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法治觀念不足」為由反對人民參與審判,這樣合理嗎?

以「人民法治觀念不足」為由反對人民參與審判,這樣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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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職業法官的判決與國民法官的判決皆具有司法正義的性質,並且國民法官的裁判基礎不得脫離法律基礎下,所謂「我國人民法治觀念不足」便不會使我國司法正義有所減損,反而更能發現職業法官是否真的是恐龍與法律是否過於老舊的問題。

文:石金堯(台北大學刑事法組碩士生、律師考試及格)

司改國是會議甫剛落幕,總統蔡英文於最後的總結會議中,認為我國現行的司法審判制度並不完善,應當讓人民走進法院,司法院亦聲明我國未來的改革方向應採「陪審制」「參審制」或「專家參審」須仍待研議,並且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已承諾將在年底送出相關法案,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似乎在蔡英文任內必然實現,讓我國司法裁判能納入「國民情感」,適時反映「社會通念」,建構出一套深受我國人民信賴的司法體系。

然而,如此的司改方向並非全然的受到支持,從網路上對於人民參與審判的討論中,得以看見許多法律人或非法律人的疑慮,其中最常被提出的論述是認為「我國人民法治觀念有所不足」,人民參與審判所為之判決會「與法不合」,背離應依我國法律為之的義務,若乍聽之下,如此憂國憂民的論點似有幾分道理存在,但若對於人民參與審判所彰顯的內涵與建構之制度加以觀察,則有過於杞人憂天之嫌。

目前司法院雖尚未提出相關草案以供參考,民進黨也未在司改國是會議間或結束後提出,但早在民國104時,民進黨已在立法院提出相關草案,而草案的研擬過程有專家學者的參與討論,因此雖該些草案已離當今數載,但大致的架構方向與立法精神應不會差異過大,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民進黨於當時總共提出了三個版本,在各版本的總案說明與草擬法律條文中,都明確的指出並非所有刑事案件皆得適用人民參與審判程序,諸如成本效益的考量下,排除了部分罪名的適用(田秋堇等21人「陪審團法草案」)、在檢察官公訴下,被告認罪之案件不得適用(柯建銘等26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非具重要性而未被明列得適用之罪名,不得適用(吳宜臻等20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等。

此外,三個版本都共同的給予被告「程序選擇權」,被告得自行選擇自己的案件要交由職業法官審判程序或人民參與審判程序,不因檢察官起訴之法條、案件矚目程度、檢察官請求、告訴人請求或其他事項而強制被告「應」行何種程序。

且在人民參與審判的程序中,法官有向國民法官「闡明法律解釋適用」的義務,對於行人民參與審判程序所作成之判決,並非完全毫無救濟程序以供被告尋求,當判決違背法令時,則由全職業法官組成之上訴法庭審查,法令解釋顯為不當正是違背法令之事由,而這正是防免「人民法治觀念不足」的制度。

此外,撇除我國憲法是否僅允許職業法官審判制度的爭議,在美國、德國、日本與韓國皆已有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存在,這隱含著人民參與審判在政治哲學、法律哲學或其他學門當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論基礎使其正當化,甚至得做為司法正義的體現之一,若人民參與審判會削弱正義或造成不正義,以正義作為核心架構的司法豈能容忍人民參與審判的侵蝕。

人民參與審判所做成的判決與職業法官所做成的判決皆得以體現司法正義下,兩者作為我國司法訴訟制度即具實質正當性,被告具有程序選擇權來決定所要信賴的正義,而在非法律專業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亦有職業法官能闡明法律,並在某程度上有權能改定人民參與審判所執的法律解釋適用。

就此,所謂「我國人民法治觀念不足」並不具任何力道來反對人民參與審判之制度,並且若就當我國訴訟程序採雙軌制後,對於判斷事實認定之孰優孰劣,自然可供人民判別,若職業法官認為自身並非較無社會經驗影響事實認定而易作出「恐龍判決」,豈需擔心遭受淘汰的結果,職業法官或許反倒得以獲得人民之信賴。

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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