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國乞求,或與中國對抗,不論哪一個選項對東協十國都可能是災難

向中國乞求,或與中國對抗,不論哪一個選項對東協十國都可能是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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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東協應該都同意向中國明確表示,一個獨立的東協對中國的長期利益才是最好的,因為東協可以做為一個獨立且中立的存在,幫助潤滑和緩和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特別是印度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國家。

文:馬凱碩、孫合記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領導人提出了許多倡議,中國與東協關係因此不斷發展壯大。雙邊貿易額呈指數成長,從一九八〇年的二十四億美元成長到二〇一三年的三千五百億美元,在三十年間成長了一百多倍。雙向投資也有成長。二〇一三年東協在中國的投資增加到八十三・五億美元。中國在東協的投資從一九九一年的四十四億美元成長到二〇一三年的八十六億美元。中國和東協在面對一連串重大自然災害和傳染病時,例如二〇〇四年印度洋海嘯、緬甸納吉斯颶風、汶川地震、SARS 和禽流感等,都是相互支援,相互合作。

習近平呼籲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歷史證明,當一個大國(這裡指中國)即將超過世界第一大強國(這裡指美國)時,就會爆發衝突。習近平稱此問題為「修昔底德陷阱」,他說:「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或是兩個守成國之間發生毀滅性的緊張關係。」

如果習近平也呼籲大國與中小國之間建立一種新的關係模式,將會是同樣的睿智之舉。

傳統的西方觀點總是認為中國一定會成為一個好戰、有侵略傾向的國家,但是中國可以證明自己與美國不同,中國會以同樣的尊重對待中小型國家。東協就是中國開始證明上述主張的最佳場所。

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大國與中小型國家新的關係模式,盎格魯-撒克遜的媒體將會更難抹黑中國,無法把中國描述成好戰和侵略的國家。盎格魯-撒克遜的許多媒體(以及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認為它們在中國繪製的南海九段線上找到了攻擊中國的絕佳武器。由於任何當代的國際法或當代關於海洋主權宣稱的國際共識,都很難證明九段線的正當性,這就為盎格魯-撒克遜的媒體提供了一個負面報導中國的機會。

在這種地緣政治背景下,中國與東協關係變得更加重要。如果中國能夠在處理與東協關係的過程中,成功發展出一種大國與中小型國家互動的新模式,那麼這將大大推翻盎格魯-撒克遜媒體試圖在國際舞台上把中國描述為愛挑釁、好鬥的角色。北京方面只要對中國與東協關係進行全面回顧,就不難看出,中國與東協的關係可以幫助中國獲取更大的外交利益。

本書這個部分主要想告訴讀者的就是,與東協發展良好關係會帶來許多附帶的好處,中國不應低估。東協已是繼歐盟之後、世界上第二大成功的區域組織,如果東協能夠透過實施一些諸如東協經濟共同體(AEC)之類的計劃,努力達成預期目標,提升區域內的合作水準,立場上保持團結一致,那麼東協就能夠提高它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和聲望。如果中國與東協建立起良好的關係,那麼中國也可以成為這個成功故事的參與者。因此,我們希望藉由全面性的政策回顧,中國可以意識到,加強而非削弱東協才符合其利益。

在任何雙邊關係中,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國應該深刻反思東協與中國的關係,東協也需要這樣做。但是這對東協來說會比較困難,因為東協總共有十個國家,每個國家在與中國的關係中各有其不同的利益。東協會員國在制定東協對中國的政策時,會首先考慮自己與中國的雙邊利益。況且,各個國家在對自己的雙邊利益進行評估時一定會受到地理、歷史、掌權者的性格和特質等因素影響。此外,領導人更迭也會導致政策改變。所以,如果不同的東協國家對東協與中國關係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也不足為奇。事實上,在二〇一六年以前,這種情況就出現過。

在東協,越南和緬甸這兩個國家一直對中國最有戒心。為什麼?答案很明顯,因為歷史。

這兩國都與入侵的中國軍隊交戰過。一七六五至一七六九年,即乾隆皇帝年間,清朝曾入侵緬甸四次,今天的中緬邊界就是在那些衝突中形成的。此外,國共內戰也對中緬邊界產生了部分影響。一九七九年的中越戰爭雖然只持續了二十七天,卻造成五萬多名越南人死亡。

越南尤其懷疑中國的利益和意圖,因為它曾被中國佔領了一千多年,從西元前一一一年一直到西元九三八年。一位知名記者納揚・昌達曾寫道,越戰期間,美國的戰機曾對河內進行轟炸,但是之後不到十年,當參觀者走進河內博物館時,看到的竟是「一千年以來越南人民爭取獨立、反抗中國侵略的歷史記錄」。越南記者殿隆在《外交家》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一九七〇年,在美國轟炸北越後的短暫間歇期,美國著名的政治活躍人士和對美國外交政策批判最強烈的代表人物之一諾姆・喬姆斯基受邀訪問越南首都河內,並且在河內理工大學演講。喬姆斯基回憶說,到達河內的第一天早上,他就被帶去參觀戰爭博物館,並且聆聽關於幾個世紀前中越戰爭的冗長的講演,講演過程中還搭配立體模型。他在接受訪問時說:「這道理很明顯,那就是『你們(美國)只是現在碰巧在侵略我們,而你們終究會離開。但是中國卻一直在這裡』。」

由於地理因素,越南和中國的命運會相連在一起。二〇一六年七國峰會(G7)於日本召開,一位新加坡資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在G7峰會前的一個論壇上發言,他說:

幾年前,我問過一個越南高層官員一個問題,我說,領導人變更對中越關係來說意味著什麼?他回答說,每個越南領導人都必須能站起來對抗中國,同時與中國和睦相處。如果有人認為這兩者不可兼得,那麼他就不適合做越南的領導人。

奇怪的是,雖然中國和越南的國家利益分歧最大(特別是在南海爭端上),但是這兩個國家在當代有一個共同的利益,那就是確保在北京和河內執政的共產黨是合法的。這因此有助於緩和中越之間的分歧。

泰國與中國沒有邊界接壤,也未曾與中國軍隊交戰過。古代泰國王室向中國皇帝進貢,現代泰國已自然地將當地華裔同化。泰國仍然是美國的盟友,但它也接受了中國的大量援助,並且越來越接納中國的利益訴求。伊恩・斯托瑞描述了這種轉變:

⋯⋯過去四十年裡,在遇到危機時,中國一直是泰國堅定的支持者。例如,一九七三年能源危機期間,中國以友情價出售石油給泰國;在十年的柬埔寨危機期間,中國是泰國的主要戰略盟友;泰國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經濟陷入困境時,北京為其提供了財政支持;二〇〇六年泰國發生政變後,中國立即承認新政府,雙邊關係正常發展。在泰國,這些事件為中國營造了一個非常正面的形象:泰國無論哪一方掌權,中國都會照顧到泰國的利益。

近年來,美國對泰國軍政府的批判(甚至是排斥),反使其往中國靠攏。正如西方在一九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對緬甸的孤立一樣,它們親手將緬甸送到了中國的手中。而現在西方對泰國軍政府的批判可能也意味著,泰國也會成為它們送給中國的地緣政治禮物。正如斯托瑞所言:

泰國的國內政治局勢很大程度上註定了該國將倒向北京。泰國在經過近十年的政治動亂後,國家需要一段穩定期,而只有軍隊才能保障泰國的穩定,中國政府對此表示理解,泰國軍政府因此很感激。相形之下,泰國對於華府方面一再呼籲泰國立即恢復民主很反感,而且拒絕接受美國對其不公平和虛偽的指控(美國認為,自政變以來泰國的人權和人口走私情況已經惡化)⋯⋯中美兩國對政變的反應讓泰國政府更堅信,「自一九七〇年代末以來,泰王國在危機時期可以仰賴中國的幫助,而美國只是一個酒肉朋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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