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國軍尊嚴的兩種改革路線(上):與社會改革同步的普魯士方式

建立國軍尊嚴的兩種改革路線(上):與社會改革同步的普魯士方式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普魯士成功的透過制度設計,完成了「軍隊國家化」的政治改革目標。同時將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民主、平等」價值,內化成分散執行的原則,成為普魯士軍隊所向無敵的戰力來源。這也讓普魯士的軍事改革,成為與社會改革同步的典範。

最近兩週,有關國防部的新聞不停的躍上媒體版面。先是兩週前因為軍官缺額的問題,國防部規劃讓士官經過十週的軍官通識教育及管理課程後,得以轉任少尉軍官。再來是上週有媒體刊登飛官在飛機上載運麻糬的照片,質疑飛官這樣載運私人物品是否違反軍紀。而國防部推出預計在年底換裝的「艾森豪短夾克」新軍裝,在這週也遭遇五千名網友連署反對。

這三個事件,乍看之下彼此之間沒什麼關聯。但若是我們去探究背後的原因,這三個事件都反應了一樣的問題。在飛官用軍機載麻糬的事件中,空軍最終作出不懲處該飛官的決定。但質疑的民眾認為將私人物品帶上軍機,象徵了軍紀的廢弛以及對工作的不尊重。而飛官的支持者則是舉出美國、中國及各國空軍的例子,指出將私人物品帶上軍機並沒有違反軍紀。相反的,這是一個在各國空軍都相當常見的習慣

這場爭議反應了軍方跟部分民眾對軍紀與軍事相關規範的認識有落差。而且當落差發生時,部分民眾第一時間的反應是不相信軍方的判斷,展現出質疑,甚至是敵視的態度。

若是我們探究這種態度形成的淵源,源自於近二十年來軍方所累積的各種負面形象。這些負面形象一部分來自於媒體披露將領公器私用,以及種種弊案所帶來的不良觀感。另一部分則來自年輕人在義務役期間,在軍中經驗各種教條式的規定僵化的組織文化所產生的普遍反感。2013年爆發的「洪仲丘事件」之所以能號招這麼多的社會大眾響應,便是這兩類軍隊負面形象集大成所引起的巨大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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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2013年8月3日,上萬群眾聚集在總統府前「送仲丘」,要求政府為陸軍下士洪仲丘遭虐死事件啟動特別調查,以及檢討非戰時期軍事審判、徹查軍冤案等訴求。

而這些負面形象,多少也影響了這幾年軍人的社會觀感,連帶影響了軍人這個職業在年輕人就業上的排序。因此也造成了報考軍校人數下滑,甚至出現軍官缺額的情況。這也使國防部推動開放士官轉任軍官。雖然說這項政策提出後,社會上的爭議在於相關轉任機制能不能確保士官轉任的專業性;也有人提出,這樣的機制可能進一步衝擊報考正規軍校的人數

但我們追本溯源,根本問題仍在於年輕人並不把從軍當作生涯規劃的優先選項。在之前的〈軍人吃得好很重要(上):跟各國相比,台灣軍人待遇好嗎?〉一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對照鄰近的亞洲國家,台灣軍人的待遇並不差。如果考慮物價差距,甚至不輸身為已開發國家的日本。政府在近年財政困窘的狀況下,仍是努力提升軍人待遇。先前的年金改革,也決定軍人福利不會像公教一樣刪減。

但縱使有不錯的薪資待遇,我們仍然可以觀察到社會並不崇尚軍人這個職業。因此比較合理的推斷,問題根源還是指向台灣軍人的社會形象偏低。

而國防部在最近推出「艾森豪短夾克」換裝計畫。依據國防部發言人陳中吉在8月15日記者會中的說法,便是希望從軍人的外觀下手,逐步提升軍人形象的一環:

國軍希望官兵服裝和各國比較毫不遜色,特別是我國擁有好的材質、布料與紡織方面的專業,國防部會參採專家意見。⋯⋯有很多人認為,改變軍服難道軍人地位就會提升?其實國防部是齊頭並進,改善官兵生活、各項加給、各單位軍紀安全要求和提升,都是齊頭並進,而非「改善軍服等於提升軍人地位」的單一論述,國防部會從更廣的角度,多元提升。

以政策方向來說,國防部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從外觀開始逐步提升軍人形象的做法並沒有錯誤。但目前所遇到的阻力,仍然反應了軍方跟社會之間互信薄弱。受過去的負面形象所累,國防部所推動的政策也容易遭受社會負面的解讀跟質疑。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根本的問題在於軍方如何透過改革來重建民眾的信心?但這個問題的複雜之處,在於軍方跟社會之間互信低落的現狀下,軍方無論提出何種改革方案,恐怕都不容易取得社會的支持。

不過這樣的問題也不是台灣所獨有。歷史上,許多國家的軍隊都曾經經歷過與形象低落,社會互不信任的階段。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例子,思考台灣軍隊改革可能的方向。其中普魯士跟美國,是兩個在軍隊的組織文化上足以被當作標竿的典範。但這兩個典範,在歷史上都是從比當前台灣更慘的狀況中建立起來的。而這兩種典範建立的過程,又恰巧標誌了兩種不同的改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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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Ernst Zimmer @ public domain
普法戰爭

普法戰爭中一戰成名的普魯士參謀本部體系,是從18、19世紀之交的普魯士軍事改革奠定的。這項軍事改革,是整個社會改革的一部分。是在普魯士面對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革命浪潮時,進行政治改革的一環。因此普魯士的改革方式,是社會進步帶動軍事思想革命所造成的結果。

參謀本部體系這個構想則是早在1795年就被提出來。但當這個構想被提出來的時候,是普魯士軍事史上最黑暗的時代。當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全民皆兵的「徵兵制」。徵兵制代表當時的戰爭已經擴大為國與國死鬥的無限戰爭。但包括普魯士在內,多數歐洲國家的戰爭觀念都還停留在17、18世紀流行的貴族有限戰爭

當時普魯士的軍官團仍以貴族軍官佔大多數。貴族出身的軍官,帶領著目不識丁只想領錢的士兵組成的軍隊,用嚴厲的刑罰、僵化的教條來維繫軍隊紀律的運作。富勒(J. F. C. Fuller)在《戰爭指導》甚至提到,當時歐洲流行排射的線列步兵戰術,部分原因來自於只要士兵離開軍官的視線,就會開小差逃跑。而這就是當時普魯士與多數歐洲國家軍隊的樣貌:

嚴格的紀律使軍人生活十分困苦,所以逃亡之風盛行,因為只有逃亡才能逃避長官的鞭韃。其結果使戰術的行動也深受限制,換言之,僅能採取密集隊形的行動,因為那是長官的眼睛所能夠看見的。

但大革命後的法軍,是由充滿意識形態狂熱的國民所組成的軍隊。不只每個士兵都充滿狂熱的士氣跟主動性,讓軍隊無論是調動還是戰術都更加靈活勇猛。更重要的是「全民皆兵」,因此軍隊規模遠非過去靠政府財政發錢維持的貴族軍隊能相比的。因此在「拿破崙戰爭」中,還沈溺在斐特烈大帝傳統榮光的普魯士軍隊完全不是對手。在1806年的「耶拿-奧爾斯塔特戰役」中,普魯士軍隊在一場戰役中就完全被擊敗。

在這場被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稱作「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七顛八倒的戰敗後,普魯士的軍隊形象跌落谷底。甚至連拿破崙都對普魯士的表現失望透頂,因此由原本希望跟普魯士結盟的態度,轉化為考慮徹底肢解普魯士。雖然普魯士最後因為拿破崙對俄作戰失敗,而從亡國中逃過一劫,但以徵兵制為基礎對軍隊進行全面改革,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富勒在《戰爭指導》提到法國開創的徵兵制,是一種建立在「民主」跟「平等」意識形態上的作戰方式。因此普魯士要引進徵兵制,也等於要引進徵兵制背後政治權利平等的社會體制。但普魯士人一板一眼的性格,就代表他們一但引進這個制度,就要全面性的貫徹,甚至幹得比法國人更徹底。哈夫納在《不含傳說的普魯士》敘述普魯士引進徵兵制,扣連的是解放農民、取消貴族特權等幾近於革命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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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Friedrich Bury @ public domain
建立普魯士參謀本部的沙恩霍斯特將軍

普魯士與法國唯一的不同,在於普魯士的革命是由上到下,從國王與首相發起的革命。其實普魯士的改革,早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戰役」戰役前就已經開始。斯坦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 und zum Stein)、哈登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與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將軍等改革派的中心人物都已經獲得重用。但普魯士的貴族,長期壟斷了軍官的資格,也代表了軍隊成為反改革勢力的先鋒。

但歷史的奇妙,就在於這隻由保守軍官組成的軍隊,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戰役中被拿破崙瓦解。而被拿破崙擊敗的屈辱,讓普魯士人更加緊改革的腳步:

1806的災難之所以能夠協助改革者取得突破,正是因為他以極度戲劇化的方式,顯露出法國新理念所具有的優勢。

而在拿破崙戰敗後,歐洲各地都開始走回保守政策的道路時,普魯士反而堅定地推動改革。除了解放農民的政策在1816年取消,其他諸如:城市自治、取消貴族政治特權、猶太人取得公民權、就業自由等政策不只延續;1818年甚至還加碼廢除國內關稅,設置各省議會實施地方民主。

而在軍事上的改革,則包括:向中產階級開放軍官團、廢除軍中體罰、引進徵兵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霸權興衰史》說明了普魯士為了更進一步發揚徵兵制的長處,發展出了兩個比法國更進步的制度。一個是政府提供義務教育,從根本提升兵源素質。另一個就是在1806年由沙恩霍斯特將軍設立「參謀本部」制度。

在《理論後勤學》一書中,分析了參謀本部的存在,是為了更有效的應用大規模的人力進行長期作戰。參謀本部的運作原理是「集中控制、分散執行」。而所謂的集中控制,來自於使用武力的時機是由政府決定,軍人無權干涉。當政府決定是否發動戰爭,以及發動戰爭的目標後,參謀本部才依據政府提出的目標制定戰略。

而無論海、陸軍各級將領,只有在參謀本部決定戰略後,才分別在自己管轄的範圍內行使指揮權,去完成各自負責的戰術目標。

政府機構管的是定任務,即確定「必須」做什麼;陸軍和海軍的專家是具體負責執行,即決定「如何」完成任務。

而在執行上,則交給各級「專家」分層根據自己的專業來決定執行的方法。因此上級只負責交付目標給下級執行,而不能干預下級執行的方法。因此過往普魯士陸軍僵化的教條與階層,在新的分散執行體制中被革除。新體制賦予了第一線的士官、軍官靈活依據狀況裁量的權力,上層的軍官無權隨意干預下屬執行任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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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Kunstverlag der Phot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 public domain
普法戰爭中指揮普魯士軍隊打垮法國的老毛奇將軍

《戰爭指導》也提到了即使指揮分權有發生混亂的危險,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將軍也堅持以這樣的指揮方式來打普法戰爭:

他的研究使他獲得下述的結論:因為軍隊的數量日益增多,展開的範圍日益擴大,而運動的工具也日益加速,所以指揮必須要求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進一步說,因為任何的作戰計畫都只能算到大兵團的衝突開始為止,過此之後即無任何的確實把握,所以最好是聽任下級指揮官根據其自己的主動精神來採取行動,但必須符合一種共同的思想。

所以,一但會戰展開之後,概括性的指示應代替詳細的命令。這當然又有引起混亂的危險,在1870年的戰爭中,即幾度發生這種事情,但是毛奇仍堅持其主張不變,他認為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時間的損失是更大的危險。

此外,為了防止軍人濫權,普魯士又將後勤劃給「陸軍部」。參謀本部只管軍令體系,陸軍部則管制軍政體系。只有在政府確定參謀本部提出的作戰計劃符合政府的政治目的,陸軍部才會提供作戰需要的後勤支援。而沒有文官政府的支持,軍隊將無法得到支持軍事行動的後勤支援,這也讓軍隊無法拋開文官政府進行任何戰爭。

這樣制度設計的思維則源自於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在《戰爭論》中強調的「戰爭是政治的延伸。」這點也成為普魯士軍事傳統最主要的核心價值之一。

我們可以看到,普魯士成功的透過制度設計,完成了「軍隊國家化」的政治改革目標。同時將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民主、平等」價值,內化成分散執行的原則,成為普魯士軍隊所向無敵的戰力來源。這也讓普魯士的軍事改革,成為與社會改革同步的典範。

但是普魯士的例子,也告訴我們要將社會改革的價值帶入軍隊中,不是強硬地要軍隊直接執行這些價值。而是要由軍隊內部的軍官結合軍事專業,透過制度設計將這些價值轉化為增進軍隊戰力的正向助力。

談完了普魯士的改革典範,下一篇我們將來看美國在內戰後建立軍事專業的改革。

建立國軍尊嚴的兩種改革路線(下):與社會和而不同的美國方式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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