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條例》——社會秩序及集會自由之間的張力

《公安條例》——社會秩序及集會自由之間的張力
Photo Credit: Franki Chan / AP Photo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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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並非所有公安案件都有人權法的考慮,但一旦涉及示威遊行,須按人權法的法律明確性、相稱性等作衡量,而公眾秩序本身也可證成限制集會示威自由的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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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K

《公安條例》作為在1966年的產物,其時代背景是從天星小輪加價及工潮等六七暴動,目的為了殖民政府控制秩序治安、擴大警察權力等提供法理依據。其後,政府及立法局在1980年及1995年再次因政局社會改變而增訂通知制度。

在80年代中期以後,大部份的公眾集會及遊行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但警方仍是以管制的方式看待,甚至視示威者為非理性、暴力及危險的滋事份子。同時,條例亦賦予一定酌情權讓警察「決定一切所需措施」。

罪名製定本身有其時代背景。雖然並非所有公安案件都有人權法的考慮,但一旦涉及示威遊行,須按人權法的法律明確性、相稱性等作衡量,而公眾秩序本身也可證成限制集會示威自由的要項。

在梁國雄2005年終審庭案中,包致金NPJ曾經引用對《公安條例》的批評:

此條例的修改是佳日思教援大力批評的回歸修改之一。在《香港新憲法秩序》第454頁中,他明言除了回歸後修改了《公安條例》及《社團條例》外沒有對人權造成很大的限制。上訴庭也參考了1999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香港總結報告,指公安條例的應用可能會過度限制集會自由…

他在121段續指,法官的責任就是要確保在維持社會秩序時,限制人權集會自由的代價不是太大。他繼而引用美國典據,「當保持社會體制不被暴力推翻的重要性愈高,言論集會自由、新聞自由等憲法權利愈需被保障,使自由政治討論得以進行,政府需為人民負責,亦可促成和平改革。」

包致金NPJ在楊美雲案第144段又定下開明的解釋:「《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下的保障,不會純粹因為集會、遊行或示威對公路上的自由通行造成某種干擾而被撤回。本席認為,除非所造成的干擾屬不合理,即超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可容忍的程度,否則集會、遊行或示威不會失去這項保障。……可合理地預期公眾能容許甚麼,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法庭務須謹記,毫無保留地保存相關自由,正是合理性的定義,而非僅是用作決定是否合理的因素之一。」

這也是為何不少團體及學者一直倡議要修改《公安條例》的原因。

本文獲授權轉載,原文見作者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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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家榆
核稿編輯︰歐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