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生的民主仍不完美，但它們應當存在

文：Alina Rocha Menocal｜翻譯：蔣昀修

25年前，就在1989年9月柏林圍牆倒塌的幾個月以前，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20世紀末最常被引用及議論的文章之一：〈歷史之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福山教授在〈歷史之終結？〉（1992出版成書時刪去了結尾的問號）中，大肆慶祝資本主義和民主浪潮在世界各地所取得的勝利，在最近刊登於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社論中，他更重申這項觀點，表示「時至今日，仍沒有什麼是自由民主真正的對手。」

（福山的社論，請見At the ‘End of History’ Still Stands Democracy）

福山教授選在民主腹背受敵的今日重申當年的觀點，令人感到特別震驚。

在民主化研究中極具重要的法蘭西斯·福山。Photo Credit：ICP Colombia CC BY SA 2.0

是的，世界各地的政權都已經歷過了一次徹底轉型。現今大多數的國家都正式採用投票式民主，人口數共佔全球的三分之二。還有一點，現今每個國家實際上都會舉辦選舉，國會中的女性比率也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事情還未劃下句點，歷史的反撲似乎來勢洶洶。除了這些在官方政府機構內顯著的改變外，僅有一小部分在過去三十年間出現的民主紮下穩固根基，而多數都在民主轉型期停滯不前，處於徹底的獨裁主義與完全成熟民主間的灰色地帶，普亭掌權的俄羅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註一）的調查，全球的自由化程度自2005年後逐漸衰微，民主體制經常顯得空洞、淺薄且脆弱。近期發生在埃及和利比亞的事件更顯示，要推翻一個獨裁政權比成立一個得以運作的民主政府要容易太多了。建立自由體制變成一項困難重重的長期抗戰，沒人能保證最後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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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加薩、敘利亞等地區的動亂持續引發全球關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最近的刊物問道世界是不是正在分崩離析？這般悲觀的世界觀不像福山教授準備迎接的後意識形態世界，反而貼近經濟史學家暨社會學家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在《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Great Transformation ）一書中所譜出的陰鬱結局，他對19世紀文明崩解對社會、政治，和經濟各方面造成的錯位均有精闢的分析。

所以，對民主的轉型潛力的想像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能夠創造公共利益是大眾預期政府該達到的主要功能，但民主政府實現這項目標的能力卻讓大眾期待破滅。而當政府的能力持續疲弱，越來越多公民會期待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以滿足他們的需求，這個情形在新生或醞釀期的民主政府尤其常見。如同我們最近透過海外發展協會（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所做的研究顯示，人們往往會用實用性的詞彙去衡量政治的自由和民主：如何讓民主國家表現優異？他們是否成功提供了經濟的成長、醫療保健和教育？許多民主國家基於無法提供良好的公共利益，使其本身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當福山教授在1989年寫下那篇文章時，自由民主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但現在已有了替代方案。中國出色的崛起儼然已變成一個極具競爭力的發展模式，而在非洲，衣索比亞和盧安達的經濟成長，同樣也在獨裁政府和一黨專政的情況下達成的，和中國一樣，它們也成為了獨裁國家經濟成長的典範。

今年年初在香港的一場以民主為訴求的示威活動，抗議民眾力抗北京政府，爭取設立普選。Photo Credit：Foreign Policy

然而，為獨裁政權辯解者往往忽略了一些基本的問題。一個獨裁政府，對能在發展過程中扮演正面角色這點上是不証自明的，但許多非洲、亞洲、東歐、南美及前蘇聯國家的獨裁政權，在歷史中都留下了許多汙點；把籌碼押在獨裁政府的權威上是有風險的，因為沒人能知道最終結果能否作為過程的合理藉口。

事實上，我們對發展初期的民主國家期待太高，也太早了。光是舉辦選舉並不能解決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所需面對的深層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選舉有深化民主統治質量的可能性，但相對來說選舉是個相對生硬的手段，並且有重要規範。如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所提，要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體制，有力的制衡系統和投票權一樣重要。

在民主價值的過程中要能加強文化，而非僅僅是其成功所帶來物質利益，勢必得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得好好回想歐洲在經歷了1848年「人民之春」革命後，民主得花上幾個世代才能站穩腳步。在1920至1930年間，自由民主模式又碰上了麻煩，在許多對（民主）政府運作感到幻想破滅的人眼中，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吸引人的替代方案。

今日，民主不只在發展中國家間失去光環，在富裕的西方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命運。2007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及與日俱增的貧富差距，都加劇了對代議民主素質的不滿，而這些負面情緒透過政治光譜找到了發聲管道，從美國茶黨（American Tea Party）、跨越數國的「佔領」運動，到歐盟國家的反聯合國（Anti-Brussels）民粹主義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