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的過去,找尋我們的未來:臺灣百年民主運動的故事

從我們的過去,找尋我們的未來:臺灣百年民主運動的故事
Photo Credit:涂豐恩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他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太多了。臺灣人心他們不能控制……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絕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所能擁有遏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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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涂豐恩

自由和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一點是老生常談了。即便如此,我們似乎很少去想:那自由和民主到底是怎麼來的?《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讓我們看見臺灣如何從經歷殖民地、威權體制,走到了今天的模樣。

這三冊書,第一冊寫日本時代一直到228,第二冊寫5、60年代,雷震、殷海光到李敖的文星雜誌,第三冊寫70年代的黨外運動和美麗島事件,一直到組黨的過程,還有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各式社會運動。串起來的故事確實就像書中所引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句子:「政治上的教訓是:大多數人在恐懼中會屈服,可是有些人不會……人道上的教訓是:我們無需要求更多,光是如此,就足以讓地球適合人類居住。」

一、擁抱世界的臺灣

在這一百年追求民主的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有一個非常具有國際視野的開端。這麼說,不只是1920年代臺灣的知識菁英們可以到東京留學, 並在這麼帝國首都接觸到最新的政治思潮;更重要的是,當他們在思考臺灣問題,無論是自治、解放,或獨立,想的都不只是臺灣,而是把臺灣放當時的世界性框架下。因為如此,他們知道如何對外結盟,也擁有更多的思想資源能夠參照。

比如來自南投的彭華英,就曾經和中國和朝鮮的朋友組成「新亞同盟國」,目標要「追求民族解放,實現亞洲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主導下,國際間出現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呼聲,臺灣人就是抓住了這麼所謂的「威爾遜時刻」。(雖然事後證明威爾遜對東亞殖民地事務並不關心。)

彭華英因此「多次與菲律賓、印度、朝鮮民族運動者在上海大東旅館開會,計畫派遣遠東弱小民族代表前往華盛頓會議請願,要求殖民地獨立。」

討論的時候,來自中國的代表認為臺灣解放後應該回歸中國,但彭華英對臺灣的未來有不同的想像,他說「我們臺灣人希望能如比利時一樣,獨立成為永久中立國。」

更早一些,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見到了他的偶像梁啟超,希望祖國的知識份子能幫忙臺灣脫離殖民統治,梁啟超很坦白地說,祖國目前自顧不暇,幫不上忙。但他倒是給了一個建議,要林獻堂等人學習愛爾蘭獨立的經驗,這一點似乎確實啟發了林獻堂和之後的臺灣議會運動。──現在有多少人在思考臺灣問題的時候還會想到比利時與愛爾蘭呢?

除此之外,臺灣人也參與1922年創刊的《亞細亞公論》,「該刊同時使用了日本語、朝鮮語和中國語三種語言。」而且還吸引了來自印度、中國等地的作者。

另一位連溫卿則積極學習當時發明出來的人工語言「世界語(Esperanto)」,而發明世界語的初衷,就是「反對歧視、人類一家」。連溫卿後來左傾,走向超越地域的社會主義,當然不是偶然。

就算還是殖民地,當時的臺灣知識份子和運動家們,仍然並不覺得這座島嶼太小,只能受人擺佈。相反地,他們很強烈的雄心壯志,把臺灣和世界連結在一起。蔣渭水的一番話,應該具有代表性,他說:

「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民族聯盟則世界和平的前提。……我們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策進亞細亞聯盟,以達成世界和平與全人類最大幸福的使命。簡單說,我們臺灣人手中,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把鑰匙呢。」

另一份名為《臺灣》的雜誌,在創刊號上也說:做為「地球一部分之臺灣、人類一份子之島民,應急起直追適應新時代,啟發精神的、物質的文化,從而貢獻於改造世界的大業。」

1920年代的臺灣人就想著要改造世界,看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我們今天還能有這樣的視野,還敢懷抱這樣的夢想嗎?

Photo Credit: 《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當然,隨著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戰爭越演越烈,這些懷抱亞洲主義乃至世界主義的想法,若不是漸漸消散,就是被扭曲成為帝國服務。二次大戰之後,臺灣回歸祖國,思想上更是越來越貧瘠,而能有的選項也越來越少。說來說去就是新生活運動與中國文化復興運動。

在思想的審查與控制下,左拉被禁、托爾斯泰被禁、梭羅被禁、狄更斯被禁、契可夫被禁、羅素被禁、《韋氏新世界大辭典》被禁,甚至連1977年的《山葉機車使用說明書》也因為「內容猥褻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動他人犯罪」被禁。

切斷了這些與外在世界的連結,蔣經國總統還安慰大家:「我們如果能將國父遺教領袖訓詞詳細閱讀,反覆研究,則一生足夠研究,儘夠應用了。」

這話可不是隨便說說,而是對臺灣知識界有著直接的影響。前一陣子讀到一本1981年出版的《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作者深受黨國栽培,留美博士,後來回臺灣任教,還曾擔任哲學系系主任。他在書裡講到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是這樣說的:

「哈氏目前才五十歲出頭,正式年富力強之時,尚值世人拭目以待,他的重要著作如『理論與實踐』、『知識與人類興趣』、『科技之意識型態』等都已深受西方學術界重視,如果他在有生之年,還能在多多接觸中國哲學與三民主義,相信對其學術生命的開展,將有更突破性的境界。」

靠著三民主義就可以拯救全世界。就是有那樣的時代。

戰後一連串的高壓統治,讓一群有機會接觸到國際思想的讀書人──包括本省與外省的──消失在臺灣,臺灣第一位留美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的林茂生,就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後來的陳文成事件,也是如此;更不用提還有一群海外的黑名單。臺灣本省的政治菁英,大多只能在地方上經營;掌握著論述權的知識菁英,大部分力氣都得花在和獨裁的黨國體制對抗,對於其他的議題,討論似乎都不像前一個世代那樣的充滿想像力。

當然,1970年代後期,海外的民主運動逐漸了累積了力量,島內的運動者似乎也越來越清楚,要跟龐大國家機器對抗,只靠自己微弱的力氣實在難以成事。因此,像世界臺灣同鄉聯合會或是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都積極向美國遊說,希望藉著另一個帝國的力量,來防止專制體制的暴衝。結果後來這些海外勢力真的成為了民主運動重要的力量。

這似乎是又一次臺灣與世界連結的契機,當然,你可以說,那還是一個非常美國中心的世界。藉著倚靠一個帝國去對抗另一個帝國,似乎是弱小民族的不得不然。只是,一百年的那個弱小民族,就可以有這麼國際化的視野,積極的尋求與外在世界的連結,並藉此來思索自己未來的命運,一百年後的我們,會不會反而比不上他們呢?

更何況,臺灣並不真的那麼小啊。臺灣的土地跟比利時差不多大,人口在全世界在全世界排名第52,比澳洲、荷蘭和智利都還多一點;就貿易而言,是美國第11大夥伴,歐盟第21大。

或許是在黨國年代的教育體制與扭曲的世界觀下,我們太習慣用超級大國的尺度來理解自己,老是認為我們還擁有這個物產豐隆的大陸,或者能與英美強權平起平坐,結果老是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如果歷史什麼指引未來的功能,那這段故事的第一個啟示或許是:我們需要從思想上開始改變,找回那個願意擁抱世界的臺灣。

二、民主運動中的女性

1941年12月,當時就讀彰化高女的學生丁韻仙,因為被發現「藏有抗日文字」為由,被學校退學。她的生父、養父和三叔──全都是反殖民主義者──前往學校處理,但第二天,丁韻仙就被逮捕,關進了彰化看守所。當時也被囚禁在彰化看守所的,還有著名的作家賴和。

臺灣民主的百年追求,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像丁韻仙這樣的女性。這並不是因為她們人數龐大;正好相反,能夠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的女性,一直都是相對少數、弱勢,很容易就被忽略不計,但正因為難得,她們的出現才更值得注意。

丁韻仙出生的1923年,當時日本國內各種社會運動已經風起雲湧,解放婦女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婦女運動者在在挑戰保守的社會觀念。同一時間的殖民地臺灣也並未落後,各種婦女社團陸續在各地出現,如諸羅婦女共進會、臺北無產青年女子部、宜蘭婦女讀書會、高雄婦女共勵會、汐止婦女風俗改良會。

1926年2月,一位女性運動者謝玉鵑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猛醒吧,黑甜鄉裡的女青年們〉,「控訴傳統婚姻的毒害,批判男尊女卑價值觀」。謝玉鵑曾經就讀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因景仰蔣渭水的抗日運動,常常出入臺灣文化協會,成為活躍的臺北無產女青年,一九二五年,謝玉葉與同學黃細娥因參加文化協會活動,幫忙散發反日傳單,遭到警察傳訊,被第三高女開除學藉,只好到上海,進入上海大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另一位領導人張麗雲在結婚時,特別聲明「不用聘金,不用賀禮,不注重一切形式」,身體力行,打破當時的社會習俗,獲得許多追求自由的報刊的好評。

更著名的應該是臺灣共產黨的領袖謝雪紅。1926年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了一篇對她名聲不利的報導,但一開頭的描述,仍說她:「文明女子也。訪問男子,談論自由戀愛,非孝論、女子解放、赤化主義、社會主義,男子萬不及也。」

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往往連結在一起。政治上的改革,也是思想觀念的解放。目標解放弱勢的共產黨會吸引女性黨員,也許不是偶然?

可惜的是,戰後的臺灣社會,不僅在政治體制上封閉,社會風氣似乎不進反退,回到一種保守的氛圍。不知道是《百年追求》的作者並未特別留意,或是歷史真是不進反對,當年那些不顧他人眼光,參與社會改革的女性,似乎從這段時間的民主運動中消失不見。

1950年代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刊物《自由中國》,聚集了一批頂尖的知識份子,從胡適、雷震,到張佛泉和殷海光,但主導者仍是男性。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省議會被稱為「五龍一鳳」中的那一鳳──許世賢吧。

許世賢畢業於臺南第二高女畢業,後來進入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據說當年的她除了讀中華文化經典,還書架上還有孫中山全集和馬克思全集。畢業之後,許世賢回臺灣開業。「一九四五年被任命為嘉義女中校長,一九四六年當選為嘉義市議會議員。一九五四年當選省議員,一九八二年當選嘉義市長。」

許最經典的事蹟之一,是當年228事件發生時,軍民雙方對峙,情勢緊張,「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裡沒有人敢把國民黨政府發出的停戰指令,送進駐守在嘉義機場的軍隊」,沒有男人敢做,最後只有許世賢接下了這個責任。

後來省議會又有了剽悍的「南北雙嬌」:黃玉嬌和蘇洪月嬌。作者提到,1960年以《自由中國》為核心的一群人,要準備籌組新黨,因而召開會議。「會議中,桃園的黃玉嬌認為原訂的十五名召集人中女性太少,強烈要求增加一名女性,並且當仁不讓要求列名召集人。」如果在今天,她應該就是「挺身而進(Lean In)」的範例了吧。

當然這些少數個案,並沒有根本地挑戰社會的性別觀念和結構。真正的變遷還要等到1970年代以後,當時第一位點燃野火的,是後來成為副總統的呂秀蓮。

Photo Credit: David Reid @ Flickr CC BY SA 2.0

她當時出版的《新女性主義》一書,算得上戰後臺灣婦女運動的先聲,她在書中呼籲「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今天看來未必是多麼激進的主張。但本書還沒出版,就被內政部拒絕版權登記,理由是「該書立論與我國傳統觀念不能相容,言論有失偏激」。警備總部也說「該書醜詆我國固有文化」,又說它的內容「有乖社會倫常及有悖人情公序」。

追求民主和追求男女平等哪個比較危險?在威權體制的眼中,也許一樣危險吧。

但從那時候開始,女性又一次回到了民主運動的舞台。在美麗島事件大審中,就有呂秀蓮和陳菊。後來天下雜誌的創辦人殷允芃親眼目睹這起重大事件,她說陳菊讓她想起秋瑾。

在描述這段民主歷程時,時常被翻出來的一張照片,是一群為美麗島事件辯護的年輕律師,並排坐在一起,穿著律師袍,拍了一張大合照,意氣風發。其中不少人後來當然都進了政壇,包括陳水扁、謝長廷到蘇貞昌。

但還有另外一群人,沒有機會那麼從容不迫地合影留念。她們是政治受難者的妻子們。她們在丈夫入獄之後,擔負起了同樣的責任──或許是更重的責任。像其中一個人描述的,很多時候都是「陷於大人叫,小人哭,狗亂尿,諸多事情糾結不清的星期天大白天的混亂裡。」

有一次這群受難者家屬聚會,突然有大報的記者來訪,來意不明。主人許榮淑(張俊宏的妻子)勉為其難地去接待。

「她(許榮淑)讓我們一大群女人都悄悄躲進客廳旁邊的房邊,關上門,才按鈴請那位記者上樓。客廳裡面,寒暄,喝茶,問答,大概半著鐘頭不止。我們十幾個人擠坐在放著單人床和書桌的小房間裡,一聲不出,靜默聆聽。要是那位記者在客廳裡一個晚上不走,我們大概就會在小房間裡坐一個晚上不出去。他一定知道當時屋裡有很多女人,因為玄關滿地都是女鞋。他或許也能夠從明明有很多人,但是卻聽不見聲音的,不自然的安靜裡,知道大家害怕他所代表的媒體,和這個屋子外面的世界。」

安靜、害怕,還有一群擠在小房間裡的女人。那個時代的氣氛,彷彿就濃縮在這樣一個故事中。但那令人害怕的人總會離開,終有一天門會打開,而小房間裡的人們會走出來。當她們走出來,她們也會一起改變屋子外面的那個世界。

三、「祖國」與奴化的臺灣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派兵來臺接收,原本該是歡欣鼓舞的回歸,結果卻完全走了樣。

第一個震撼,來自想像與現實間的落差。來臺的祖國國軍,並不如預期般地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士氣高昂。相反地,許多人印象中見到的,是一支剛剛脫離戰場,疲憊不堪的隊伍。

雖然如此,《百年追求》的作者提到,當時社會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

「你不要小看這些祖國兵喔,他們揹著雨傘,雖然不好看,但是當遇到敵人時,傘一張開,可以飛天呢!」

「你以為祖國軍隊怎麼打敗日本兵的?他們厚厚腫腫的綁腿裡,綁著鉛塊呢!平時練腳力,緊急時就可以飛簷走壁阿。」

相反地,負責接收的官員們,對於本地的臺灣人,卻是看不太順眼:

「1946年四月底,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在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演講,公開指控臺灣人抱有獨立思想,意圖臺人治臺、排擠外省人員、對接收工作採取旁觀的態度,因此,他指控『臺灣人完全奴化了』。」

除了「奴化」之外,在當時的官方報紙如《臺灣新生報》上,臺灣人也被說是「崇日」、「自卑」,「沒有人才」、「不解國文國語」、「缺乏民族精神」,所以必須「肅清日本思想毒素」。換句話說,就是要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經過六十多年,類似的論述又在最近重出江湖,不能不說有點奇妙。)

但「臺灣人奴化論」引起強烈地爭論,當然也引發反擊。1946年,王白淵就在《政經報》上發表一篇〈告外省人諸公〉,他說:

「臺省本是一個富有秩序的社會,雖是在日人高壓之下,還有保存著自己的社會道德,不能泯滅的志氣。……臺省在各方面,具備近代民主社會建設的諸條件。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是鬼話,除非別有意圖,完全不對。……只以為不能操標準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過於欺人。

臺灣自有臺灣之衷,頂愛臺灣人亦是臺灣人。我們以為臺胞應該負起歷史的使命,不可將自己的命運送給外省人。在以臺治臺的原則上,共同奮鬥,才有一天可以像人。」

不過,該如何以臺治臺呢?當時,林獻堂和廖文毅提出「聯省自治」的說法,意思是說「軍事、外交、金融等全國事務,都交給中央來辦;普通行政、交通、教育、產業等地方性事務,交給省來辦。」

「聯省自治」不是林獻堂等人發明的。民國初年,就有人認為應該效倣美國,採取聯邦制,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梁啟超支持、胡適支持,連毛澤東都曾經主張各省獨立,而且就應該從他的故鄉湖南開始。他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寫著:

「二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而推動「聯省自治」的要角之一,則是主掌廣東的陳炯明,為此他還跟主張統一的孫中山起了嚴重衝突。陳炯明為了理想或是個人利益,很難簡單說清楚,或許兩者都有吧。不過後來陳炯明不敵國民黨軍隊,黯然離開政界,不但他自己被視為判徒亂黨,聯省自治的想法也沒能實現。

幾十年後,當時林獻堂等人再次「聯省自治」的說法,官方代表當然不同意,立刻質疑:「閩人治閩、粵人治粵這種論調,還有排斥外省人的意思,不是嗎?」

林獻堂聽了連忙解釋:「絕對沒有驅逐外省人的意思,外省人儘可來台灣發展。」廖文毅也補充說明:「我們主張的『聯省自治』,其實就是美國式的民主。」

當然,這樣的說法並未被接受。

在這種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籍間的衝突浮上檯面,並不讓人意外。甚至到了60年代,即便是在民主運動的內部,省籍之間的緊張也並未消散。

當時《自由中國》為中心的團體準備籌組新黨,可是「1960年五月雙方合作組黨的計畫進入行動階段的時候,雜誌社的健筆戴杜衡警告雷震說,『把臺灣人搞起來了,大陸人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個作法。』」

Photo Credit:  Isaac Mao  @ Flickr CC BY 2.0

Photo Credit: Isaac Mao @ Flickr CC BY 2.0

談論省籍問題不是一件讓人舒服的事。但就在不久之前,省籍還是一個非常熱門,容易引發強烈情感的議題。記得李敖大師當年還曾經鐵口直斷,馬英九絕對不會當選總統,「因為他是外省人」。不過大師的預測也會失準。今天在媒體上談論這個問題的頻率似乎開始減少,在我身旁,和我同一個世代的人,似乎已經不覺得彼此省籍區別特別重要,沒必要分,也常常也分不出來。

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族群能夠和平共處,彼此融合,當然是好事。不過回歸歷史,如果要真正瞭解臺灣社會的發展,不可能將省籍因素視而不見。比如,到70年代中葉,「高普考錄取名額,一直是根據以前在大陸時的人口比數,亦即,每一個在台的外省人,擁有比臺灣人高一百八十六倍的錄取機會。」

換句話說,對於那個時代的人而言,省籍不只是一個抽象或虛構的問題,而是對日常生活有著直接而實際的影響。高普考不過是諸多例子之一。從歷史經驗與生活型態的差異,到實際利益分配的衝突。肯認這一點,我們或需會對許多仍然存在臺灣社會的現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吧。

四、通往未來的過去

「1980年,作家陳若曦回到睽違十八年的臺灣,帶著三十幾名旅美華人知識分子的連署信求見蔣經國……蔣經國看了連署信,只說:『一切會依法行事。』」

覺得有點熟悉嗎?那再看一段:

「1972年4月4日起,《中央日報》連續六天刊登署名『孤影』的〈小市民的心聲〉撻伐《大學雜誌》,反對學生運動、反對學術自由,反對自由派知識分子。作者說:『我的政府讓我平平穩穩維持一個卑微的生存,我已十分滿足。』」

有人追求自由,就有人想要安穩與卑微的生存,並且自稱是小市民、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是不是大多數,實在很難說,不過他們顯然不只是小市民,也不會是沉默的。

比如1986年,黨外人士又一次準備籌組政黨。《中央日報》就發表社論,高聲批評「極少數無視國家前途與法律尊嚴,置社會安危於不顧。不但不知何衷共濟之為貴,反而趁國家之危,來傷害國家的團結安定。」

「參謀總長郝柏村則說:『現在偏激份子揚言組黨,其主張實際否定中華民國,或與中共統戰呼應,或為臺獨,當然不能容忍。』」

閱讀《百年追求》所描述的臺灣民主運動,有時感覺過去其實從未過去。那些話語,過了幾十年竟還可以如此熟悉。但那樣的熟悉感,並不只是由於歷史的反覆重演,也是因為那些歷史確實還以各種形式,存留我們每天的生活之中,不曾遠離。

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聯合報的報導。

1960年臺灣舉辦地方選舉,卻不斷傳出舞弊的問題,當時一群人士舉辦了「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在選後發出了這樣的聲明:

「國民黨黨政當局在地方選舉爭策動的種種違法舞弊措施,都是由連震東以臺灣省民政廳長的的身分,直接間接負責推動和實施的。時至今日,在臺灣各地選民的心目中,連震東以成為摧毀臺灣地方選舉的執行者。老實說,國民黨黨政當局如果稍有悔悟之心,便應先革連震東之職,以謝國人。連震東如稍有負責之恥之意,更該引咎辭職,以求贖罪於選民。」

連震東是誰呢?你或許知道,他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黨營《中華日報》社長,之後又當過國大代表、國民黨副秘書長,並且官運亨通,高昇至內政部長、政務委員。當然,他有一個我們今天更熟悉的身分:他是連戰的父親,連勝文的祖父。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父親:《臺灣通史》的作者連橫……

不過當年,《百年追求》的作者告訴我們,「連橫因為寫詩,被邀請加入臺灣中部著名的文學團體『櫟社』。連橫後來在日本報紙上發表文章,為日本殖民政權的鴉片政策辯護,社友提議將其開除。可是根據社規,唯有『污損本社名譽者』始能開除。

「理事會議討論的時候,林獻堂發言說:『污衊我先民,以做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需吸阿片,似此寡廉鮮恥之輩,何云不污損本社名譽?』《臺灣民報》也因為連橫的文章而不願聘用連震東。」

「林獻堂在發言主張開除連橫之後一週,連橫和連震東父子拜訪林獻堂,請其向《臺灣民報》說情。林獻堂也確實做到了父罪不累及子原則,寬大地向報社說:『震東頗可造就,且不可因其父而棄之。』」

至於臺灣的另一個大家族──辜家──也被寫進了這段歷史之中:

「臺灣第一御用士紳辜顯榮已於一九三七年過世,家族事業由辜振甫主持。辜振甫,一九一七年生,自幼稚園起就受日本人一樣的教育,被《臺灣新報》總主筆伊藤金次郎描述為『容姿端麗、舉措闊達,頗有貴公子氣質,在日本軍、官方的社交圈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其長袖善舞的社交風格,更被視為臺灣頂尖人物。』」

這些形容讓人不禁想起辜的孫輩辜仲諒,同樣受到媒體萬般寵愛。即便當時捲入陳水扁前總統弊案,逃亡兩年,以通緝犯身分回臺,不少媒體還是說他「帥氣」、「風流」。甚至在他做偽證的行為尚未被揭露前,還有報導說他默默地做公益,彷彿為善不欲人知。也許是臺灣社會對有錢人特別寬容?又或者該說是財團與媒體之間的盤根錯節?

回到辜振甫。

「戰爭末期,辜家在上海的財產因戰局激化即將泡湯,辜振甫央託臺灣軍高層,以軍隊機關名義,將三百五十萬會回臺灣。為了表達對軍方的謝意,將其中一百萬圓捐贈軍人遺族援務費。當時報紙還以〈辜振甫氏之美舉 捐獻軍人援護費 一出手即百萬圓〉,稱許他的慷慨豪舉。」

「不料,日本即將戰敗!辜振甫與其說捨不得這一百萬圓,毋寧說是擔心此事被中國官方知道,後果堪虞,因而翻臉不認人,反過來向軍部索取這筆鉅款。伊藤金次郎認為『這是需要相當厚臉皮才做到的事。』」

但或許正是如此,才能保住辜家在臺灣的事業版圖吧。

(弔詭的是,辜振甫在戰後曾經因為被指為漢奸、臺獨、意圖與日本人「共同陰謀竊據國土」而逮捕,判刑兩年兩個月。而他在坐牢期間,正好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辜振甫因此逃過一劫。)

吳三連(左二)當選臺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後在辦事處與支持者舉杯同歡。|Photo Credit: 秦凱

歷史中好像總是有些聰明的或幸運的人,可以永遠站對的那一邊,另外有些傻子則永遠站錯了邊。我們該欣羨那些聰明人還是記得哪些傻子呢?我們又該選擇當聰明人還是傻子呢?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出版了最後一期,社論由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執筆。他有很清楚的答案:

「在這個小島上,他們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為利是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權時代一樣,在臺灣把有人格有氣節有抱負的人很有效地消滅殆盡了。他們控制了一群以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制著一群藉著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制著藉唱萬歲而飛黃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成千成萬當面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制著臺灣一千萬人的身體。然而,除此之外,他們還控制著什麼呢?」

「他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太多了。國際局勢的演變他們不能控制。臺灣人心他們不能控制……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絕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所能擁有遏阻的。」

在那樣的年代裡,殷海光所說的這段話,與其說是關於現實的描述,還不如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未來的期許。只但願這樣的樂觀和熱情,也能夠跟著我們,繼續臺灣對於自由和民主的下一個百年追尋。

本文獲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