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妻良母」意識形態束縛的都會女性,與過著低劣母性生活的農村女性

「賢妻良母」意識形態束縛的都會女性,與過著低劣母性生活的農村女性
Photo Credit: 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 Flickr's The Common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鈴木裕子(女性史研究者)透過分析史料,探究甲午戰爭後日本勞工運動草創期的性別歧視,她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的女性遭到「家」制度的桎梏,而為了家庭外出工作的行為則被讚美成「醇風美俗」,這完全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握手』的狀態」。

文:黑川綠、藤野豐

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枷鎖

以甲午戰爭為契機,日本的資本主義急速成長,這段期間女性勞工也成為支撐製絲、紡織業的主力。雖然如此,翻開《勞働世界》這本由日本鐵道矯正會、活版工工會、鐵工工會組成的「勞働組合期成會」(1897年組成)的會刊,仍可散見對女性勞工充滿蔑視與排擠的文章。此處略舉一例:

男工與女工的競爭,是隨著工廠機器發達而來的弊端。因為女工,男工的薪資下降,最終連工作也遭剝奪。在英美可以見到男工在家帶小孩,妻子前往工廠賺錢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國資本家為了獲取利潤,也跟著學聰明不斷增加僱用女工。(中略)混用男工和女工,是突顯道德醜態的根源。此外男工工作遭剝奪,未來將會面臨重大困難,必須加以注意。(《勞働世界》十四號,1898年6月15日。標點符號為筆者所添加)

鈴木裕子(女性史研究者)透過分析《勞働世界》,探究勞工運動草創期的性別歧視,她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的女性遭到「家」制度的桎梏,而為了家庭外出工作的行為則被讚美成「醇風美俗」,這完全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握手』的狀態」(鈴木,1991:22)。

從《母親的時代──愛知的女性史》(風媒社,1969年)一書中,可以得知他們當時編纂此書的動機。在接近半個世紀之前,名古屋女性史研究會表示,她們不僅必須知悉中央政府的舉動,也必須理解「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我們的母親、祖母們,在這個時間點上的想法如何,又採取了什麼行動」,否則「我們將無法領悟自己主體的生活意識與行動。」其中「女性勞工」一章首先記錄了愛知縣的重要產業,也就是紡織品業,係建立在年輕女性勞工的犧牲之上。

三重紡織愛知分工廠當中,已婚者不超過一成,「女工在出嫁之前,幾乎都必須為了雙親與家庭工作。」而且許多女工遠從三重、岐阜、靜岡、富山、新潟等處來應聘。然而,據說因為勞動環境過於嚴苛,不耐操勞而生病返鄉修養或死亡或逃亡者,占了全體的七成。例如1910年出生的加藤靜子,在逃亡之後返回故鄉父母家中,但兩天之後又再度被父親帶回工廠。對當時記憶深刻的靜子,還留下了〈(把孩子)送去年季奉公的父母,不是父母而是孩子的仇人〉這麼一首歌。

重組後的「賢妻良母」意識形態

近年來的研究很盛行以「近代家庭」作為國家基礎單位,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也是如此。隨著都市與農村的階級差異形成,大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以都會區的新中產階級為中心的「近代家庭」規範逐漸形成。在核心家庭中,上班族的妻子基於「賢妻良母」的價值規範,專心於家事與育兒,以家庭主婦的身分守護家庭。這樣的概念延續到戰後,持續影響著性別角色的分工。雖然人數極少,但一部分被稱為「職業婦女」的教師、打字員、護士、電話接線生等從事專門職業的女性逐漸增加。然而,這並不代表傳統的「家」急速轉變為「近代家庭」,因為即便在都會區,支撐近代日本的仍是「家/近代家庭複合型」。

1911年,平塚雷鳥等人成立了完全由女性組成的文藝團體「青鞜社」。在社誌《青鞜》創刊號(1911年9月)中,平塚提倡:「一開始,女性其實是太陽,是真正的人。今天,女性僅是月亮。」作家與謝野晶子也附和寫道,「撼動天地之日即將到來」,這樣的行徑可謂相當前衛。因此,很快地平塚也用來自稱的「新女性」這個稱呼,因其訴求在於展現女性自我,脫離了當下社會對女性的規範與要求,因此社會上對此稱呼總有所不滿,且都待以冷漠的眼光。

先前提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職業婦女人數增加與業種擴大的背景中,統治階層與代替她們辯護的評論者,提出在不至於影響家庭維持的前提下,應讓社會活用「女性天分」的議論,由「主婦」主導的「民本家庭」論等想法漸次登場,其中對「賢妻良母」思想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過去因《青鞜》聚集在一起的女性,也更往前跨出一步,提出必須納入提升女性地位的想法,推行更進一步的「改造」。這種思考自1918年到1919年臻於巔峰。平塚和與謝野,加上山田和香 (山田わか,音譯)、山川菊榮展開了保護母性論爭。平塚提出,「原本母親就是生命的源泉,女性成為母親之後便脫離個人存在的領域,成為社會性、國家性的存在」,因此「國家不應放任個人自由,須往前一步保護母親們,力圖保護她們身心健全發展,這些理所當然是國家的義務。」

針對平塚的主張,與謝野以如下言論應戰:「平塚所說的『國家』,並非現在的國家,而是改造過後的理想國家吧。若是如此,那麼最緊急的第一要務,首當是個人的改造。不集合經過改造的個人之力,便無法實現改造的國家。」與謝野的論調,充滿了福澤諭吉般的自主獨立精神。

在摸索、追求經濟獨立的女性之間,對於為了達成理想究竟應先追求「國家改造」亦或「個人改造」展開激烈交鋒。然而,平塚根據愛倫.凱(Ellen Karolina Sofia Key)提倡的「母性」一詞,在當時迅速受到引用,並與遺傳學結合,讓大眾重新認知「母親」的重要性,然而如同後文所述,這也成為從內心束縛女性的一種要件。關於此點,毋須等到此類言論蓬勃的二次大戰,此時平塚主張的母性主義,便蘊含了這種想法。

如同小山靜子的說明,相對於男性透過生產活動或服兵役直接貢獻民族國家,「女性則以家庭支持男性的活動,透過養育下一個世代,間接地被當成國民,並受到國民統合。」而支撐此種理念的,便是「賢妻良母」的意識形態。如同前文所言,「男性負責工作,女性負責家庭」的性別分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時局改變而重組,「一方面開發女性潛能,以培養具備活動力與積極的女性為目標,另一方面仍無法擺脫以往的性別分工,盡量避免女性『男性化』,只要探究性別的課題,便能察覺這樣的趨勢。」前述的母性保護論爭,正是在這樣的夾縫間,集中表現出女性之間的糾葛。

「日本農村婦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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