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推薦序:殖民、基督、現代危機與劉曉波

《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推薦序:殖民、基督、現代危機與劉曉波
Photo credit: REUTERS/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劉曉波死了,大概他是為了自己而死的,而不是為國家。劉曉波已經連馬克思都搬出來,他是一個無國之人。但就像歷史上的很多人,他遲早都會被抹上那種形象。他會位列一個從岳飛、文天祥到康有為的殉國者系譜,成為一個受盡苦難而堅持到底的「良心中國人典範」。

文:盧斯達(香港著名作家、政治評論者)

劉曉波的事,海外華人特別是香港人,是傾向將其視為「人權鬥士」來演繹和哀憐的。很多大中華派,即是熱烈參與過「保釣」、七七事變去日本領事館抗議、六四堅持要用「建設民主中國」作為綱領的那一班,都特別關注和高舉劉曉波。

這其中有一種很深的諷刺,我們對這個政治犯的詮釋,是一種過度簡化,它變成了一個在七一遊行加上去的訴求,這種高舉恰恰帶著極深的淘空。

三百年殖民

在那相對溫和的《零八憲章》之前,劉曉波一早是一個「賣國者」。一九八八年《開放雜誌》訪問劉曉波,那是一個長訪問,劉曉波說,中國還未走出農業文明,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而且要實現真正的變革,不能靠自己,最好是被外國殖民三百年,原話如下:

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我要引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祖國,絕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有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劉曉波是一個怎樣思想的人?我們希望淘空他。當他的〈我沒有敵人〉論被政客和鬼佬連番讚嘆的時候,或者是一種對劉曉波激進一面有意無意的改造。毫不遮掩的通番賣國論,令人尷尬,所以在傳媒和論者筆下的劉曉波,他是一個人畜無害的人權鬥士,他激進而和盤托出的一面,就遭軟埋了。好像台灣的鄭南榕是一個明確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論者,但他的自焚殉道,在後世不斷的重提和淘空之下,就只剩下「守護言論自由」或「人權鬥士」的形象。至於他是爭取哪一種言論自由或者權利,事實令大家尷尬,往往語焉不詳。

如何解決中國問題。劉曉波開出的藥方是要外國人殖民統治中國一段長時間。這導致他被不少中國人,乃至「支持民主」的中國人批判。維權的人維自己的權,但絕不會接受外國的奴役和改造。即使中國千瘡百孔,也不要外國人砍掉重練,這是中國人最重也最深的驕傲和心結。即使他們支持民主自由,但在「一國」面前還是要跪的。

雖然劉曉波在〈我沒有敵人〉的自辯中,用了不少篇幅稱讚懲治機關對他人道,體制正在進步,但他最後的收場,就應了他自己三十幾歲時對中國的看法:中國是一個地獄,無法自力改革,必須靠外國殖民才有一線生機。但殖民的時代已經過去,「沒有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所以體制的進步,其實還遠遠稱不上是改變,爬不到命運的天梯。不論如何,劉的生命已經在倒數,而無法靠自力改變的「中國」,正是慢性謀殺他的元兇。

談劉曉波,也許要分開不同時期。在六四之前,承接著改革開放,文革的陰影離去,在檢討歷史的風潮中,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再起。劉曉波正是其中一個最強烈的批判者。今日高舉他的政客和華人,有些會把他看成「民族英雄」、有濃濃的「中國性」,但其實在六四前夕,劉曉波的思想,可以歸納為「以基督教價值為對照的全盤反傳統」。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

劉曉波沉痛批判中國文化對個人權利的系統性壓迫,他的對照材料是西方,以及不能避開討論的基督教。因此中共在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其判入獄,是對照劉的「基督教成分」來開刀,是精心計算的象徵政治戰爭。

劉曉波回顧文革,認為文革並非只是四人幫的問題,也不只是毛澤東的問題,他認為每個中國人都參與了,而這種參與則是出自傳統文化的「魔性」。劉曉波說:「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反傳統和革新要從每個人自己開始⋯⋯他媽的,文革時你幹什麼去了?⋯⋯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麼大的力量。」

那個土壤,就是中國傳統那個「外儒內法」、帝皇術、厚黑世故的中國文化土壤。劉曉波雖然堅持非暴力和平抗爭,但他針對中國文化,提出的藥方其實極其激進,特別是對中國官方而言。他提出的是普世價值、西方的東西、基督教的東西,都是中共憎之入骨的東西。

中共高高捧起五四新文化運動,視之為新中國的濫觴、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始源,但在劉曉波眼中,五四是失敗的,而且也不同於傳統派或新儒家的痛心疾首。劉曉波認為五四根本沒有成功,它乃是一個失敗,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被五四殺死,而文革則是中國傳統文化達到的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和災難。

中國傳統文化從未斷裂,五四運動的失敗就是傳統文化的勝利,文革則是封建主義的全面復活⋯⋯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是傳統文化這條千年不死的劣根的一部分⋯⋯

這樣的論述,對我這樣的香港人並不陌生。大約是二〇一〇年之後,我們都有類似的想法。究竟中國的暴政,是少數的皇帝和太子的問題,還是民眾都有暴政的因素?這樣的論述得到認同,是因為二〇〇三年之後,自由行開通,大量中國旅客、平常的中國人來到香港;在日常的磨擦中,我們除了一時的仇恨,也得到普遍的印象:中國人對香港,並不是那麼和善,甚至是看不起、仇恨的。

傳統的香港人,特別是泛民主派的公民社會,對中國總是情深款款,他們當初支持中國「收回」香港、反對英國繼續「殖民統治」,也是出於愛國主義。

泛民主派及傳統公民認為中國人同樣是暴政的受害者,所以當中國人大量擠塞香港街道、搶奪香港物資的時候,泛民主派基於愛國感情,認為香港人應該包容;但更多的普通人卻開始認為,普通的下層中國人,同樣是共謀。

也許這種情緒有過激之處,但這明顯比起泛民主派認為「所有中國人都是暴政受害者」的世界觀,來得複雜和有層次。因為我們開始看到,暴政並不是那麼二元,官民之間,不是截然二分,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影響。無論如何,在特定的歷史時空,在中國被剝削的普通人,可以依靠中國殖民香港的大局,橫行無忌,剝削香港人。

這種複雜形勢,恐怕沒有太多中國人會願意面對。香港的上一代,亦無法面對自己心目中樸素的中共政權受害者,那十三億中國人,原來是那麼醜陋。其實這不過是事實:十三億人之中,有些拼死追求自由,但更多的是害人害己、奴性而可恥,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事實呢?暴政和人民互相依存,互相改變,將人訓練成這個模樣。不是這個模樣,根本不能生存,所以經過幾十年操練,能活下來的大都是這樣的人。

現在即使西方如何衰落,他們都知道中國人野心勃勃,絕不是自己在第三世界國家,像泰國、印度、不丹之類所看見的樸素人民,中國人是在殘酷叢林中活下來的人,並不信仰所謂文明社會規則,所以要絕對提防。這是世界大多數人的共識,不能接受中國人「無可救藥」的,大概也就只有香港和海外的極少數大中華民族主義者了。當然,他們現在都高舉著劉曉波。

基督作為出口

我認為劉曉波是個絕對的悲觀者。他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是很早就去到了清明的悲觀境地。但到了清明處,水清的時候,就沒有魚,人要怎樣活下去呢?劉曉波的悲觀,以基督作為出口。我不知道他是否是一個「正式」的基督教徒,但他非常欣賞基督的精神、肯定基督教文化,並視之為這個黑暗世界的終極救贖,則大概不中亦不遠。

中國人的命運固然悲哀,但在普世範圍,他也認為人性充滿缺憾。依循一種典型的天主教觀念,凡人有原罪,天生就有缺撼;就算是新教,人也得靠上帝的仁慈和恩典得救,而不是靠自己頓悟和修煉。

主張個人道德修煉、賢人政治的傳統中國文化,在基督教體系的對照下,顯露出黑暗的陰影──中國文化假定了人性的善,並且可以通過教育來自我完善,絕對肯定「個體人格」,因此人外無神,所以沒有西方文化的贖罪懺悔傳統。

在中國文化之中,絕有修養的人,都不會有那種在上帝全視之眼下的真誠悔罪。因為在中國文化中,人之外再無更高的律則。張愛玲在〈中國人的宗教〉一文中,就早已有相似的觀察,中國人的宇宙觀恰好是後現代式的一片虛無:

⋯⋯表面上中國人是沒有宗教可言的。中國智識階級這許多年來一直是無神論者。佛教對於中國哲學的影響又是一個問題,可是佛教在普通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跡。就因為對一切都懷疑,中國文學裡瀰漫著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質的細節上,它得到歡悅──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麼,就因為喜歡──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於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

世界各國的人都有類似的感覺,中國人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這「虛空的空虛,一切都是虛空」的感覺總像個新發現,並且就停留在這階級。一個一個中國人看見花落水流,於是臨風灑淚,對月長嘆,感到生命之暫,但是他們就到這裡為止,不往前想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們並不因此就灰心,絕望,放浪,貪婪,荒淫──對於歐洲人,那似乎是合邏輯的反應。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樂而且作惡,鬧得天翻地覆。

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認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並不走到哪裡去;人類一代一代下去,也並不走到哪裡去。那麼,活著有什麼意義呢?不管有意義沒有,反正是活著的。

寫到這裡,我們不禁想,中國的崛起,是那麼符合這個後現代。因為我們需要技術、進步、力量、金錢,但不需要任何超越性的信仰。

劉曉波在〈鐵窗中的感動──論基督徒偉大之處〉詮釋了自己並非一個「唯西方論」的人,他並非「進步史觀」的信徒,他認為雖然文藝復興以來,世俗社會掙脫了神權統治,帶來了自由、人權乃至民主,但是他深深警惕人性的進步,可能墮入虛無:

⋯⋯如果沒有神聖價值的引導,中立化的技術難免誤入歧途,被用於野蠻的屠殺和奴役,如二戰和共產極權。只有在靈魂上返回幸福的本源──那給予人類終極依賴的神聖之物,才能免除技術進步宰制的人類生存。

這篇文章據說是他在一九九七年的作品,已經是「後六四」的東西。六四之後,劉曉波和一些「學運領袖」不太一樣,他對學生和北京人的犧牲,不是毫無反應,或者認為別人的犧牲是必須。

邢福增的一篇文章〈走下十字架的劉曉波〉,我們看到劉曉波的「轉變」。在大力批判中國傳統、高舉西方的階段之後,劉曉波到了外國遊歷,又有了新的反省,自我修正,他開始認為西方也不是那麼萬能、體認到西方的現代危機。當然那個危機其實也能以基督教體系來對照──現代西方也拋棄了自己的超越性傳統。

生之掙扎

一九九一年,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的中國歷史教授白傑明(Geremie Barmé)說了一句話:

中國的精英們都想當殉難的耶穌,成為舉世矚目的大英雄。但是他們不願意被永遠釘在十字架上,而是釘了一會兒就被扶下來,在人們的歡呼聲中走下十字架。這就是中國特有的或叫有中國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難者。

而這件事最大的「亮點」,是劉曉波認同這句話。這句話出現的兩三個月前,劉曉波才因為向中共懺悔而得到釋放。

也許我們都要正視這一點。人有高尚之處,但也絕非白璧無瑕,人怎樣面對自己的軟弱、在倒下之後怎樣再起,那才是問題。關於六四的一切,真正的良心並不是全面否定或者高舉,真正的人性和真誠往往見於「掙扎」,甚至自我批判。

如果劉曉波死了,大概他是為了自己而死的,而不是為國家。劉曉波已經連馬克思都搬出來,他是一個無國之人。但就像歷史上的很多人,他遲早都會被抹上那種形象。他會位列一個從岳飛、文天祥到康有為的殉國者系譜,成為一個受盡苦難而堅持到底的「良心中國人典範」。

但主權還是人權大,他應該是拋得開前者的,而很多高舉他的人,並沒有理解到這一點。沒有理解這一點,他的犧牲也就很快會被體制化,成為儒家式道統廟堂之中等待下一個當權者「平反」的殉死者。

殉死是自願的,我們也想像他是自願,整個狀況神聖而變態,雖然這變態持續了足足二千年。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中國的道統輪迴之外,無意成為國家主權概念的囚徒,他要求的是一種古典右派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他的整個經歷,以及多年的言論,築構出一套超越國家體系的視野。超越的上帝,是整個歷史和道德的依歸。

而對我這種旁觀者而言,劉曉波最可貴的並非其諾貝爾獎或者文壇的名氣,而是他在不同階段的反省和自我批判,那是一種精神中的苦行僧,精神中的自我鞭打,在血肉的模糊中開出了生氣勃勃的花。

相關書摘 ▶《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為何既反對政府暴力,又反對民間以暴易暴?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八旗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余杰

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喪鐘不是為某一個人而鳴,乃是為每一個人而鳴。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夜晚,中國在大雨滂沱中失去了它精神和思想上的巨人——劉曉波。他從不自由的國度裡獲得了解脫和「自由」。劉曉波曾說,當所有的中國人都獲得自由之後,他的願望是到卡繆所熱愛的地中海去,沐浴著那無比熾熱的陽光,暢遊一番。他不會參與權力爭奪戰,而是跟妻子劉霞一起離開中國,到地中海上的一個小島過世外桃源般的、簡單樸素的生活。他出海打魚,劉霞畫畫和寫詩,那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然而在現實中,他的願望已經無法實現了,不過歷史以另外一種弔詭的方式「實現」了他的願望:被海葬的劉曉波的身體和靈魂,最終和大海融合。

「出名要趁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喧囂著開放熱情的中國,外省青年劉曉波懷著出名的渴望來到京城。他野心勃勃,野性難馴,他不把前輩和權威放在眼中,打倒他們並取而代之是其夢想。然而,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終結了劉曉波的文學夢,他的人生更換軌道,駛入驚濤駭浪的出三峽之旅。「六四」的槍聲,改變了劉曉波的一生,也改變了本書作者余杰的一生。那一年,劉曉波三十四歲,是天安門廣場上堅持到最後的絕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余杰十六歲,在四川偏遠的小鎮上,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聽到沉悶的槍聲,一夜之間就完成了他的成年禮。

本書是與劉曉波「氣類」相近的余杰,幾十年來觀察、思考、評論劉曉波的成果。這兩個人都是說話口吃的人。「口吃的人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劉霞打趣我們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正是這種對世界特殊的敏感,正是他們之間特殊的友誼,余杰在《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第一次系統完整、深刻獨到地呈現了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