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怎麼讓新加坡移民政策轉了個彎?

中國和印度,怎麼讓新加坡移民政策轉了個彎?
Photo Credit:  CIA World Factbook  Public domain via 維基共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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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處境看似最佳,既是獨立國家,又是許多國際企業的亞洲總部之所在,還有對英語和華語都十足友善的環境,以及穩定的政局。「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這一年來台灣人已經聽得太多,所以我想談談新加坡,那個離我們比較遠的島嶼。

東南亞地圖裡的移民島國有三個:台灣、香港、新加坡。

香港和台灣的政治情勢,只有政治對手相同,地位其實天差地遠。被殖民母國決定跟九龍半島一起歸還給中國後,香港很像失去政治保護的新加坡,灌了經濟活絡的迷湯後,麻藥一退才發現最大的敵人已經貼身近肉。新加坡的處境看似最佳,既是獨立國家,又是許多國際企業的亞洲總部之所在,還有對英語和華語都十足友善的環境,以及穩定的政局。「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這一年來台灣人已經聽得太多,所以我想談談新加坡,那個離我們比較遠的島嶼。

新加坡國民有三大族群(華、巫、印度),移民政策一向重要。從李顯龍2010年國慶演說裡,移民政策就占了四到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見一斑。何況,居民人口五百萬,其中四分之一是流動人口,大部分就是「外勞」。而且這些外勞對新加坡比對台灣更重要。

除了人數龐大,外籍勞工在各行各業的滲透程度都遠大於我們所習慣的華人優勢社會。這麼說吧,台灣社會常見的外勞出現在家庭幫傭、建築工人、企業主管、學者這些行業;在新加坡,你每天吃午飯的館子裡就會有很多外勞在煮飯端盤子。新加坡對外來人口的需求與依賴是很強勁的。

但是2011大選過後,2012年9月,新加坡政府實施了一項政策:月薪新加坡幣四千(約台幣九萬五)以上的外籍工作者才能帶配偶和孩子到新加坡居留;而且父母和姻親的長期來訪簽證也不保證核發。技術移民(S Pass)一向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生產力來源,也是外資投注的衍生物。基本上愈多高階人才流入這個國家、國家競爭力愈強。那麼,新加坡究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把長期移民往外推的政策?尤其在新加坡的出生率連年下降,2020年勞動人口就會開始衰退的前景裡。

2013 年,人口白皮書發佈,政府想為限制高階工作移民的政策緩頰。反悔之意一出,反對黨(新加坡工人黨)黨魁就跳出來指陳移民是社會摩擦的來源,而且公共建設也因此開始不敷使用的問題。一個移民社會對移民意見多多,從來不會只是失業率這麼簡單的問題,尤其像新加坡這種失業率低又均富的社會。(註一)移民問題,其實往往反映在一般民眾出街上路的每日所見所聞、所受所感。

除了比香港更依賴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家庭幫傭與碼頭、建築工人外,新加坡的技術移民佔據高收入的工作人口的比例甚高,歸化新加坡國籍的條件也相對寬鬆,對許多原本居住國家生活水平較低的工作者都是強勁吸力。不過其中更不乏把新加坡當做移民跳板的中國與印度家庭。而近年來申請的高階移民最大宗,就是印度跟中國。

比較傳統保守或習俗繁瑣的移民在比較現代化的社會一向容易不被理解,而母國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移民,也難免遭遇富國居民的歧視。但中國與印度的問題顯然比菲律賓跟馬來西亞多。例如2012年3月,新加坡大學的中國學生孫旭的網路言論:「新加坡狗比人多」,引發網友一陣撻伐,甚至導致教育政策修改(註二)。

中國跟印度移民最大的問題不是人口數量大,或者一人帶一家,也不是民族不同(本來就是是組成新加坡的三大族群),而是民情不同。大概是難免強國心態,自己和別人不同之處,傾向不去適應他人;不像在德國的土耳其人和在美國的墨西哥人,容易覺得自己是次等公民,就處處配合。

Photo Credit:  Nicolas Lannuzel  @ Flickr CC BY 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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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孫旭事件就只不過是中國人在路上渾不在意撞到別人,但新加坡人完全不能認同這種習慣,通常都會表達不滿,中國學生再上網罵人發洩。類似的場景,在香港已經成為對中國遊客的基本觀感:素質差到難以想像。所有的當街便溺和大聲說話都被媒體網路熱烈傳播,因為它鑽進了香港社會秩序的縫隙:人對他人和環境的品質預設值。

通常開發程度高、治安良好的國家,這個預設值都很高。舉個例子,一個社會裡,如果路人都有不闖紅燈、不搶黃燈的默契,一旦有人違反這項默契,交通馬上險象環生、人人自危,何況逆向行駛?生活品質其實不是靠收入決定的,而是在擁有和損耗相減之後,淨值還夠大,日子就好過。但是最損耗生活品質的,就是擔憂。

生活品質高的環境,縮減了很多隱形成本:鋪平的路面可以減少輪椅和嬰兒車的不便、乾淨的空氣和飲水可以減少健康的疑慮、透明的市場價格可以縮減決策時間心力、尊重他人的居民可以享有慷慨的優質公共設施,不怕少數人濫用。新加坡是全世界治安長期前十名的城市,基礎建設優良,所以對低於自己生活習慣的環境品質設定值非常敏感。

面對2007年以降,以超過十個百分點成長的大量印度與中國移民,讓新加坡社會心底藏有一股難耐的不適感。大選年度提出縮限移民攜家帶眷的政策,隔年實施,其實是反映了這股社會躁動。但新加坡社會太依賴外來工作人口了,提高移工條件或聘雇外勞會直接影響到深深織入社會的各級人力。從為你點餐的服務生到你的保險精算師,若少了外來工作者,除了時間跟成本提升,最直接的問題是人不夠用。於是政府默默地在隔年想反悔。但就算反悔,還是得正面面對社會摩擦的問題。

不論是開放陸客觀光、移民政策,甚至獨立,台灣、香港、新加坡,這三個華人社會,對於「同文同種」這個條件,跟剛決定不獨立的蘇格蘭一樣,其實很冷感。真正的問題是:願不願意跟環境品質的預設值比較低的那群人成為一家人?經濟是影響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可惜隱形成本的計算從來不是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所擅長的。可是,社會若沒有這些隱形但貼身的、對每一個他人的基本尊重,除了尚可投票的民主,我們就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東西了。

註一:2009年開始,新加坡政府先後通過多項措施安撫民眾,如提高永久居留和新公民的審批門檻(2009年第四季度),取消對獎學金留學生寄送永久居民邀請函(2009年底),打擊外籍勞工非法從事「散工」工作(2010年2月),提高服務業外籍員工英文水準要求(2010年第三季度)等等。

註二:新加坡政府一年撥3600萬新幣(約新台幣8.6億元)給區區兩千個外國學生做獎學金,平均一人享有約新台幣43萬元的補助。這項吸納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在事件發生後馬上遭受嚴厲批評,被認為造成本地生處境反而不如外籍生。新加坡政府提出本國籍學生的初等教育優先登記權,才堵起悠悠之口。

Photo Credit:  CIA World Factbook  Public domain via 維基共享資源

責任編輯:楊士範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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