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局】中央今後針對香港之「政治分流模式」

【變局】中央今後針對香港之「政治分流模式」
Photo Credit: Tyrone Siu / 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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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有必要重新檢視目前香港最近變局,不管是新界東北十三人判處入獄,抑或公民廣場三子判決,這是上屆梁振英政府、中聯辦必須保住袁國強續任的原因,如果說林鄭也動不了他分毫亦不誇張,袁身負借起訴瓦解激進派的重要任務,促成「(民主派)政治分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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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透過分流模式斬掉「議員聚眾力」,泛民主派碎片勢將「泛自由黨化」

分流模式把「議會政治」與「街頭政治」正式劃分:

自從十九大過後,香港兩制政局在「新定位」之下,正陷入嚴峻的處境之中。議會政治除了容不下持鮮明「港獨、自決」立場的代表,還有不容許他們領導或參與街頭抗爭,一觸碰這兩件事,即以確認書、DQ、判刑追究使之無法參與或離開議會,失去一切代議權力,乃至相關檢閱議會文件、討論政策及政府資源的條件,全數清洗。自此以後,民主派進議會,旨為表達意見的代表是一批人;堅持不怕入獄、放棄選進議會的,留在街頭抗爭的代表是另一批人,從此政壇兩相分。

此分流模式,斬掉議員的政治行動力,不但分散積極監督政府的勢力,同時造成分化效果,此舉模糊了建制派與民主派的傳統距離,令部分未覺知政治新形勢的支持者,日後不時埋怨民主派代議士無所作為,永遠不會帶來改變、投票也無用,選舉形勢將大大有利建制派,或民主派隨時間全數變成中間派——「泛自由黨化」。

是故,新界東北案被覆核加重刑期,由本來裁定「80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改為「分別入獄8個月至13個月」,猶如把街頭政治定性為犯罪社團,過往行政、立法、司法對社會運動的寬容,當下全面收緊,增加政治領袖街頭抗爭成本,也對其他參與者構成白色恐怖。(先消滅暴力抗爭,同時讓非暴力抗爭隨時間窒息、淹死)

知己知彼:追溯「政治分流模式」之源起——中央看「兩制」試驗20年失敗了

這種定位,最早可追溯梁振英試驗式「打壓佔中有功」,令中央在事件之後,逐漸摸索出 「處置」社會運動的新定位,所以本年3月,張德江強調「街頭政治不能當飯吃,香港會被政治玩死。」就是針對雪藏「普選」之後,透露中央如何為特區政府順利施政鋪路,既然由下而上的選舉授權行政長官治港,發生了太多事定性為階段性失敗。

那麼,香港行政主導的前路不能長期懸空,因為深層次矛盾、人心未回歸等問題並未解決,接下來中央對港政策,用今天的話來說,亦即林鄭月娥近期常提的「新加坡模式」,並指有意成立行政學院培訓政府人才。

筆者過往已提及,「中國+新加坡/中加坡」模式非常迎合近10年中央基調,即荷蘭學者彭軻(Frank N. Pieke)所指的「新社會主義」(neo-socialism),認為由上而下的精英決策、自我修正模式,是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兼具當代特色的創舉;大家有興趣可以重看2013年李世默在TED的相關演說——〈李世默:兩種制度的傳說/「雙政記」〉,期間他流露中國闖出另類政治模式的榮耀感。

習近平判斷在多變的全球局勢、經濟競爭之中,精英決策是極佳的管治方式,甚至是一種信仰:「因為我們是一黨制,我們必須是一個優秀的黨。」

「新社會主義」有一種信仰底蘊,它替代了傳統歷史在國內造成顛覆的民間革命,而是一種由黨領導之下民族復興的時代革命,大可救國富強、小可維持穩定,追尋中國夢;認為相比歐美民主制度國家近年問題多多,中國領導層更應珍重由上而下的管治方式,而且,香港人亂局既成事實,無可逆轉,今後必須重新轉向「大局觀」,短期要「配合國家發展」;反對「政策」的聲音你可以有,政府也要不斷變陣、自我修正回應意見,但是你不可以有具脅迫力的「行動」。

新加坡模式未保證香港經濟繁榮,但肯定犧牲了自由度

香港走新加坡模式犧牲了甚麼幾乎無須多言,回顧新加坡近年收緊自由度未止,別說大型社會運動,連言論與媒體也一併監察,且經常透過訴訟令被告破產、入獄,在某些保守面向,她跟中國是20步和90步。

年份

事件

2006年

徐順全因批評執政人民行動黨被控告誹謗罪,後被指從事「無准證演講」需繳交罰款,由於他無法繳款面臨入獄。

2014年

鄞義林(Roy Ngerng)發表〈你的公積金款項去了哪裡?城市豐收教會審訊的啟示〉一文後,因批評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得罪李顯龍,控告鄞誹謗罪,最後「法庭宣判鄞義林需賠償李顯龍高達82.2萬港元」。

2014年

芳林公園集會在李光耀逝世後被收緊,韓慧慧曾在該處為公積金議題集會後遭起訴。

2015年

余澎杉(Amos Yee Pang Sang)透過Youtube批評李光耀是獨裁者,期間連帶說「耶穌欺騙世人」,政府選擇控告他「傷害他人宗教或種族情感、發放猥褻物品、社會滋擾」等罪名,拘禁在精神病院中受不人道對待,及後判監,亦長期被政府人員監控生活。

2016年

楊凱興(Yang Kaiheng)創辦政治網站「真實新加坡」,被指挑撥國家民眾關係,被控告「被控以八項罪名,包括七項煽動罪及一項未按規定向警方呈交廣告收入記錄的罪名」,被判入獄8個月。

(另外,新加坡要求每個月達50萬人瀏覽的網上媒體領牌照。)

相信林鄭未來的任務,不但要把一地兩檢、第23條立法搞好,而且還要在5年之內為新加坡模式打好基礎,讓中國以10年時間進行實驗,把香港成為實驗室。至於未來香港人如何應變與重整,礙於篇幅此處不便詳述。

一國兩制從鄧小平到習近平,變與不變是哪些?

最後,希望在此重申中國自鄧小平至習近平對「一國兩制」的脈絡,筆者在7月時曾選文〈美國前財長Henry Paulson:習近平試圖改進鄧小平路線..不容忍挑戰力量長久存在〉,析述不少香港人乃至時評人屢次誤解了鄧小平,誤解他當初「發明」一國兩制的鬆緊程度,也錯判了鄧與習近平的差異。

首先,鄧小平從沒認為只要香港實驗西方民主制度成功,長遠很可能把兩制模式套在全國各大城市之上,他是要在香港弄一個「不中不西」特色制度出來,符合香港經濟社會安定繁榮,這是以現實、實用、技術政治為依歸,在他的傳記之中,有相當多說話印證他並不相信「西方那套民主制度」,幾乎數十年未變。此其一。

第二,鄧小平同樣不能接受「港獨」,他只能實際上認同普遍香港人擁護一個有地方特色的行政制度,但絕不認同香港人認真思考、實踐「港獨」,當時他未至於感受到今日習近平面對國家安全的危機感,而是強烈的主權與民族意識,請回看鄧在《鄧小平文選》的這段說話: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就是不管用那一套觀念落實制度管治香港,只要繁榮穩定就好(像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不過,問題是牽涉「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必須「誠心誠意擁護」。此其二。

第三,到了今日,習近平再為這個調子加上「國家安全、中國夢」,現在不再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起步、休養生息與收割成果時期,習認為自己接手的江山,隨時有亡黨亡國的危機,不但政治上要慎防西藏乃至全國的反抗運動,經濟戰略也須開闢一帶一路生命線,深信這段時期一切異議隨時化成「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其實,不只有習近平這樣想,甚至連美國地緣政治專家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亦如此和應,他在數年前的著作已推估,中國共產黨倒台的危機很小,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要滅亡中國,那是中國自己想像出來,而全球經濟災難在中國高度控制的氣氛之下,衝擊力甚至不像部分歐美國家般大,唯一是無法預料國內不滿力量,因為國民可能受不了經濟下跌的情緒,突然觸發亂局,成為中國政權倒台的致命傷。至此,你依然認為中國看待「藏獨、港獨、台灣」一事上僅僅是中國「政治口術」嗎?

如是,在這種恐懼之下,加上梁振英5年來的作為,令早前特首選舉前期中央否決了「雙曾路線」,不認同雙曾視搞好普選是香港人真正「人心回歸」的關鍵,終於走到今日局面;曾俊華亦因為擁有淺黃及淺藍板塊的支持,令中央擔心香港重返曾蔭權時代的氣氛,不再適合「中國時代」所需,於是有了林鄭,也有了袁國強續任,有了近日的覆核審結,有了香港這劃時代的分水嶺。

延伸閱讀:

  1. 〈美國前財長Henry Paulson:習近平試圖改進鄧小平路線..不容忍挑戰力量長久存在〉
  2. 〈給薯粉及黃絲:這才是林鄭的「大和解」,與我們理解完全不一樣〉
  3. 〈中國長期擔心美國一旦開戰,封鎖南海斷能源補給 習近平不急於統一台灣,最怕西藏獨立〉

參考資料: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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