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府丫鬟「比人家的小姐還強」,除優異稟賦還有賴於大觀園環境包容

賈府丫鬟「比人家的小姐還強」,除優異稟賦還有賴於大觀園環境包容
Photo Credit: 孫溫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前文對十位金釵的具體分析,清楚地指向一個事實:自幼生長的家庭、主要的生活環境,是影響人物性格的更關鍵因素。特別的是,這些人物都是林黛玉的重像,而她們共同的特徵是:美麗絕倫、才華出眾、備受愛寵、口齒伶俐、個性鮮明、家世單薄的特徵。

文:歐麗娟

家庭、環境的關鍵性

整體而言,這些金釵們無論貴賤貧富,凡較具個人主義者,諸如:林黛玉、妙玉、晴雯、齡官等,出身背景都是孤兒兼具寵兒,也就是成長過程中缺乏至親的倫理管束,又處於備受寵愛或高度尊重的生活環境。林黛玉自毋庸贅言,從妙玉的「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晴雯的「性子越發慣嬌」,「生成」、「越發」都說明了兩人的個人主義式性格是在賈府中逐漸發展出來的;再看齡官,作為梨香院十二個女孩子中「最是唱的好」的佼佼者,在元妃省親時就已經非常突顯其自我個性:

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匹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第十八回)

既有皇妃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的諭令,誰還敢為難?以致從此之後更無所壓抑,連寶玉都不被放在眼裡。

特別的是,這些人物都是林黛玉的重像,而她們共同的特徵是:美麗絕倫、才華出眾、備受愛寵、口齒伶俐、個性鮮明、家世單薄的特徵。但從現實界的人情世態而言,其中大部分的條件都極其容易為當事人召禍,單單只是美麗絕倫的容貌,便足以遭嫉被讒,所謂「美女入室,惡女之仇」,亦即屈原〈離騷〉所說的「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構成了箭靶人物的第一個因素;而才華出眾這一點更是讓同儕相形見絀,一樣是遭嫉的常見原因。一個女子若兼具這兩項出類拔萃的優點,就已經註定樹敵無數,如果再加上個性鮮明、伶牙俐齒,幾乎必然是無立足之地。

然而,這些女子卻未曾收斂自制,反倒素以放縱見稱,形成性格的一大特色,這不能不說是全賴環境的配合,給予包容甚至助長。可以說,這類任真率性的性靈人物,多屬於人際關係中片面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者,在賈府所提供的特定環境中可以不考慮現實因素,獲得最大限度的言行自由,而不涉及對等尊重、互相配合以致自我節制的問題。

對比於史湘雲、香菱、平兒這三人,同樣都身為孤兒,卻是真正的寄人籬下,必須看人臉色、壓抑自己,時時刻刻受命行事、配合別人,甚至受到不公的欺凌,身處此等嚴苛的環境,如何可能流於自我中心?再加上三人都幸而天性豪爽磊落,也因此不曾培養出自戀、自憐乃至自虐的性情。由此可證,正是賈府提供了發展自我取向之性格的大好環境,使黛玉等天生本就比較不受壓抑的性格脾氣往極端化的自我中心趨近。

再參照其他較為恣意任性的末世子弟,諸如:薛蟠所娶的夏金桂,雖才貌雙全,「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弟兄,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彼母皆百依百隨,因此未免嬌養太過,竟釀成個盜跖的性氣」(第七十九回),姑不論其邪佞暴虐完全不堪與黛玉、妙玉、晴雯之輩相比,但就性格養成的環境因素而言,卻是相近的。更如馮淵、柳湘蓮,都屬於擁有極大自主性的男性,馮淵是「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人守些薄產過日子」(第四回),柳湘蓮則「原是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槍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第四十七回),沒有多重、穩固的倫理限制,可以任意自為、不受約束,因此才能發展出率性的個人風格,道理類似。

至於小說中比較以群體為優先考慮的性格圓融者,包括薛寶釵、襲人等,則都是成長於溫暖健全的家庭中,自幼有父母手足一起生活,受到家人的關愛也深愛著家人,甚至願意為家人而犧牲。如寶釵「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依貼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第四回),襲人則是「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第十九回),因此便養成顧全大局的成熟性格,樂於分享,也願意自我退讓。尤其是她們都擁有良好的母子關係,在這個人際關係的雛型裡發展出健全的社會意識,而對他人懷有一種「社會興趣」,體現了與他人和諧生活、友好相處的內在需要,因此保持著「給多於取」的傾向,也表現出對他人的思想、情感、經驗給予理解的能力。家庭對一個人影響之深遠、之徹底,由此便不言可喻。

當然,還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即使是所謂的性靈人物,也都具備傳統倫理所肯定的優點,包括念舊、孝順、敬長、尊君,絕無偏離正統道德的邪佞之處,那些偷看禁書、焚書毀儒的做法,與其說是信念上的反封建禮教,不如說是無傷大雅時行為上的小小放縱,所謂:「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張》)猶如賈母所提示的根本原則:

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裏所以才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裏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第五十六回)

換句話說,小說中這些世家子弟的種種率性之舉,其實都只是私底下的「縱他一點子」,是在無傷大雅的情況下,基於親暱愛憐的情感所給予的網開一面,此即所謂「正邪兩賦」中的邪氣之所在。

至於他們在私領域之外的「還正經禮數」,也絕非一概都是出於虛偽作假。固然因為過於繁文縟節而偶爾感到勉強無奈,但大多數時候都是出於自發的赤誠,畢竟如同喬治.歐威爾所指出,「每一個等級的成員從各自的童年時代習得的風範和傳統不但大相逕庭——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且,他們終其一生都很難改變這些東西。要從自己出身的等級逃離,從文化意義上講,非常困難。」而貴族世家所給予其子弟的風範、品味和認知水平,正是傳統文化核心的「禮」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禮」的活動並非僅為外在的行為表現,《白虎通.性情》說道:「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其實質乃是一種道的實踐,因此與「體」之間具有同語源的關係。正如彼得.布德堡(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所說,在常用的中國字中,只有兩個字發「豊」——一種禮器——的音,並且指出:

把這兩個字聯繫在一起的是有機的形式而不是幾何的形式。中國古代學者在他們的評注中,一再用「體」來定義「禮」,即是明證。

可以說,「禮」是構成文化傳統的意義和價值的體現或形式化。據此而言,其完整的意義可簡言如下:

禮義即其含蘊倫理道德的內在價值,而禮器、禮數、禮文即其表現實踐精神的外在價值。

由內而外,寶玉之輩在「還正經禮數」的時候,正是對倫理道德的內在價值的顯性實踐,此即「正邪兩賦」中的正氣之所在。這也才是他們與賈珍、賈蓉之類「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作出來的事都夠使的了」(第七十五回)具有根本性差異的原因。

因此,即使寶玉、黛玉、妙玉、晴雯這些寵兒的任性表現,其實也都還是在倫理規範所允許的範圍內,並不具備破壞既有秩序的革命意義,或抗拒傳統價值的批判意圖。其中,寶玉自不待言,在為大觀園題詠的時候,甚至比賈政等大人們更嚴格謹守「此處雖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必須頌聖方可」的禮法(第十七回);連賈政長期不在家,經過空無一人的書房時也還是堅持要遵禮下馬而過(第五十二回)。黛玉在元妃省親時,即使因為「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未得展其抱負,自是不快」,而稍稍流露出孤高的情態,但所作的應制詩仍然符合頌聖的基本原則,所謂「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都並無踰越。還有妙玉,當賈母來到櫳翠庵時,其當面的行為表現也是殷勤服侍,實與王熙鳳並無二致。

就以黛玉的傾力作詩而言,固然是金釵之中十分醒目的一個,因此為她贏得「詩的化身」的讚歎,但嚴格說來,其實真正以詩為命的人,首推「詩瘋子」史湘雲和「詩呆子」香菱;並且如此的性靈表現,往往也是名門才媛少女時代的階段性常態,林黛玉等人並非罕見的特例。例如明末才女葉紈紈在婚後的詩歌創作並不多,「展其篋笥,篇什無幾」,這是明清時期大部分才女常面臨的情況,她們在少女時期接受教育,並且在鼓勵之下寫詩,直到結婚為止;等到成為婆婆或寡婦時,才又再度從事寫作。由這個角度來說,這些少女們的愛好詩詞也不具備顛覆傳統婦德的意義。

再如晴雯,她的率性更完全是在怡紅院這處別有洞天的小世界裡展現的,由於王夫人不認識她,所謂:「寶玉房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笨笨的倒好。」(第七十四回)可見晴雯主要是活動於大觀園中,罕有與上層接觸的機會,王夫人在未曾目睹其驕縱言行的情況下,自然沒有機會施加任何要求,而唯一的上層賈寶玉則是服低做小,全然順任她的脾性,於是更缺乏抵制與抗衡其自我中心的力量,使之一直處在獨霸的狀態。

但即使如此,晴雯也還不乏「又懶又笨,性子又不好」(第六十二回)的自覺,一旦王夫人發現她的存在時,情況便為之丕變:晴雯不僅在面見王夫人時刻意不事裝扮,以免觸犯禁忌,已屬於能屈能伸的明哲保身;在王夫人的怒火下,「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同樣是逆來順受,何曾有一丁點「心比天高」的抗議或辯白?接著所應答的言談更是不盡不實,在「不肯以實話對」的見風轉舵下,整篇說詞全屬違反事實的謊話連篇,雖是出以自保不得不然,但也更突顯出晴雯的種種慣嬌放縱,都只是私領域的「小德出入可也」。

可以說,即使對晴雯的火爆驕縱,小說家與寶玉也是以一種興味盎然的角度加以看待,近乎《世說新語》對王藍田「忿食雞子」的傳神寫照。換句話說,晴雯的性格是以其獨特的先天稟氣與後天環境所塑造出來的樣貌,獨一無二,卻不是以「價值」為主的宣揚,請參另書《次金釵卷》的分析。

就此應該注意的是,這些金釵包括了又副冊的婢女,而其意義並非反對階級,恰恰相反,所表明的乃是上層環境對人的提升作用,也等於是對賈府這類貴族世家的讚揚。王熙鳳曾說:

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第五十五回)

這些被放進太虛幻境的丫鬟們,如襲人、晴雯、平兒、鴛鴦等等,之所以能有「百個裏頭挑不出一個來」(第三十九回)的傑出能耐,除自身的優異稟賦之外,實際上還有賴於賈府的大族環境,才能獲得作高一層的鍛鍊打磨,而見多識廣、周全幹練。猶如林紅玉願意從怡紅院移轉到王熙鳳手下,原因之一就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見識」(第二十七回),同理,小門小戶的小家碧玉便缺乏這樣的養成條件,於是賈府的丫頭才會「比人家的小姐還強」。

另一方面,從三春身上還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困擾,那就是「血緣」所帶來的人格問題,而三個人的反應模式和解決方法完全不同:迎春是透過自我犧牲,為家人消災解厄、積福求報;探春則是堅持以父權為中心的宗法制度,杜絕生母趙姨娘的血緣勒索;惜春乃是索性以出家脫離血緣關係,完全擺脫家庭以及整個社會。這三種方式都是當時社會制度文化中合法的管道,就像小說裡的其他人物一樣,並沒有所謂的「革命式」的解離作為。所謂「禮不下庶人」,那帶有「庶民的風氣」的自我意識、個性主義,被當作一種人格價值加以張揚的可能性應該是很低的。

再者,即使是單純的個人追憶之作,其中也不可能完全採用個人的主觀意識,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便批判了將記憶視為純粹個人經驗的觀點,他認為:「群體給個人提供了他們在其中定位記憶的框架,記憶是通過一種映射來定位的。我們把記憶定位在群體提供的心理空間裡。」因而,「懷舊作為一種記憶方式,無論它多麼個人化,都同樣和社會群體所擁有的『一整套概念』相關共生,是由群體提供的心理空間定位的。這裡所說的『群體提供的心理空間』既是特定社會文化的產物,又是歷時性的歷史積澱,受制於集體無意識,並和家族、種族經驗相關聯」。如此一來,貴族階級的意識形態與思想價值觀正提供了《紅樓夢》的心理空間,欲掌握其中人物的人格內涵,捨此無他。

據此言之,眾多人物論褒貶的核心——真/假、社會/個人、群體/自我的二元對立,使得玉字輩人物的「率其天真」成為他們的人格價值所在,既有違《紅樓夢》所處貴族世家的階層性,更忽略了「純真」畢竟難免單薄,因為那僅止於對某一種性格價值或世界成分的理解,難以成就深厚完善的宏大人格。所謂「大士涉俗,小士真居」,小士之所以僅能處真的原因,在於他們局限於個人的世界,以自我為中心地放射生命的能量;至於大士能夠涉俗的原因,便在於他們超越了自我,以鳥瞰全局的宏觀視野優游人間,一如《莊子.天下篇》所說:「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則「小士真居」者流頂多只是達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地步,而「大士涉俗」之輩所達到的,卻是「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的「和光同塵」的境界。這或許也是崇真立場所應該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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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觀紅樓(正金釵卷)(下)》,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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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麗娟

如果沒有金釵,就不會有《紅樓夢》的誕生,這部以女性為主體的小說,少女在其中展示了各色人生。本書完整呈現歐麗娟教授多年研究成果,重回紅樓心靈現場,在歌頌青春價值之外,觀照人性最深刻的實相。

眾金釵作為《紅樓夢》最重要的部分,處處散發著女兒們的芳香。尤其是太虛幻境中的正冊女子:林黛玉、薛寶釵、賈探春、賈迎春、賈惜春、史湘雲、王熙鳳、李紈、妙玉、秦可卿,以波瀾壯闊的複調曲式共同交織了《紅樓夢》種種可歌可泣的故事,由此煥發出不同的心靈光影、人格風景。

歐麗娟教授藉由豐富的西方文學批評、中國文化大傳統以及清代典章制度等,試圖更客觀、也更基於文本的脈絡,重新詮釋每一位金釵的人物內涵;同時透過尋繹作者創作理念、筆法,以及文本中的種種暗示、明示,輪廓出金釵們的完整風貌。正是這些金釵穿梭於《紅樓夢》世界中,引領我們一起歡笑、傷心、哀嘆、悲絕,隨著她們走過有情世界,體會、品味種種人生光影,進而回眸自身的悲欣交集。

大觀紅樓_正金釵卷
Photo Credit: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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