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科的中國史位置已經改變，國文科猶可見許多人懷抱「中華民族主義」

文：陳柏宇

近期重新審理108年度新國文課綱，開啟文言文白話文之爭，但顯然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的爭論只是表象，選文的類型與標準更是「戲肉」。古今中外掌握文科（文史哲）即掌握話語權是無庸置疑的，文科學術、體制化的過程與政治手段的呈現息息相關。

就目前來說，台灣文學系就背負了權力鬥爭的原罪，當然中國文學系也是如此。若說中國文學系是全然的獨立於政治之外，亦是荒謬，強調中立合理超然更是違和。台灣文學「學術」的正式建立是晚近四、五十年的事情，台灣文學界大老葉石濤所撰寫的台灣文學史綱，也是1960年代構思，直到1987年才出版。進一步觀看世界文學史前後的發展脈絡，若說文學學術的建立純然無政治性，也只是騙騙不懂的人。

「政治正確」不是立基點，也不能是立基點。學術的場域是權力鬥爭的場域，是資源鬥爭的場域，中文和台文的鬥爭的確也代表了政治、話語權的角力，同時也代表中國與台灣視角詮釋的差異，更進一步而言，就是主體性建立的過程。白話／文言文學、台灣／中國文學的爭論，早在1920年代就開始，張我軍等留學中國的青年等引發的新舊文學論戰、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論戰、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乃至於現在。這些論爭背後代表的權力、話語權的鬥爭也不言而喻。

1920年代陳炘在〈文學與職務〉一文中，敘述他所認為文學的意義：「文學應當承載一個民族的文化」，更進一步指出：「文學者，乃文化之先驅也。」 以此出發點批判科舉以來積弊許久的舊思想、只重華麗詞藻，矯揉造作，不求學理的文學，認為文學背負民族強盛的可能性。台灣之所以積弱不振，是源自於舊思想的匱乏與原地踏步。從〈文學與職務〉可以看出陳炘認為文學是需要具有社會意義及責任的，之所以要批判舊文學，進而提倡新文學，並不是單純針對文學呈現形式，而是文學背後代表的感情與思想。換句話說，就啟蒙論述出發的文學功能論而言，文學應當具有啟蒙、教化的作用（當然這點可以討論的問題還很多），至少以教育出發的國文課該具有啟蒙、教化功能。

然而，選文究竟是要字雕句酌藝術性濃厚的駢儷文，或是要傳達重要訊息的文章？當然兩者皆有最好，但綜觀全世界文學，兩者皆具的有多少？再更進一步的說，要接受的是中國的西湖十景，抑或是台灣的台南八景？文史地哲不分家的情況下，要怎麼選文，才能具備台灣的獨特性？中國古典文學的憂國憂民、感時暢懷、鄉愁等，是屬於誰的文學？蘇軾多次被貶仍提酒暢飲；李白邀月對影；歐陽脩話中有話；王維詩畫交錯；屈原問天離騷，皆為佳作，或美不勝收，或氣度恢弘，然呢？

就文言文而言，除卻最為知名的鄭用錫，台灣古典漢文學亦有沈光文、盧若騰、施士洁、施梅樵、姚瑩、劉家謀、魏清德等大家，甚至到往後日治時期亦有多人創作古典詩文，若用同樣懷才不遇、感時憂懷等標準看，更貼近台灣的這些人是否亦該被考慮呢？再者，文言文究竟要用什麼方式教授？現今中文與古代中國語音上的差異，已經造成格律與音韻的偏差，平仄入聲都已全然不同，相較於現代華語，台語、客語文言音更貼近古代漢語時，若抱持要維護中華文化的傳統，是否要重新思考教授的語言與方法？

而在這次爭論中，蔣渭水與中村櫻溪被質疑反映了很重要的問題：

1. 對台灣文學陌生與不了解
2. 作家被扁平化呈現

以蔣渭水的作品為例，蔣渭水的貢獻在於台灣文協，在於教育提倡，如台文館館長廖振富老師提及：「筆者同意蔣渭水刻意模仿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寫成的〈送王君入監獄序〉一文，藝術性不高，選為範文的適切性有問題，但本文主旨是透過送王敏川入監，批判台人媚日者與日本總督跋扈的醜態，是篇充滿強烈反殖民意識的文章，主題嚴肅，不應輕蔑誤導將本文簡化為『講嫖妓』。」由文中可知〈送李愿歸盤谷序〉更重要的是其反殖民的意識。

除此之外，國文課本更因為選文限制或囿於教學現實，時常只能扁平化呈現作品裡的作家，往往只能看見作品中的作者，作品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被武斷連結，陶淵明就是不為五斗米折腰；歐陽脩就是高風亮節；蘇軾就是豪放不羈；李白就是才華橫溢；連橫就是擲地有聲的台灣人；丘逢甲就是反抗無奈的有志之士。再進一步說，藉著這次課綱爭論，「國文教育」是否也該重新被審視？有些人所談論國文的美感與品德培養，更是成為機械式、教條式的給予與吸收，儒家法家化、外儒內法的問題早就已經被討論，孔孟的啟蒙與法家教條式的反智之間的衝突卻又被隱藏。

談論「國文」教育本身就是政治不正確的事情，現今國文大部分是中國文學為主，台灣文學少數，而其中更全數是「中文」文學，其餘母語文學就更沒有討論空間了，儘管有Sakinu Yalonglong、Liglav A-wu、Walis Nokan、Syaman Rapongan等人，但始終是「中文」創作。在這種狀況下，談論「國文」教育要純然政治正確，就是一件脫離現實與忽視霸權的事情，也就更不用提及背後更大的現實中各個族群資源分配的問題了。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爭論只是具象的呈現一個角度的意識形態架構，文言文有台灣主題；中國文學亦有白話文學，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爭論亦非單純二元對立可以解決。如今審議課綱的過程中爭議不斷，反映了台灣內部政治、權力、資源的狀況，而主體性更是一個不斷形塑的過程，共同體隨著想像以及意識形態結構的轉變而轉變。在歷史科，中國史的位置已經改變；而現在「國文科」中猶可見許多人抱著「中華民族主義」的文化祖國情懷，在這種拉扯與意識不斷重新激盪的過程中，「國文」教育如何轉變，多少可以窺探未來台灣主體性的方向。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