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性侵之國：印度女人不愛分享恐怖故事，但我們將銘記這一年

一名拉賈斯坦邦的政治人物提議學校制服應該禁穿裙子。瓦莎的家族也來自拉賈斯坦。

另一位印度教領袖則暗示被害人也有責任，因為她並未做出足夠的反抗。他宣稱，進入身體的動作需要兩個人配合。「一個巴掌拍得響嗎？我不認為。」他被引述如此評論。

公眾怒火持續沸騰之下，政府成立一個委員會，由退休法官組成，針對婦女暴力事件提出建議。委員會提出一份亮眼的報告，點名政治與宗教領袖有「性別偏見」，警察與法院疏於保護婦女免受騷擾與侵害，並建議應修法防治性侵害與性騷擾。

報告進一步提醒印度領袖，獨立之初對女性權益的承諾，並羅列各項欺瞞，最後大膽總結：「憲法保障的事實平等並未在女性生活中實現。」

這份報告在二〇一三年一月印度共和國日前夕發表，這一天印度慶祝憲法誕生。面對不斷抗議，國會快速通過一群新法，強化對婦女暴力加害人的懲戒。

抗議同時也讓群眾目光注意到婦女團體發起的行動，希望推動改變讓印度城市更安全。例如在巴士站附近與地鐵站出口裝設更明亮的街燈，修整人行道，維持公共廁所整潔。抗議者要求更多女警員額。

印度首都德里街頭是惡名昭彰，對女性極不友善的環境。二〇一〇年倡議團體喬格利（Jogari）的一份研究顯示，前一年中，每三名德里女性，就有兩名曾經歷二至五次性騷擾事件。對男性態度的各種調查也顯示類似狀況。例如，二〇一二年底《興都斯坦時報》進行的民調發現，十八至二十五歲的印度男性中，半數認為穿短裙的女性自找麻煩。

瓦莎的父親似乎很清楚社會反應。瓦莎十七歲時，父親不喜歡看她穿學校制服裙出門。

自從二〇一二年集體性侵事件後，我常被問起：比起世界其他國家，印度女人是否更容易受到性侵？

並非如此，亦無資料顯示這是事實。事實上，不論在印度或許多其他國家，想取得性侵害或其他婦女暴力案件的有效資料，都十分困難。汙名化嚴重，報案率低。要面對無知，或無感，或兩者兼具的檢警。

我們知道的是，印度婦女暴力案件的報案率，與全球婦女暴力案件的比例相當。世界衛生組織（WHO）檢視全世界的調查資料，發現大約每三名女性，亦即百分之三十五，一生中曾經歷「親密伴侶暴力及／或非伴侶的性侵害」。另一份研究顯示，十八歲以下少女，每十人中有一人，被強迫性交。

接下來的問題常激怒印度女權捍衛者：印度文化或印度男性心理是否有哪些因素，特別容易造成印度男人的暴力行為？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的集體性侵案讓印度吸引許多注意力，導致知名女性主義者卡維塔・克里希南（Kavita Krishnan）說，她開始教育外國人，如何在印度不談性侵。

印度發生的性侵害案件，與世界各地性侵案件狀況大同小異。首先，被害者並不總是積極報案。其次，加害人通常是熟人，如朋友、鄰居或家庭友人。

在印度比較特別的是，婦女暴力，特別是性侵害，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抓住公眾意識。女孩與婦女拒絕再保持沉默。她們湧上街頭抗議，有時對抗驅逐水砲。更多人勇於報案。

光是德里一地，二〇一三年前十一個月分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三起性侵報案紀錄，是前一年同期的兩倍數字。性騷擾申訴案件也大幅增加。

全國來看，婦女暴力事件的報案率也穩定上升。根據全國犯罪資料庫，二〇〇六至二〇一〇年間，婦女暴力案件的總數，包含性侵害，上升百分之二十九點六。⑧這不一定表示性侵害案件增加，可能只是婦女報案率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性侵案判刑率仍較其他犯罪案件來得低。

這一切表示，一項過去被隱藏的問題，終於逐漸浮上台面。性侵過去常是上層種姓強加於下層種姓婦女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在鄉村地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集體性侵案似乎給與倖存者更大勇氣。二〇一三年六月，一名三十七歲加爾各答婦女出現在電視上，描述她在一年前被集體性侵，以及此刻終於有足夠勇氣開口的歷程。

八月，一名孟買攝影記者向警方報案，她在一處廢棄工廠，被五名男子集體性侵。一名接待員也站出來說她也被同樣一群人攻擊，但出於羞恥而未報案，而被指控的男性在法庭上辯稱無辜。三個月後，一名律師控訴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在實習時對她性騷擾。一名記者控訴主管在飯店電梯中性侵。同樣重要地，當晚她告訴朋友自己不能保持沉默。她指控的男人已被捕，等候審判。

我的朋友，作家及編輯普莉雅・拉瑪妮（Priya Ramani）在財經報紙《銘刻》（Mint）上意有所指寫道：「我們將銘記這一年。當性侵犯、性騷擾者、變態、掠奪者及其他各種卑鄙犯罪者，發現無法再依賴讓他們如此囂張的大前提。印度女人不愛分享恐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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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業的盡頭：印度青年的憤怒與希望》，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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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索米妮・聖古塔（Somini Sengupta）
譯者：林玉菁

索米妮・聖古塔生於印度加爾各達，八歲時全家移民北美。在美國成長、受教育，後進入《紐約時報》，並於二〇〇五年派任印度德里分社社長。三十年後聖古塔重返印度，卻發現與童年記憶截然不同的國度，「一個無意實踐承諾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