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性侵之國:印度女人不愛分享恐怖故事,但我們將銘記這一年

集體性侵之國:印度女人不愛分享恐怖故事,但我們將銘記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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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印度比較特別的是,婦女暴力,特別是性侵害,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抓住公眾意識。女孩與婦女拒絕再保持沉默。她們湧上街頭抗議,有時對抗驅逐水砲。更多人勇於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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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索米妮・聖古塔(Somini Sengupta)

當一名比瓦莎(十七歲女生,夢想進入大學、成為警察)大不了幾歲的女孩,在離她家不遠的德里南郊,被集體性侵時,瓦莎才滿十六歲。這名女孩與瓦莎沒甚麼不同:充滿野心,聰明上進,學習成為物理治療師,預備要從身體勞動跳進腦力工作的世界。

事件發生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整個城市還在冬寒中哆嗦,夜晚空氣飄散著炭火煙味。這名女孩從大學返家,預備歡度那個週日的佳節。她遇到一名朋友,是擔任資科專員的男孩。兩人前往購物中心,看大家都在討論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回家路上,她被五名男性攻擊,包含一名未成年人,他們開著一部私人巴士到處取樂。他們將一根鐵條插進她的身體,捅破腸道。他們毒打女孩的男性友人,最後將兩人全裸棄置路旁。

集體性侵的新聞爆發時,我人在德里。我當時借住的友人,拿著當天報紙衝進客房。「集體性侵之國!」她不屑地罵,十分憤怒。她堅持我不可在印度撫養女兒。

這則新聞在全國掀起悲痛與憤怒。每天都有新發現,讓憤怒群眾更加怒不可遏。後來發現,攻擊女孩的人稍早也曾搶劫攻擊一名臨時工,也把他扔在路邊,並認為他不會去報警,後來也證明確實如此。新聞報導還發現,兩名被害人被扔在繁忙馬路邊自生自滅,警察約一小時後才抵達。到達後,警方還彼此爭論案件的管轄權好一陣子。此時,那名女孩仍持續失血中。

集體性侵案兩天後,我準備飛回美國,四名朋友前來聚餐餞行。我們無法討論其他話題。我的朋友都是印度人,年齡從三十多到五十多歲。她們都被教育成不輸給男性的女人。她們個個聰明、善良、風趣、在各自領域中發光發熱,正是我希望女兒在成長過程中會遇到的人。

但每一位都有難堪的故事要說。

她們之中最年長的,是五十出頭歲的律師。她記得數年前,將車停在德里商業中心區辦公大樓地下停車場時,有人總會在車窗上寫粗魯汙穢的字眼。這件事嚇到她。她花了數週時間才發現真相,結果是停車場管理員的傑作。

「看到一個女人開車上班,對他來說可能太難接受。」我朋友猜測。這事件讓她很害怕,以致於有陣子深夜下班時,她不敢一個人走到地下停車場,必須請男同事同行。這對她形同雙層羞辱。

她們之中最年輕的,也是律師。記得有次坐在德里法庭中,聆聽一名女性與男友私奔的案件。當時也在場的女孩父母,控告男友綁架女兒,在庭上同意撤回告訴,並接受這樁婚姻。但法官沒那麼天真。「若你們的女兒受到任何傷害,」法官警告,「你們會被懲罰。」法官是指無數違背家庭意願而結婚的女孩所發生的情況:被自己家人謀殺。

女孩的弟弟,甚至還不算是個男人,靠在母親耳邊,用每個人都可以聽到的音量說:「擁有女孩就是妳的懲罰。」

我想到在德里另一側瓦齊爾普爾的莫妮卡,以及被控謀殺她的哥哥。

巴士上的女孩兩週後死於重大器官衰竭,這段期間足夠向警方交代事件經過。此時,抗議事件在不同城市間蔓延。日復一日,女女男男,多數為年輕人,冒著德里寒風,走上街頭,有時甚至得對抗鎮暴警察的水砲。「阿查迪(Azaadi)!」他們大喊,這是印地語的「自由」。「白天的自由,夜晚的自由」。性侵與後續相關新聞在印度及國際媒體上大幅報導。我從這些報導中拼湊出她的故事。

當然,過去不乏獲得大幅報導的性侵案件。

但二〇一二年的集體性侵案獲得廣泛回響,是因為巴士上的女孩與同一代人有許多相像之處,正是渴望的寫照。她在德里一處勞工階級區域長大,父親是機場的行李工。在新聞報導中,鄰居形容她是個上進的孩子,家庭的希望,正要爬出貧民窟,發光發熱的女孩。她的父母相信她的能力,將村裡一塊地賣了,送她進大學念書。一名大學裡的教授形容她「準時且認真」。我特別記下這點,讓我想到瓦莎。

不只是巴士上的女孩代表著她的世代,傷害她的性侵犯也是。他們住在德里市中的貧民窟鐵皮屋,被五星級飯店圍繞。他們多數二十來歲,都來自鄉下,想在都市尋求更好的生活。他們都未受過教育,做著邊緣性工作。開車的男性,開著同樣巴士每天接送學生上下學。他的弟弟是同謀者,有時也開計程車。其他人還包括水果攤小販、在當地健身房打工的年輕男性以及一名十七歲男孩。他在路邊簡餐店洗碗維持生活。「這些人並無特殊之處。」《英國衛報》在一篇關於集體性侵犯的精采特寫中指出。

警方幾乎立刻逮捕六名嫌犯。社會憤怒的呼聲,要求訴諸死刑。其中一人在德里監獄中死亡,四名被判死刑,仍在上訴。少年犯則被判最高的三年徒刑。


性侵案引發的抗議潮,似乎讓政治人物猝不及防。當時的首相曼摩罕・辛格(Manmohan Singh)是三位傑出女兒的父親,在案發後前幾天不發一語。國大黨魁蘇妮雅・甘地(Sonia Gandhi)亦未發言。政治人物似乎無法感受到群眾憤怒的深度,特別是來自年輕人的怒氣。

其他幾位政治人物的發言,反而更顯出與新世代情感的脫節程度。一名國會議員,也是總統之子,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上說,抗議的女性似乎並不年輕,反而像「脫漆後補強」(dented and painted)的感覺。這個詞通常用來形容上了數層補漆的舊車。

一名拉賈斯坦邦的政治人物提議學校制服應該禁穿裙子。瓦莎的家族也來自拉賈斯坦。

另一位印度教領袖則暗示被害人也有責任,因為她並未做出足夠的反抗。他宣稱,進入身體的動作需要兩個人配合。「一個巴掌拍得響嗎?我不認為。」他被引述如此評論。

公眾怒火持續沸騰之下,政府成立一個委員會,由退休法官組成,針對婦女暴力事件提出建議。委員會提出一份亮眼的報告,點名政治與宗教領袖有「性別偏見」,警察與法院疏於保護婦女免受騷擾與侵害,並建議應修法防治性侵害與性騷擾。

報告進一步提醒印度領袖,獨立之初對女性權益的承諾,並羅列各項欺瞞,最後大膽總結:「憲法保障的事實平等並未在女性生活中實現。」

這份報告在二〇一三年一月印度共和國日前夕發表,這一天印度慶祝憲法誕生。面對不斷抗議,國會快速通過一群新法,強化對婦女暴力加害人的懲戒。

抗議同時也讓群眾目光注意到婦女團體發起的行動,希望推動改變讓印度城市更安全。例如在巴士站附近與地鐵站出口裝設更明亮的街燈,修整人行道,維持公共廁所整潔。抗議者要求更多女警員額。

印度首都德里街頭是惡名昭彰,對女性極不友善的環境。二〇一〇年倡議團體喬格利(Jogari)的一份研究顯示,前一年中,每三名德里女性,就有兩名曾經歷二至五次性騷擾事件。對男性態度的各種調查也顯示類似狀況。例如,二〇一二年底《興都斯坦時報》進行的民調發現,十八至二十五歲的印度男性中,半數認為穿短裙的女性自找麻煩。

瓦莎的父親似乎很清楚社會反應。瓦莎十七歲時,父親不喜歡看她穿學校制服裙出門。


自從二〇一二年集體性侵事件後,我常被問起:比起世界其他國家,印度女人是否更容易受到性侵?

並非如此,亦無資料顯示這是事實。事實上,不論在印度或許多其他國家,想取得性侵害或其他婦女暴力案件的有效資料,都十分困難。汙名化嚴重,報案率低。要面對無知,或無感,或兩者兼具的檢警。

我們知道的是,印度婦女暴力案件的報案率,與全球婦女暴力案件的比例相當。世界衛生組織(WHO)檢視全世界的調查資料,發現大約每三名女性,亦即百分之三十五,一生中曾經歷「親密伴侶暴力及/或非伴侶的性侵害」。另一份研究顯示,十八歲以下少女,每十人中有一人,被強迫性交。

接下來的問題常激怒印度女權捍衛者:印度文化或印度男性心理是否有哪些因素,特別容易造成印度男人的暴力行為?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的集體性侵案讓印度吸引許多注意力,導致知名女性主義者卡維塔・克里希南(Kavita Krishnan)說,她開始教育外國人,如何在印度不談性侵。

印度發生的性侵害案件,與世界各地性侵案件狀況大同小異。首先,被害者並不總是積極報案。其次,加害人通常是熟人,如朋友、鄰居或家庭友人。

在印度比較特別的是,婦女暴力,特別是性侵害,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抓住公眾意識。女孩與婦女拒絕再保持沉默。她們湧上街頭抗議,有時對抗驅逐水砲。更多人勇於報案。

光是德里一地,二〇一三年前十一個月分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三起性侵報案紀錄,是前一年同期的兩倍數字。性騷擾申訴案件也大幅增加。

全國來看,婦女暴力事件的報案率也穩定上升。根據全國犯罪資料庫,二〇〇六至二〇一〇年間,婦女暴力案件的總數,包含性侵害,上升百分之二十九點六。⑧這不一定表示性侵害案件增加,可能只是婦女報案率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性侵案判刑率仍較其他犯罪案件來得低。

這一切表示,一項過去被隱藏的問題,終於逐漸浮上台面。性侵過去常是上層種姓強加於下層種姓婦女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在鄉村地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集體性侵案似乎給與倖存者更大勇氣。二〇一三年六月,一名三十七歲加爾各答婦女出現在電視上,描述她在一年前被集體性侵,以及此刻終於有足夠勇氣開口的歷程。

八月,一名孟買攝影記者向警方報案,她在一處廢棄工廠,被五名男子集體性侵。一名接待員也站出來說她也被同樣一群人攻擊,但出於羞恥而未報案,而被指控的男性在法庭上辯稱無辜。三個月後,一名律師控訴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在實習時對她性騷擾。一名記者控訴主管在飯店電梯中性侵。同樣重要地,當晚她告訴朋友自己不能保持沉默。她指控的男人已被捕,等候審判。

我的朋友,作家及編輯普莉雅・拉瑪妮(Priya Ramani)在財經報紙《銘刻》(Mint)上意有所指寫道:「我們將銘記這一年。當性侵犯、性騷擾者、變態、掠奪者及其他各種卑鄙犯罪者,發現無法再依賴讓他們如此囂張的大前提。印度女人不愛分享恐怖故事。」

相關書摘 ▶十億人口中的七個平凡靈魂,刻畫出印度「正午時代」的面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業的盡頭:印度青年的憤怒與希望》,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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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索米妮・聖古塔(Somini Sengupta)
譯者:林玉菁

索米妮・聖古塔生於印度加爾各達,八歲時全家移民北美。在美國成長、受教育,後進入《紐約時報》,並於二〇〇五年派任印度德里分社社長。三十年後聖古塔重返印度,卻發現與童年記憶截然不同的國度,「一個無意實踐承諾的民主」。

印度不僅是充滿機會與希望的國家,也是受性別與種姓結構框架的國家。「業」(Karma)一字源自印度教,意指「前世所造就的善行惡行,將化為今生的善果或惡果」,作者利用印度教傳統語彙,借指現代印度青年正背負古老印度遺留下的「業」;這些「業」包含僵化的種姓制度、性別歧視,如此社會結構阻絕階級上下流動與相互交流的可能,也扼殺女性發展的潛力。印度青年正企求擺脫傳統枷鎖,邁向新局,不願受傳統命定的身分擺布。

不同於坊間多數將印度神聖化,停滯在古老時間的書寫,聖古塔的寫作風格,兼具《紐約時報》當代社會政經脈絡爬梳,及報導文學的私密與個人省查,帶領讀者同時從宏觀與微視的眼光,進入七位印度青年的生命世界,體察作用在他們身上的外在力量。這些力量同時也作用在當代每一位青年世代身上。對作者來說,這些印度青年的故事,不是十八、十九世紀充滿宗教色彩的奇思幻想,而是真真切切存在你我面前,在當今世代的生命掙扎。

業的盡頭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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