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各國大選來臨之際,「最低工資」成重要政策工具

東南亞各國大選來臨之際,「最低工資」成重要政策工具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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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裡,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國會、印尼都將陸續舉行不同層級的選舉,不論是區域或全國,最低工資都成了選民與候選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

不只台灣勞工有最低工資的訴求,《日經亞洲周刊》8月18日刊出的報導指出,隨著該區經濟持續成長,東南亞各國勞工對最低工資的調整期待已然成為陸續將舉行大選的政府當局不得不面對的議題。

代表主要產業勞工的馬來西亞聯合工會(The Malaysian Trades Union Congress)希望在2018年,勞工每月最低工資可以從原先的1,000令吉(232美元)提高到1,500令吉。馬來西亞自2013年開始實施最低工資以來,幾乎每年都會調漲,隨著國會大選最晚要在2018年8月24日前舉行,為了選票,現任納吉政府恐怕不得不「面對現實」。

在柬埔寨,工資已經成為政治議題。總理洪森已經宣布要在2018年將每月最低工資從153美元拉高到至少168美元,事實上,柬埔寨2017年最低每月工資已經較2016年調升了9.2%,洪森提出的調幅僅4.5%,僅是前一年度的一半。而反對勢力也在6月份的地方選舉中提出調整工資的主張,並在選舉中獲得顯著勝利,隨著2018又有全國大選來臨,「調整工資」顯然成為兩方陣營拉攏選票的利器。

緬甸的工會要求加薪也不手軟,面對高漲的消費指數,當地工會呼籲將每日工資自3,589緬元提高到5,600緬元(4.14美元),增幅56%。2017年越南的最低月薪調幅為7.3%,調整成260萬越南盾(114美元)到375萬越南盾(165美元)不等。

《日經亞洲周刊》指出,在過去4年間,東南亞各國首都中的工廠裡,無特殊技能勞工的薪資成長幅度落在11%到91%不等,「由政府推行的調薪無可避免會拉抬實際薪資。」「調高薪資會刺激消費,促使不再適合於當階段經濟發展的勞力密集產業退出,但如果在不穩定的政治環境中,調薪與基本面背道而馳,那麼企業就有可能撤離。」像是福特就撤離了柬埔寨。其他國家如印尼則是根據通貨膨脹、經濟成長率做出調整,努力讓薪資調漲率不至於過高,越南則是希望維持在6%的調整,但這與當地工會的期待值有著7個百分點的差距。

其實最低工資並非東南亞國家所面臨的現況。《中國日報》報導,中國平均真實工資預計在2017年成長4.7%,是遠高過全球預測的平均調幅1.5%,也高於亞太地區的平均值2.6%,並指出這種成長趨勢在市場需求持續刺激下還會繼續。

在物價持續攀升下,亞洲各國調整薪資是無法避免的走勢,像是南韓2017年每小時最低工薪調高到6,470韓圓(5.7美元),較2016年提升7.3%,預計影響336萬工作者,但工會則是期待拉高到1萬韓圓。在日本主要城市如東京、大阪等城市,時薪則是在2016年11月首度提升到1000日圓(9.05美元),根據日本健康勞工福利省數據,時薪工作者的最低工資在2017年1月年增率達2.5%,較全職工作者的薪資調升幅度還高。

國際勞工聯盟資深薪資專家Daniel Kostzer表示,在已開發國家對進口物品需求減緩下,對亞太地區國家政府來說,最低工資是一項刺激內需與彌補世界經濟趨緩的主要政策工具。他指出,對於最低工資這項政策的關注度愈來愈高,並非來自於「終止廉價勞力」的需求,更多是因為針對社會不安定與持續擴大的社會不均問題的政治考量。他分析,過往以廉價勞力吸引投資的做法已逐漸為增加競爭力取代,作法包括投資教育與健康醫療以提升人力、改善基礎建設好讓貨品與服務更能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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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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