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妻良母」意識形態束縛的都會女性,與過著低劣母性生活的農村女性

「賢妻良母」意識形態束縛的都會女性,與過著低劣母性生活的農村女性
Photo Credit: 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 Flickr's The Common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鈴木裕子(女性史研究者)透過分析史料,探究甲午戰爭後日本勞工運動草創期的性別歧視,她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的女性遭到「家」制度的桎梏,而為了家庭外出工作的行為則被讚美成「醇風美俗」,這完全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握手』的狀態」。

文:黑川綠、藤野豐

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枷鎖

以甲午戰爭為契機,日本的資本主義急速成長,這段期間女性勞工也成為支撐製絲、紡織業的主力。雖然如此,翻開《勞働世界》這本由日本鐵道矯正會、活版工工會、鐵工工會組成的「勞働組合期成會」(1897年組成)的會刊,仍可散見對女性勞工充滿蔑視與排擠的文章。此處略舉一例:

男工與女工的競爭,是隨著工廠機器發達而來的弊端。因為女工,男工的薪資下降,最終連工作也遭剝奪。在英美可以見到男工在家帶小孩,妻子前往工廠賺錢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國資本家為了獲取利潤,也跟著學聰明不斷增加僱用女工。(中略)混用男工和女工,是突顯道德醜態的根源。此外男工工作遭剝奪,未來將會面臨重大困難,必須加以注意。(《勞働世界》十四號,1898年6月15日。標點符號為筆者所添加)

鈴木裕子(女性史研究者)透過分析《勞働世界》,探究勞工運動草創期的性別歧視,她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的女性遭到「家」制度的桎梏,而為了家庭外出工作的行為則被讚美成「醇風美俗」,這完全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握手』的狀態」(鈴木,1991:22)。

從《母親的時代──愛知的女性史》(風媒社,1969年)一書中,可以得知他們當時編纂此書的動機。在接近半個世紀之前,名古屋女性史研究會表示,她們不僅必須知悉中央政府的舉動,也必須理解「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我們的母親、祖母們,在這個時間點上的想法如何,又採取了什麼行動」,否則「我們將無法領悟自己主體的生活意識與行動。」其中「女性勞工」一章首先記錄了愛知縣的重要產業,也就是紡織品業,係建立在年輕女性勞工的犧牲之上。

三重紡織愛知分工廠當中,已婚者不超過一成,「女工在出嫁之前,幾乎都必須為了雙親與家庭工作。」而且許多女工遠從三重、岐阜、靜岡、富山、新潟等處來應聘。然而,據說因為勞動環境過於嚴苛,不耐操勞而生病返鄉修養或死亡或逃亡者,占了全體的七成。例如1910年出生的加藤靜子,在逃亡之後返回故鄉父母家中,但兩天之後又再度被父親帶回工廠。對當時記憶深刻的靜子,還留下了〈(把孩子)送去年季奉公的父母,不是父母而是孩子的仇人〉這麼一首歌。

重組後的「賢妻良母」意識形態

近年來的研究很盛行以「近代家庭」作為國家基礎單位,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也是如此。隨著都市與農村的階級差異形成,大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以都會區的新中產階級為中心的「近代家庭」規範逐漸形成。在核心家庭中,上班族的妻子基於「賢妻良母」的價值規範,專心於家事與育兒,以家庭主婦的身分守護家庭。這樣的概念延續到戰後,持續影響著性別角色的分工。雖然人數極少,但一部分被稱為「職業婦女」的教師、打字員、護士、電話接線生等從事專門職業的女性逐漸增加。然而,這並不代表傳統的「家」急速轉變為「近代家庭」,因為即便在都會區,支撐近代日本的仍是「家/近代家庭複合型」。

1911年,平塚雷鳥等人成立了完全由女性組成的文藝團體「青鞜社」。在社誌《青鞜》創刊號(1911年9月)中,平塚提倡:「一開始,女性其實是太陽,是真正的人。今天,女性僅是月亮。」作家與謝野晶子也附和寫道,「撼動天地之日即將到來」,這樣的行徑可謂相當前衛。因此,很快地平塚也用來自稱的「新女性」這個稱呼,因其訴求在於展現女性自我,脫離了當下社會對女性的規範與要求,因此社會上對此稱呼總有所不滿,且都待以冷漠的眼光。

先前提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職業婦女人數增加與業種擴大的背景中,統治階層與代替她們辯護的評論者,提出在不至於影響家庭維持的前提下,應讓社會活用「女性天分」的議論,由「主婦」主導的「民本家庭」論等想法漸次登場,其中對「賢妻良母」思想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過去因《青鞜》聚集在一起的女性,也更往前跨出一步,提出必須納入提升女性地位的想法,推行更進一步的「改造」。這種思考自1918年到1919年臻於巔峰。平塚和與謝野,加上山田和香 (山田わか,音譯)、山川菊榮展開了保護母性論爭。平塚提出,「原本母親就是生命的源泉,女性成為母親之後便脫離個人存在的領域,成為社會性、國家性的存在」,因此「國家不應放任個人自由,須往前一步保護母親們,力圖保護她們身心健全發展,這些理所當然是國家的義務。」

針對平塚的主張,與謝野以如下言論應戰:「平塚所說的『國家』,並非現在的國家,而是改造過後的理想國家吧。若是如此,那麼最緊急的第一要務,首當是個人的改造。不集合經過改造的個人之力,便無法實現改造的國家。」與謝野的論調,充滿了福澤諭吉般的自主獨立精神。

在摸索、追求經濟獨立的女性之間,對於為了達成理想究竟應先追求「國家改造」亦或「個人改造」展開激烈交鋒。然而,平塚根據愛倫.凱(Ellen Karolina Sofia Key)提倡的「母性」一詞,在當時迅速受到引用,並與遺傳學結合,讓大眾重新認知「母親」的重要性,然而如同後文所述,這也成為從內心束縛女性的一種要件。關於此點,毋須等到此類言論蓬勃的二次大戰,此時平塚主張的母性主義,便蘊含了這種想法。

如同小山靜子的說明,相對於男性透過生產活動或服兵役直接貢獻民族國家,「女性則以家庭支持男性的活動,透過養育下一個世代,間接地被當成國民,並受到國民統合。」而支撐此種理念的,便是「賢妻良母」的意識形態。如同前文所言,「男性負責工作,女性負責家庭」的性別分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時局改變而重組,「一方面開發女性潛能,以培養具備活動力與積極的女性為目標,另一方面仍無法擺脫以往的性別分工,盡量避免女性『男性化』,只要探究性別的課題,便能察覺這樣的趨勢。」前述的母性保護論爭,正是在這樣的夾縫間,集中表現出女性之間的糾葛。

「日本農村婦女問題」

當都會區女性問題受到重視時,農村女性仍然沒有太大變化,處境依舊嚴峻。經歷昭和金融恐慌,在世態更加惡化的情況下,當時產業組合中央會職員丸岡秀子有著以下想法:「特別想強調的是,農村婦女集中於對『女性』而言充滿眾多苦難的社會地位」、「身負母性生活、性別上的差別待遇,並在封建從屬地位中嚴酷地生活著,在傳統的強韌、堅忍上足以代表全體女性的,就是身為主婦、母親的農村婦人。」然而,「在婦女問題領域中,一直以來最受關心、積累最多研究成果的,皆為都會區的就業女性」,「農村婦女的問題,也只占農村問題極小的一部分,她們的重要性被人隱藏,完全不成比例地遭到棄置」,在戰爭前的嚴格言論管制中,丸岡仍「根據具體調查事實,如實刻劃出」當時的情況,並於1937年以《日本農村婦人問題》為題,出版此書。

丸岡基於地主制度下的佃農「連實用米都常態性缺乏」,以及即便是自耕農「大部分也都與佃農一樣(窮)」的認知下,指出「雖然農村婦女也與男性一樣參與生產勞動,但隸屬在家族制度之下,遭到孤立,完全無法取得如男子一般的機會,以集團力量參與經濟。其勞動地位,充其量只是從屬於家長的家族勞力的一部分而已。」丸岡接著又舉出群馬縣福島村的農業勞動分配表,補充道:「在養蠶的村落,婦女所占的勞動比例絕高,非比尋常。」揭示婦女「早上比任何人早起準備早餐,白天一整天都與男性一同在田畝或旱田中勞動,直到晚上才如字面形容一樣,披星戴月地返家。此時,男性一回到家必然抽根菸,可以先喝一杯放鬆,但婦女因家事準備時間已遲,匆忙進入家中後,必須一邊給孩子餵奶,一邊在昏暗的廚房中炊火煮飯」的辛勞情狀。

丸岡排除先入為主的想法,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持續鮮明述說農村婦女的實際生活狀態,但她訴求的重點並不在於與都市相比農村女性的處境有多嚴苛,而在於:「當農村婦女處在社會、立法的保護圈外,持續過著極為悲慘的低劣母性生活時,也會對工廠婦女的母性生活造成有形或無形的影響,工廠婦女地位低下,工廠甚至妨礙法律給予女性最低限度的保護。」她認為:「只要農村母性生活的條件無法提升,就不能期待工廠母性的生活條件能有所改善。」重點在於兩者間的「相互關係」[1]。

註解

[1] 日本農家女性於農業勞務中所占比例的相關分析研究中,有大門正克的〈農業勞動的變化與農村女性──二十世紀日本的事例〉(西田美昭、アン.ワズオ編,《二十世紀日本的農民與農村》,東京大學出版會,2006年)。大門闡明了從1890年代到1930年代,因農民生產生活雜貨而拉長了女性的工時,還妨礙了女性的生產,所謂農村增產是藉由加重女性負擔達成的。

相關書摘 ▶歧視的日本近現代史:被汙名與隔離的精神障礙者、漢生病與娼妓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歧視: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游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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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川綠(Krokawa, Midori)、藤野豐(Fujino, Yutaka)
譯者:黃耀進

本書涵蓋了明治維新至現代,日本的歧視史與反歧視史。作者爬梳了受差別部落、女性、身心障礙者、漢生病患者、水俁病患、在日韓國人、朝鮮人、沖繩人、愛努人等人群遭受歧視的脈絡,並從這些不同的歧視史當中,歸納出歧視的共通原理與連鎖關係,包含歧視如何產生與散播,有權者如何利用社會既存的歧視意識分化人群,甚至操弄受歧視者渴求平等的心理,動員他們為國犧牲。

作者還揭露社會對受歧視者的矛盾態度,一方面同情他們的遭遇,但當他們為自己爭取權益時,又要他們適可而止。對此,作者提出犀利洞見:「同情只有在對方順從的前提下才能持續,當對方反抗時,同情便轉化為憎惡與歧視。」透過描繪各種歧視的樣態,作者揭開日本社會結構的問題,直指日本長期對「他者」缺乏同理,導致難以培養出對人權的感受。

歧視
Photo Credit: 游擊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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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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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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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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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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