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說近代資本主義是基督新教的貢獻，這恐怕是缺乏史實的誤解

文：賴建誠、蘇鵬元

新教會促進資本主義發展？

「近代大型企業裡，基督新教徒所擁有的資本、經營領導與高階勞動上的人數，與新教徒占整體人口的比例相比，有著相對優勢。會有這樣的超高比例，一部分可以用歷史成因來解釋。」——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為什麼會成功，通常有三個論點：

1. 組織腐敗說：新教批評羅馬教會，在名、權、利三方面引發爭議，而逐漸失去影響力。
2. 羅馬教會選錯盟友：北歐諸國的勢力逐漸興起，某些大城市也因工商業的發達，而追求自主。天主教會被迫選擇盟友、界定新對手。在這過程中，羅馬時常「選錯邊」，造成自己的影響力下滑。
3. 獨占無效率說：基督教在羅馬成為國教後，因獨占地位而腐化無效率化。又因龐大勢力政治與資源優勢，招惹外在的競爭者搶奪，內部也因路線爭議而分裂。

我們是從第三個角度來看，天主教為了獲取利益極大化，一方面把重點放在半封建、較封閉的社會，二方面排拒外來的競爭教派。這有利於壯大自身，缺點是劃地自限、固步自封，積聚教會的財富。也就是說，「沒把餅做大」，沒擴展新的經濟機會，也不鼓勵信眾積極求富。

德國著名的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另有一說，100多年來引發學界一系列的討論。他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論點是：基督新教的教義積極鼓勵經濟成就，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這說法顯然很有新意，但經濟學家從實證資料來驗證，認為這樣的說法很有問題，這是本章將探討的議題。

新教徒吃得好，天主教徒睡得好

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韋伯反對這種見解，他認為宗教有正面功能。例如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可能是宗教改革的結果。

韋伯觀察到，自16世紀起，西歐受到宗教改革影響的地區，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地區（如低地國和倫敦）有相當程度的重疊，他認為這不是單純的歷史巧合，因為新教對高利貸、利潤這些觀念的改變，解除人們在追求利潤時的文化壓抑，以及潛意識上的焦慮。換言之，韋伯說新教徒在信仰上有一種新的特殊心態，可稱為資本主義的「典型」心態，這和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因果關聯。

大約在1895年，韋伯的一位學生奧芬巴赫（Martin Offenbacher）在德國的巴登（Baden）地區做調查，結果顯示基督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富有，也較積極投入經濟活動。奧芬巴赫的說法是：「天主教徒較安逸，對利潤的追求較不饑渴，寧可收入較少，但有較安全的生存，而不願過較冒險與刺激的生活，即使後者能帶來財富與榮耀。」

換個方式來說，新教徒較願意「吃得好」，天主教徒喜歡「睡得好」。天主教不鼓勵追求財富，在教義裡傳達的訊息是：為富不仁者死後要上天堂，比駱駝要穿過針眼還困難。基督新教的觀點相反：鼓勵追求經濟上的成就來榮耀你的主。

韋伯在這項調查的啟發下找到另一項佐證。以英國的牧師理查・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91）為例，他的訓詞是：「不應該浪費我們在塵世上短暫居留的任何寶貴時間，我們唯一的報酬就是在上帝為我們安插的位置上，盡全力去做……上帝已預先知道誰會被拯救，誰會被罪譴，然而只要能在個人的天職上成功，就有可能成為上帝的選民。」努力經商致富的商人，會因為在職位上的成功，而成為上帝的選民。

韋伯提出一個高度爭議性的論點：信仰基督新教的地區，與近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域，有密切的重疊。這個學說逐步擴充，可以概述成三點：

1. 1517年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催生了基督新教，也改變對世俗利益的態度，鼓勵新教徒追求經濟成就來榮耀主。原本地位較低的商人與工匠，改變遵循天主教義的心態，不再認為辛勤的勞工是低人一等的行業。新教鼓勵信眾祈禱，直接與神溝通，不再相信宿命說、奇蹟論，因而刺激理性主義的發展。這種理性心態對追求經濟成就與累積資本，產生長期的推動性助益。
2. 這種新教精神改變信徒的世界觀與作為，信眾更勤奮工作，節儉累積。這隱含一項可檢驗的假說：19世紀產業革命的成功，是因為新教精神在16-18世紀已經為工作態度與資金累積做好準備。所以產業革命的地區，與信仰新教的區域，地理上有高度重疊性。
3. 反過來說，信仰天主教的地區，信眾追求內心平衡，認為睡得好比吃得好重要，認為追求財富的人想上天堂，會比駱駝穿過針眼還困難。所以在天主教地區很難有積極的工作倫理，因為眼界與活動範圍太受宗教觀的限制。神權的牽制太強，不易產生理性主義與科學態度。也不積極向海外發展，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與產業革命。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區也有類似的局限。所以新教精神，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推進器。

韋伯學說的問題

韋伯命題已多次變身，各國學者自擁異說，讓人看得眼花撩亂。這個命題的現況，迷思的成份遠超過科學假說的本份。在諸多原因中，美國學界扮演重要角色。韋伯這本《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1958年由哈佛著名社會學者泰爾克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英譯，風靡英語學界。透過英譯本轉譯各國譯本，產生「多手傳播」的諸多插曲，問題就出在：

1. 語意上的扭曲：帕森斯的譯本與德文原著有微妙扭曲。各國譯本在英譯的基礎，發揮「多重複印」的失真傳遞效果。如果韋伯棺中復起，且能讀懂各國譯本，他必然搖頭不語。
2. 潛意識的「託譯言志」：19世紀末美國經濟迅速起飛，除了地大物博、地廣人稀、資源充沛這些外在因素，文史學者一直想證明，清教徒與新教徒的信仰，對工作倫理也有積極的貢獻。為了證明精神上的優勢，曾引入「社會達爾文主義」，想證明資本主義的興盛就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學說的具體表現：鼓勵競爭、汰除劣者，才能讓經濟更繁盛。

社會達爾文主義隱含歧視偏見，因而逐漸褪色，中性的韋伯學說繼而代之：新教的宗教觀有助於建立工作倫理、產業革命、資本主義發展。美國的強盛是根植於宗教上的激勵，只要努力都有機會實現「美國夢」。二次大戰後各國的留美學者，也跟著「搖韋伯旗」，把新教倫理說推到「準聖物」（quasi-sacred）的地位。韋伯的著作與傳記風行於世，好幾代的社會學者深陷其中。在這股跟風下，各國學者也急著檢驗本國史實是否符合韋伯論點。

新教信仰區確實出現過受人尊崇的發明者、企業家，但過度推廣韋伯學說，會讓人誤以為在新教地區，人人都深具企業家精神，個個都勤奮節儉。當然，應該不會有如此簡單的推論。光是要找重要科學家、發現者、企業家，就能發現任何宗教區都有。不能把「19世紀的產業革命」和「16-18世紀的新教信仰地區」這兩個「並列因素」，自動轉換為「因果關係」。

儒家思想和新教倫理類似，鼓勵節儉勤奮，因此也有些學者用來解釋二次戰後台灣的迅速成長。如果儒家思想真能解釋戰後亞洲的快速成長，那麼又怎麼解釋1945年之前亞洲地區長期普遍的落後？怎能用形而上的因素去解釋激烈競爭、無情淘汰的經濟現象？關鍵可能還是經濟因素，甚至地理條件。

也許你會反問：以中國為例，歷代政府權力與控制力甚強，商人不能像在歐洲一樣有較大的發展自由度。舉個反論：假如新大陸是中國人發現的，亞、非、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也由中國政府拓殖，工業革命也發生在中國。就算中國仍是君主集權，法家思想是主流，這些文化因素的決定力，絕對比不上工業革命、新大陸、殖民地之中的任何一項。

或許，應該說18-19世紀西方的發達，是殖民地市場的開拓創造了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創造了殖民地的開拓。把時間倒退千年來看，西班牙在地中海區曾是強者，阿拉伯人在東西貿易上也強盛過。後來他們沒落了，但他們的宗教與文化仍嚴格地保留下來。如果宗教文化能解釋阿拉伯與西班牙的強勢，那又怎麼說明它們的衰落？答案還是要在經濟、地理因素裡找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