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性侵之國：印度女人不愛分享恐怖故事，但我們將銘記這一年

文：索米妮・聖古塔（Somini Sengupta）

當一名比瓦莎（十七歲女生，夢想進入大學、成為警察）大不了幾歲的女孩，在離她家不遠的德里南郊，被集體性侵時，瓦莎才滿十六歲。這名女孩與瓦莎沒甚麼不同：充滿野心，聰明上進，學習成為物理治療師，預備要從身體勞動跳進腦力工作的世界。

事件發生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整個城市還在冬寒中哆嗦，夜晚空氣飄散著炭火煙味。這名女孩從大學返家，預備歡度那個週日的佳節。她遇到一名朋友，是擔任資科專員的男孩。兩人前往購物中心，看大家都在討論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回家路上，她被五名男性攻擊，包含一名未成年人，他們開著一部私人巴士到處取樂。他們將一根鐵條插進她的身體，捅破腸道。他們毒打女孩的男性友人，最後將兩人全裸棄置路旁。

集體性侵的新聞爆發時，我人在德里。我當時借住的友人，拿著當天報紙衝進客房。「集體性侵之國！」她不屑地罵，十分憤怒。她堅持我不可在印度撫養女兒。

這則新聞在全國掀起悲痛與憤怒。每天都有新發現，讓憤怒群眾更加怒不可遏。後來發現，攻擊女孩的人稍早也曾搶劫攻擊一名臨時工，也把他扔在路邊，並認為他不會去報警，後來也證明確實如此。新聞報導還發現，兩名被害人被扔在繁忙馬路邊自生自滅，警察約一小時後才抵達。到達後，警方還彼此爭論案件的管轄權好一陣子。此時，那名女孩仍持續失血中。

集體性侵案兩天後，我準備飛回美國，四名朋友前來聚餐餞行。我們無法討論其他話題。我的朋友都是印度人，年齡從三十多到五十多歲。她們都被教育成不輸給男性的女人。她們個個聰明、善良、風趣、在各自領域中發光發熱，正是我希望女兒在成長過程中會遇到的人。

但每一位都有難堪的故事要說。

她們之中最年長的，是五十出頭歲的律師。她記得數年前，將車停在德里商業中心區辦公大樓地下停車場時，有人總會在車窗上寫粗魯汙穢的字眼。這件事嚇到她。她花了數週時間才發現真相，結果是停車場管理員的傑作。

「看到一個女人開車上班，對他來說可能太難接受。」我朋友猜測。這事件讓她很害怕，以致於有陣子深夜下班時，她不敢一個人走到地下停車場，必須請男同事同行。這對她形同雙層羞辱。

她們之中最年輕的，也是律師。記得有次坐在德里法庭中，聆聽一名女性與男友私奔的案件。當時也在場的女孩父母，控告男友綁架女兒，在庭上同意撤回告訴，並接受這樁婚姻。但法官沒那麼天真。「若你們的女兒受到任何傷害，」法官警告，「你們會被懲罰。」法官是指無數違背家庭意願而結婚的女孩所發生的情況：被自己家人謀殺。

女孩的弟弟，甚至還不算是個男人，靠在母親耳邊，用每個人都可以聽到的音量說：「擁有女孩就是妳的懲罰。」

我想到在德里另一側瓦齊爾普爾的莫妮卡，以及被控謀殺她的哥哥。

巴士上的女孩兩週後死於重大器官衰竭，這段期間足夠向警方交代事件經過。此時，抗議事件在不同城市間蔓延。日復一日，女女男男，多數為年輕人，冒著德里寒風，走上街頭，有時甚至得對抗鎮暴警察的水砲。「阿查迪（Azaadi）！」他們大喊，這是印地語的「自由」。「白天的自由，夜晚的自由」。性侵與後續相關新聞在印度及國際媒體上大幅報導。我從這些報導中拼湊出她的故事。

當然，過去不乏獲得大幅報導的性侵案件。

但二〇一二年的集體性侵案獲得廣泛回響，是因為巴士上的女孩與同一代人有許多相像之處，正是渴望的寫照。她在德里一處勞工階級區域長大，父親是機場的行李工。在新聞報導中，鄰居形容她是個上進的孩子，家庭的希望，正要爬出貧民窟，發光發熱的女孩。她的父母相信她的能力，將村裡一塊地賣了，送她進大學念書。一名大學裡的教授形容她「準時且認真」。我特別記下這點，讓我想到瓦莎。

不只是巴士上的女孩代表著她的世代，傷害她的性侵犯也是。他們住在德里市中的貧民窟鐵皮屋，被五星級飯店圍繞。他們多數二十來歲，都來自鄉下，想在都市尋求更好的生活。他們都未受過教育，做著邊緣性工作。開車的男性，開著同樣巴士每天接送學生上下學。他的弟弟是同謀者，有時也開計程車。其他人還包括水果攤小販、在當地健身房打工的年輕男性以及一名十七歲男孩。他在路邊簡餐店洗碗維持生活。「這些人並無特殊之處。」《英國衛報》在一篇關於集體性侵犯的精采特寫中指出。

警方幾乎立刻逮捕六名嫌犯。社會憤怒的呼聲，要求訴諸死刑。其中一人在德里監獄中死亡，四名被判死刑，仍在上訴。少年犯則被判最高的三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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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案引發的抗議潮，似乎讓政治人物猝不及防。當時的首相曼摩罕・辛格（Manmohan Singh）是三位傑出女兒的父親，在案發後前幾天不發一語。國大黨魁蘇妮雅・甘地（Sonia Gandhi）亦未發言。政治人物似乎無法感受到群眾憤怒的深度，特別是來自年輕人的怒氣。

其他幾位政治人物的發言，反而更顯出與新世代情感的脫節程度。一名國會議員，也是總統之子，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上說，抗議的女性似乎並不年輕，反而像「脫漆後補強」（dented and painted）的感覺。這個詞通常用來形容上了數層補漆的舊車。

一名拉賈斯坦邦的政治人物提議學校制服應該禁穿裙子。瓦莎的家族也來自拉賈斯坦。

另一位印度教領袖則暗示被害人也有責任，因為她並未做出足夠的反抗。他宣稱，進入身體的動作需要兩個人配合。「一個巴掌拍得響嗎？我不認為。」他被引述如此評論。

公眾怒火持續沸騰之下，政府成立一個委員會，由退休法官組成，針對婦女暴力事件提出建議。委員會提出一份亮眼的報告，點名政治與宗教領袖有「性別偏見」，警察與法院疏於保護婦女免受騷擾與侵害，並建議應修法防治性侵害與性騷擾。

報告進一步提醒印度領袖，獨立之初對女性權益的承諾，並羅列各項欺瞞，最後大膽總結：「憲法保障的事實平等並未在女性生活中實現。」

這份報告在二〇一三年一月印度共和國日前夕發表，這一天印度慶祝憲法誕生。面對不斷抗議，國會快速通過一群新法，強化對婦女暴力加害人的懲戒。

抗議同時也讓群眾目光注意到婦女團體發起的行動，希望推動改變讓印度城市更安全。例如在巴士站附近與地鐵站出口裝設更明亮的街燈，修整人行道，維持公共廁所整潔。抗議者要求更多女警員額。

印度首都德里街頭是惡名昭彰，對女性極不友善的環境。二〇一〇年倡議團體喬格利（Jogari）的一份研究顯示，前一年中，每三名德里女性，就有兩名曾經歷二至五次性騷擾事件。對男性態度的各種調查也顯示類似狀況。例如，二〇一二年底《興都斯坦時報》進行的民調發現，十八至二十五歲的印度男性中，半數認為穿短裙的女性自找麻煩。

瓦莎的父親似乎很清楚社會反應。瓦莎十七歲時，父親不喜歡看她穿學校制服裙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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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二〇一二年集體性侵事件後，我常被問起：比起世界其他國家，印度女人是否更容易受到性侵？

並非如此，亦無資料顯示這是事實。事實上，不論在印度或許多其他國家，想取得性侵害或其他婦女暴力案件的有效資料，都十分困難。汙名化嚴重，報案率低。要面對無知，或無感，或兩者兼具的檢警。

我們知道的是，印度婦女暴力案件的報案率，與全球婦女暴力案件的比例相當。世界衛生組織（WHO）檢視全世界的調查資料，發現大約每三名女性，亦即百分之三十五，一生中曾經歷「親密伴侶暴力及／或非伴侶的性侵害」。另一份研究顯示，十八歲以下少女，每十人中有一人，被強迫性交。

接下來的問題常激怒印度女權捍衛者：印度文化或印度男性心理是否有哪些因素，特別容易造成印度男人的暴力行為？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的集體性侵案讓印度吸引許多注意力，導致知名女性主義者卡維塔・克里希南（Kavita Krishnan）說，她開始教育外國人，如何在印度不談性侵。

印度發生的性侵害案件，與世界各地性侵案件狀況大同小異。首先，被害者並不總是積極報案。其次，加害人通常是熟人，如朋友、鄰居或家庭友人。

在印度比較特別的是，婦女暴力，特別是性侵害，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抓住公眾意識。女孩與婦女拒絕再保持沉默。她們湧上街頭抗議，有時對抗驅逐水砲。更多人勇於報案。

光是德里一地，二〇一三年前十一個月分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三起性侵報案紀錄，是前一年同期的兩倍數字。性騷擾申訴案件也大幅增加。

全國來看，婦女暴力事件的報案率也穩定上升。根據全國犯罪資料庫，二〇〇六至二〇一〇年間，婦女暴力案件的總數，包含性侵害，上升百分之二十九點六。⑧這不一定表示性侵害案件增加，可能只是婦女報案率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性侵案判刑率仍較其他犯罪案件來得低。

這一切表示，一項過去被隱藏的問題，終於逐漸浮上台面。性侵過去常是上層種姓強加於下層種姓婦女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在鄉村地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集體性侵案似乎給與倖存者更大勇氣。二〇一三年六月，一名三十七歲加爾各答婦女出現在電視上，描述她在一年前被集體性侵，以及此刻終於有足夠勇氣開口的歷程。

八月，一名孟買攝影記者向警方報案，她在一處廢棄工廠，被五名男子集體性侵。一名接待員也站出來說她也被同樣一群人攻擊，但出於羞恥而未報案，而被指控的男性在法庭上辯稱無辜。三個月後，一名律師控訴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在實習時對她性騷擾。一名記者控訴主管在飯店電梯中性侵。同樣重要地，當晚她告訴朋友自己不能保持沉默。她指控的男人已被捕，等候審判。

我的朋友，作家及編輯普莉雅・拉瑪妮（Priya Ramani）在財經報紙《銘刻》（Mint）上意有所指寫道：「我們將銘記這一年。當性侵犯、性騷擾者、變態、掠奪者及其他各種卑鄙犯罪者，發現無法再依賴讓他們如此囂張的大前提。印度女人不愛分享恐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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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業的盡頭：印度青年的憤怒與希望》，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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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索米妮・聖古塔（Somini Sengupta）
譯者：林玉菁

索米妮・聖古塔生於印度加爾各達，八歲時全家移民北美。在美國成長、受教育，後進入《紐約時報》，並於二〇〇五年派任印度德里分社社長。三十年後聖古塔重返印度，卻發現與童年記憶截然不同的國度，「一個無意實踐承諾的民主」。

印度不僅是充滿機會與希望的國家，也是受性別與種姓結構框架的國家。「業」（Karma）一字源自印度教，意指「前世所造就的善行惡行，將化為今生的善果或惡果」，作者利用印度教傳統語彙，借指現代印度青年正背負古老印度遺留下的「業」；這些「業」包含僵化的種姓制度、性別歧視，如此社會結構阻絕階級上下流動與相互交流的可能，也扼殺女性發展的潛力。印度青年正企求擺脫傳統枷鎖，邁向新局，不願受傳統命定的身分擺布。

不同於坊間多數將印度神聖化，停滯在古老時間的書寫，聖古塔的寫作風格，兼具《紐約時報》當代社會政經脈絡爬梳，及報導文學的私密與個人省查，帶領讀者同時從宏觀與微視的眼光，進入七位印度青年的生命世界，體察作用在他們身上的外在力量。這些力量同時也作用在當代每一位青年世代身上。對作者來說，這些印度青年的故事，不是十八、十九世紀充滿宗教色彩的奇思幻想，而是真真切切存在你我面前，在當今世代的生命掙扎。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