,論人才,物力,與技術皆非此不可。而且只有美國對華無侵略之野心,此為我後外交與軍事惟一之政策也。」

正是因為出於這個基本國策的轉向,所以中方才會在1941年春季開始就努力去促成居里訪華,聘請拉鐵摩爾任顧問,和邀請美國空軍和陸軍代表團的先後訪華。而且每一次都由蔣介石親自接待長談。證諸美國此時對華的經援和軍援尚且雷聲大雨點小,完全無法和德國蘇聯援華的規模相比,但是中方對於美國人員的禮遇和推心置腹,早已超過對蘇聯的態度,幾乎接近1938年以前的中德關係。

有趣的對比是,美方的心態和重視程度與中方完全不成比例。雖然1941年美方也採取了以上幾個外交措施作為對中方的回應,但是中方肯定仍然停留在美國外交視野的邊緣,一直維持到珍珠港事件發生為止,基本上沒有改變。以致即便是日本的攻擊讓中美兩國結成盟友,但是這種心態上的不對稱,將會持續干擾它們的同盟關係。

相關書摘 ▶1940是抗戰艱辛的一年,蔣介石對美國的愛恨也高漲到不可控制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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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齊錫生

中華民族自從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立現代化外交關係以來,八年抗戰最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和西方的交往,也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回顧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中國依然是「半殖民地」,列強在中國瓜分土地,控制中國的各種資源,但是到了1945年大戰結束時,中國的國家地位徹底改觀,列強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在主權和治權上,中國成為一個充分獨立自主的國家,在戰後新建立的國際秩序裡,中國還成為世界四強之一。

導致此項蛻變的最關鍵因素是,中國在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立即和美國、英國和蘇聯結為全球性戰略盟友,對抗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軸心國同盟,而其中特別具有決定性因素的是中國和美國的結盟。

從盧溝橋事變(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長達53個月之間的中美關係,到底經歷了何種變化?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一書向讀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向。此外,本書嘗試把這段期間領袖人物的形象、個性、心理狀態、內心深處的盤算策劃等盡量予以呈現,舉凡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光甫、胡適等人的私人檔案,日記等等,都提供讀者極大的啟示。

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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