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之業:專訪《徐自強的練習題》徐自強與導演紀岳君

未竟之業:專訪《徐自強的練習題》徐自強與導演紀岳君
Photo Credit:林姵菁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紀錄片拍完了,他倆之間拍攝與被攝者的關係宣告終止。訪談結束,堅稱不太熟的兩人一拍兩散,言談上果真沒再有太多交集。然而,習題解完了嗎?除了徐自強的習題,顯然還有太多道難題要解。

徐自強案件達更七審時,接手的檢察官頗有名氣,開庭前,徐自強聽他私下對律師說:「我找不到證據。」當時案件纏訟已達15年,卷宗厚厚一大落,其他檢察官都用拖的,這位檢察官手上只有小小一疊卷宗,外加三本書。

檢察官出場,只見他亮出書封,在庭上繞了一圈。書內是關於受害者及其家屬的故事,他光講這些人遭遇的痛苦,就講了十多分鐘。然後,他轉頭問庭上,也問大家:「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折返座位,檢察官拿了張A4的紙,又繞了一圈。只見那紙上印著一個大字:「貪」。他說,「就是因為『貪』字。」

語畢,檢察官把那張紙撕碎,拋向上方,一片片灑落下來.......。

故事的開場與下場

這是訪談當天,徐自強跟我說的故事。1995年,徐自強因為兩位友人的自白,成了黃春樹綁架撕票案的共犯。最終主動投案欲求清白,仍以擄人勒贖而故意殺人遭判死刑。在司改會、廢死盟等民間團體以及義務律師的協助下,從上訴到釋憲,徐自強經歷7次死刑、2次無期徒刑判決,全案纏訟20餘年,經手超過70位法官,最終無罪開釋。

入獄時,他年僅26歲;無罪定讞時,已經46歲。

上頭提到的故事發生於2010年,當時案件已達「更七審」階段,判決首次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罪名仍在。回憶更七審那名檢察官跳梁小丑般的荒唐行徑,「現場大家都笑了,」徐自強說:「只有我一個人完全笑不出來。」《徐自強的練習題》導演紀岳君坐在一旁,為他補上故事的後記,他說道:「後來我碰到這個檢察官,問他記不記得當年庭上有這樣的事情?結果,他很誠實地跟我說,他接到這個案子其實才一個禮拜,卷宗看都沒看。」紀岳君感嘆地說:「你知道司法體系是這個樣子,怎麼有辦法不憤怒?」

徐自強與紀岳君(拍攝者_吳東牧)
Photo Credit:吳東牧攝/榖得電影提供
自2012年起,紀錄片導演紀岳君(右)接下了拍攝徐自強案紀錄片的工作,在這5年的跟拍過程中,與徐自強建立起特別的關係。

2012年,因救援的律師團繼續上訴,最高法院發回更八審,判決仍是無期徒刑,但因《刑事妥速審判法》通過,審理案件之嫌犯羈押期限上限定為8年,徐自強暫時從臺北看守所釋放。紀岳君也是在此時,經記者吳東牧引薦,著手紀錄片拍攝。2015年發佈短片版成果,長版紀錄片則遲至2017年8月才於全台上映。

《徐自強的練習題》開拍時,紀岳君導演33歲,新婚;上映時,他38歲,離異。他刻意將5年前後的婚姻狀態,自曝於片中,作為開頭與結尾。這段期間,紀徐二人各自的狀態都有戲劇性的轉變。紀錄片開拍時,兩人展開拍攝與被攝者的關係,跟拍了整整5年,我不免假設他們有一種「親密關係」。可是,兩人一起受訪時,卻異口同聲地說:「我們真的不熟。」儘管如此,他們兩人之間隱隱有一股默契,讓他們總能接著對方的話頭,把故事講下去。

1.368坪星球裡的小王子

這默契並非一開始就有的。回想首次相遇,紀岳君說:「我去看守所之前,大家就跟我說他不太會說話。那時候我心想,不講話,很難拍,也懷疑,會不會他想要閃躲什麼?」

不像蔡崇隆的《島國殺人紀事》系列中的其他冤案,有許多科學鑑定或物證能替人說話,紀岳君碰到的狀況,是看守所不允許他進獄中拍攝另外兩位共同被告,所以只剩下即將出獄的徐自強的說法。偏偏徐自強不愛說話。

關押20年後,徐自強受邀四處演講、受訪,侃侃而談。天外飛來的牢獄之災,意外練就他獨特的黑色幽默,言談內容分明極其悲涼,卻總能逗人大笑,時不時調侃自己的獄中生活:「那時兩人住一間牢房,很多人想跟我住,因為跟我住的常常改判!」然而,他其實是出獄才重新學會說話的。「那時兩個人每天住在一起,我都知道他下一刻要幹嘛了,有什麼好聊?你整天就是吃飯、睡覺,點名喊右。」從那令人窒息的無聲中獲釋,有千言萬語想說,卻全然語塞,不知從何講起。「你心裡可能很多話要講,但嘴巴沒有辦法出聲。實在太久沒講話了。」

徐自強到學校跟學生演講
Photo Credit:榖得電影提供
徐自強離開監牢之後,投身司法改革運動,受邀四處演講,講述他這20年來的經歷。

「這種關很長期的死刑犯,會出現『待死現象』。有一個被關48年的日本人,每天出來對著窗戶,手舉起來,喃喃自語,跟外星人溝通,」紀岳君導演邊說,邊將食指與中指交叉的雙手,舉得老高。

徐自強說,他自己也曾經神經衰弱,長時間無法入睡。除了長期監禁導致失語,在庭上,他也找不到字句為自己出聲辯護:「沒做的事情,根本沒辦法證明;沒參與的案件,你很難聯想出一套劇情。你只能說『我沒有』,但這個『我沒有』是很不利的,你一定要講一套東西說服法官。」

李濠仲的《1.368坪的等待:徐自強的無罪之路》書中,提到原來不愛看書的徐自強在獄中開始看書。我問他都看什麼書?強哥有點頑皮地說:「武俠小說會看,連卡內基我都看了喲。」又問,他最喜歡哪一本?「《小王子》,」他說:「我看了很多遍。」

1.368坪的囚牢,如同一座孤立的星球,徐自強就住在那星球上面。再翻看《小王子》,不難發現為何他鍾愛這本書。幾句經典台詞,就像他不能呈堂證供的自白:

我如此的過著孤單的生活,我沒有一個可以真正跟他談話的人。

-《小王子》第二章

進到法庭,則像進到一座人人唇舌滔滔的「辯術之城」。好像該為自己說點話了,但面對自顧自演說,盤問之後,又對答話充耳不聞的法官及檢察官「大人」,他發現自己仍舊無話可說。他的話便越說越少,越講越小聲。《小王子》書中的另一段話,大概又道盡了徐的心聲:「大人們從來不會一下子瞭解一件事,而向他們一遍又一遍地說明,對孩子來說,是件令人疲乏的事。」

從魔咒到習題

2012年起,紀岳君投身徐自強案件,一方面他必須面對眼前這個失聲的人;另一方面,卻必需處理纏訟15年的案件,累積下來的海量訊息,包括7次審判的結果、兩位共同被告的自白、媒體影音文件、報導文字與標題,乃至徐自強開卡車與檳榔攤、賭博的前科、小平頭與因睡眠不足而眼下兩圈黑的外貌、逃亡事實等等。排山倒海而來的負面印象與湧入的資訊,輕易就壓蓋過弱勢的細微發音,不自覺便被將人推向「有罪推定」的灘頭。

「你會不會被影響?會。這個刻板印象很容易就上來了。說實話,一直到我們申請經費的時候,大家還是有疑慮。」紀岳君坦承,他也曾陷入「有罪推定」的刻板印象裡;但同樣的,出於救援心理,由於只能聽到徐方的一手說詞,又極易落入「他無罪」的前提之中。

徐自強的練習題 劇照1
Photo Credit:榖得電影
2012年,《速審法》修正通過啟用,徐自強成為第一位羈押超過8年,不得再積壓的被告。紀岳君導演也從此時開始拍攝他的故事,由於案件始終在審理過程中,作為拍攝者也不斷地在有罪、無罪的揣測中焦慮。

「其實我的片子最早提案的時候,是叫做《女王魔咒》,」紀岳君說:「這是來自拉丁俗諺:『自白是證據的女王。』以前的時代,就像包青天辦案,取得自白,案情就水落石出。可是自白有可能來自刑求,也可以捏造。而徐自強這個案子,除了他的不在場證明之外,沒有太多證據,都是說法。」

「只有說法,我發現我沒辦法通抵真相。」就像法律制度的自我修正,從以往「職權主義」不找到真相、絕不放棄的態度,轉為「當事人進行主義」,從不同證據與說法中,法官要客觀中立地判斷,哪一方比較接近真實,「而這就是『無罪推定』。」

「我們不是神,」紀岳君說:「拍這部片,促使我反省紀錄片工作者的位置,我們『都是說故事的人』。絕對不是誰的故事說得比較好,誰就是真理。」不再糾結於那道解不開的魔咒,因為他明白,應該要處理的是關於人性、那道解不完的習題。

小王子在旅行時,遇到任命他為司法部長的國王,對他說:「你可以審判這隻老鼠。你可以隨時隨刻判他死刑。這樣牠的生命就依存在你的審判上。但是為了節省,你得每次都赦免牠,我們只有一隻老鼠而已。」未審先判走到極端,可以捕風捉影,可以讓別人的生命依存於你。有罪推定,可以讓你擱置真相,一再重蹈覆徹,逕行拖磨別人的生命。

就徐自強案而言,這一拖磨,就是20餘年歲月。

人性的芒刺與香氣

20年來,台灣司法制度因為司改會、救援律師團、冤獄平反學會、志工等眾人努力,經歷改革與轉型,這也是為何他能盼到獲釋、無罪定讞的那一天。「是有變革沒錯,但是已經犧牲太多人了。」說到這裡,徐自強一反平淡語氣,稍稍激動了起來,說道:「我出來以後,感覺什麼東西都變得很快,但就是司法變得最慢。司法應該要是改最快的啊!」

憤憤不平之餘,徐自強卻又連聲說「自己非常幸運」,畢竟少了任何一環,他人就不在了。這個感到幸運的轉捩點,來自於一位「不只是來索求答案,而是來好好聽你訴說」的人。紀岳君接上了強哥的故事:「那時候,他在監獄裡碰到廢死聯盟的林欣怡。林欣怡見到他,一句話也不說,就把他的手握緊。從那一刻,他慢慢轉變,開始相信人性。」

紀岳君接著說他自己的事,「拍紀錄片、剪接其實也是一樣,當然程度不同,但我也深陷其中,很痛苦,會自我懷疑。」然而,監製廖慶松的參與,讓紀岳君得以從自我封閉與懷疑的輪迴中釋放出來,「某一天,廖桑來了,他居然看得懂我要表達的東西。我覺得被理解,願意把故事說出來,面對自己。」

紀岳君導演解釋待死現象
Photo Credit:林姵菁
紀岳君在拍攝《徐自強的練習題》的5年間,經歷婚姻與離異,他也將這個故事放進影片中。

2015年9月1日獲判無罪當天,一群司改會的夥伴及志工,一人拿著一朵玫瑰花,在法院門口等徐自強。首度獲判無罪,這二十年來,徐自強從沒掉過的淚,掉了下來。2017年,《徐自強的練習題》在台北電影節中,獲頒由全國自主勞工聯盟等公民團體發起的「社會公義獎」。他們或許終於不再懼怕人性的芒刺,漸漸能擁抱其散發的光和香氣。

有人說徐自強凍齡,他說,頭髮是染的啦,但心境真的還停留在二、三十歲。他又笑著跟我說:「我根本不想交四、五十歲的朋友,所以也沒有打算找以前的朋友,也沒交新的朋友。」但是,司改會的夥伴們難道不是朋友嗎?「他們是家人,」他篤定地說。

未竟的習題

重獲自由身的徐自強如今是司改會的正式員工,他總是最早到辦公室來,在紀錄片中你也會看到他負責整理文件資料,甚至拿起鐵鎚、釘子從事修繕。工作以外的生活,他陪著自始至終陪他打官司、找資源、賣了3間房,如今住在鐵皮屋中的母親,以及錯過他整整16年成長歲月的兒子。徐自強說,家人心理還是有陰影,擔心他一出門人就不見了,但現在至少我們都很懂得珍惜彼此,一起過著簡單快樂,自由自在的生活。「如果沒有走過這一遭,我還會一直在追逐『以後的』幸福。經過這些事,我才感到,其實自己一直處在幸福當中。」

徐自強
Photo Credit:林姵菁
1995年徐自強投案時,兒子甫上小學,經過20餘年,不但自己老去,甚至兒子也已結婚生子。如今他成為司改會的正式員工,生活除了工作就是陪伴家庭。

「他從以前就是相信朋友,相信家人,所以才會讓自己變成這樣啊。中間經歷那麼多事情,他曾經恨所有的人,但如今回到這樣淡定的狀態,」紀岳君說,「看起來很簡單,可是你就是做不到耶。」紀岳君在片中坦承,他還是沒辦法完全相信人性,訪談現場,他又說了一次。

或因如此,紀岳君理解人性的不完滿,藉此與觀眾溝通,「那些法官與檢察官,要是他們懂得好好生活,壓力不那麼大,卷宗不那麼多,可以好好審,其實不會有那麼多問題。」紀岳君說:「好好生活,究竟有多難?」這句話像在問我們,更像在問自己。

紀錄片拍完了,他倆之間拍攝與被攝者的關係宣告終止。訪談結束,堅稱不太熟的兩人一拍兩散,言談上果真沒再有太多交集。然而,習題解完了嗎?除了徐自強的習題,顯然還有太多道難題要解。

我看著徐自強轉身鑽進當天訪談位在的司改會辦公室裡;紀岳君呢,則忙著策劃線上書展,推廣「法普」書籍。面對司法與人性的失靈,他們的取徑不同,一個因「事故」而來,一個則藉「故事」前行,雖狀態略有不同,但都曾深陷懷疑的囹圄,也因被理解而獲釋。我心想,他們約莫會這樣,平行又交會地,為了救援和理解一路奔走下去。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