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的日本近現代史:被汙名與隔離的精神障礙者、漢生病與娼妓

歧視的日本近現代史:被汙名與隔離的精神障礙者、漢生病與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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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的近代日本,在精神疾病和漢生病患者的相關衛生行政上,政府並沒有採取治癒患者並使其回歸社會的措施,而是對患者施行終身隔離的政策。此處置並非基於醫學觀點,且為了正當化這種做法,國家宣傳漢生病傳染力很強、無法治癒,藉此煽動國民的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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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黑川綠、藤野豐

被監禁的精神障礙者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近代日本,雖然迅速在「文明國」的道路上飛馳,但國家發展卻遠離了國民的生活,這點在守護國民生命的衛生行政上特別顯著。

近代日本的衛生政策被迫面對急性傳染病,1879(明治十二)年公布《霍亂病預防暫行規則》,1880年公布《傳染病預防規則》,1897年公布《傳染病預防法》,但除此之外對疾病的政策都相當遲緩。1899年,由於日本與歐美間相對平等的新條約生效,外國人開始「內地雜居」,這種情況終於有所改變。面對歐美,為了保持身為文明國的姿態,日本針對精神障礙、慢性傳染病之結核病以及漢生病,準備了相關法令應對。

首先,1900年公布了《精神病者監護法》。《精神病者監護法》不使用「看護」而使用「監護」一詞,表明此非治療與保護精神障礙者的法律,而是要求精神障礙者的家人於自家設置「私宅監置室」,亦即在患者自宅裝設類似「座敷牢」的監禁室,這是要求家人在家監禁、監視精障者的法律。在此之前,府縣層級的規則已經規定須將精神障礙者「鎖錮」(監禁)於自宅,而《精神病者監護法》則屬全國層級的均一法令。

1月20日,在帝國議會貴族院本議會上,山縣有朋內閣內務次官小松原英太郎說明,立法目的在於對精神障礙者進行「身體上的保護,並防止其危害社會」,明白表示這是為了社會防衛而設置的法律。此法的成立導致精障者被趕進「監置室」,社會大眾把他們當成危險分子,對他們的存在更加恐懼。精神障礙者不是衛生政策的實施對象,反而變成了治安對策的對象。

此法之後,1919(大正八)年公布了《精神病院法》。《精神病院法》對精神障礙者不僅有過往的「私宅監置」,還擴增了精神病院的收容,並以增設公立精神病院為目標。2月22日,第四十一回帝國議會眾議院本會議中,原敬內閣的內務大臣床次竹二郎說明此法案:「每年此等患者(精神障礙者)之中,帶有危險性犯下殺人放火罪者不下一百五十名,不僅擾亂公共安寧,從人道或社會政策上而言,皆應思考迅速改善之法。」將精神障礙者與罪犯連結,訴求必須擴充精神病院。如此一來,精神障礙者被視為有危害社會之虞,天皇或皇族行幸啟之際,還會逮捕街上的患者。

遭隔離的人——結核病與漢生病

關於慢性傳染病的結核病,1904年有內務省令「關於肺結核預防之件」,但僅止於要求學校、醫院等處有義務設置痰盂的程度而已,還不至於到制定預防結核病法律的層級。1919年,《結核預防法》與《精神病院法》一同公布。不過法律並未強制規定患者必須前往療養所,患者可依本人的意志決定是否入院治療,當時將結核病患者視為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以及回歸社會的對象。

相對於此,同為慢性傳染病的漢生病,其政策卻大相逕庭。1907年政府提案的「關於癩預防之件」(其中規定沒有財力治病的流浪漢生病患者是隔離對象,並且沒有規定明確的出院條件。當時以大風子油(從大風子樹的種子榨出的油)治療漢生病,但沒有明顯療效,因此漢生病被當成無法治癒的病症。此法等於規定終身隔離。

基於此法,日本全國分為五個區塊,由每區的道府縣政府聯合設立一處療養所,分別為:全生病院(東京府)、北部保養院(青森縣)、外島保養院(大阪府)、第四區療養所(香川縣,1910年改稱大島療養所)、九州癩療養所(熊本縣,1911年改稱九州療養所),待各處籌建完成,自1909年開始執行隔離。名義上是療養所,實際上卻是隔離收容所。

但當時正值日俄戰爭之後的財政緊縮期,無法籌措龐大的經費,又因為國家的目的其實在於隱藏漢生病患者,不使外國人見到,因此在自宅療養的患者並不是隔離的對象,早先只以在外流浪的患者為隔離目標。當時,日本大約有三萬多名漢生病患者(1900年內務省調查)。歐美等先進國家有不少結核病患者,但卻少有漢生病患者,反而是亞洲、非洲等殖民地有許多漢生病患者。經過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兩次勝利之後,日本確立了身為列強一員的地位,對這樣的日本而言,國內存在三萬名漢生病患者,可說是一種「國恥」。

如果漢生病的傳染力大到必須隔離,那便應將全數患者隔離,然而,五處隔離所合計收容人數不過僅僅1,100名。由此數字可以明顯看出,隔離所並非基於醫學上的預防必要而存在,僅是因為想解決「國恥」而開始隔離。而且,此處也跟結核病不同,並沒有治療、治癒患者使其回歸社會的觀點,而是對患者施行終身隔離、永久隱藏的政策。這種處置政策並非基於醫學觀點,為了正當化這樣的做法,國家宣傳漢生病傳染力很強、無法治癒,藉此煽動國民的恐懼感。

此外,1915年設立於東京的全生病院,在院長光田健輔的指示下,開始對男性患者施行「斷種手術」,隨後也普及到其他療養所。女性患者若發現懷孕,就會強制墮胎。這樣的措施沒有法源依據,也沒有明確的醫學根據,只因為漢生病具有感染性,基於漢生病缺乏免疫力的貧弱體質有可能遺傳給下一代,或者有可能藉由男性精子傳染女性,透過女性胎盤感染胎兒的假說,便防止患者生育。漢生病患者因此連孕育子嗣的自由也遭剝奪。

甚至連內務省衛生局編纂的《癩患者的告白》(1923年),也記有遭隔離患者的憤怒發言,「入院之後開始感覺到,這裡與其叫做療養所,不如說是監獄收容所」、「(療養所職員)把我們當作罪犯一般處理,受到貓狗不如,全然非人的待遇,實在讓人氣憤與遺憾」等。

接下來,隔離逐漸擴大,1931(昭和六年)公布的《癩預防法》,要求隔離全部的患者,也就是打出絕對隔離政策,而且更進一步徹底要求強制隔離與終身隔離。患者除了遭隔離,還被斷種,或者課以強制勞動,如果抵抗,療養所長可逕行判斷是否加以監禁。1930年代後半,日本展開「無癩縣運動」,搜出逃脫隔離躲回自家的患者,將他們送回療養所。為此還動員了地方政府、宗教團體,甚至各地方居民。住在自家的患者受到警察監視,被迫過著不知何時會遭隔離的恐怖日子。

結核病若治癒仍可成為「人力資源」,回歸社會,但漢生病即便治癒也會留下嚴重障礙的後遺症,在勞動力或兵役上皆派不上用場。這種基於「人力資源」的價值判斷基準,造成兩者的境遇有莫大差異。

娼妓管理

此外,1900年國家以內務省令公告了《娼妓取締規則》。在此規則下,原本各府縣不一的公娼制度規則變得統一,對娼妓皆課以性傳染病檢查與接受治療之義務。另一方面,同年公布的《行政執行法》,也明記了對「私自賣淫」而遭檢舉的私娼,必須實施性病檢診,日本的買賣春因而與性病預防整合,在國家管理下繼續營業。當時,甚至醫學上也把性傳染病,如梅毒、淋病等稱為「花柳病」,這也肇因於人們根深柢固的觀念,僵化地認為性傳染病係因在花街柳巷買賣春感染,並將公娼與私娼看作性傳染病的感染源,後面也將提及,性工作者在此點上也受到歧視。

國家根據《娼妓取締規則》,投注心力將買賣春行為限制在貸座敷營業地,藉此維持社會風紀,但其中就算發生人身買賣或強制賣春等行為,國家也默認了。因此如前所述,1908年施行的《刑法》,對於海外的人身買賣有載明處罰條文,但關於取締國內人身買賣方面,卻無相關法條。如果《刑法》也處罰國內人身買賣,那麼公娼制度就無法成立了。

此外,若是在貸座敷營業地之外進行買賣春,只要與公娼一樣接受性病檢診,國家也默許。國家取締的買賣春,僅限於街頭拉客的賣春型態,或者藝妓、咖啡館女服務生私下祕密從事性交易的場合。換言之,只要願意執行性傳染病檢診,買賣春就能獲得公認,或是國家默認,不進行性病檢診的買賣春則遭到禁止。

基督教徒,尤以新教徒女性為中心,對於這種買賣春的實際狀況,特別是針對公娼制度,展開了廢娼運動。廣為人知的廢娼團體,有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1893年組成)、救世軍日本本營(1895年組成)與廓清會(1911年組成)等,不過這些廢娼團體主張的是廢止公娼制度,絕非廢除所有買賣春行為。亦即,對於國家公認買賣春行為,這些團體視為「國辱」而加以反對,但並未論及廢止私娼。廢娼團體認為公娼的存在是「文明國」的恥辱,加上又是性病蔓延的源頭,不僅有損國民道德素質,也是造成國民體能低落的元兇。而廢止公娼後,反使娼妓私娼化,則是這些廢娼團體所要面對的課題。廢娼運動家認為娼婦是性傳染病的感染源,也是一種違反道德的存在,所以毫無忌憚地稱其為「賤業婦」或「醜業婦」。

1920年代,日本取得國際聯盟常任理事國地位,如後所述,帝國議會頻頻提出廢娼法案。促成法案提出的,包括廓清會與矯風會,以及接受這些想法的超黨派廢娼派議員,但運動的背景,則還有國際聯盟於1921(大正十)年簽署《禁止販賣婦女及兒童國際公約》。據此公約,對女性、兒童以賣春為目的的人身買賣,在國內當然禁止,同時也不准跨國販賣,而保護對象則是未滿二十一歲者。然而,日本的《娼妓取締規則》則認可滿十八歲以上的女性賣春,而且實際上到處充斥著以「預支工資」為名目的人身買賣。

1921年10月,原敬內閣以保留年齡條款,並且不包括朝鮮、台灣、樺太(庫頁島)、「關東州」(中國東北)等殖民地與準殖民地為條件,簽署此國際條約,該條約於1925年9月28日獲得批准。對此,廓清會與矯風會批評保留年齡條款根本是「國辱」,最後到1927年2月的第一次若槻禮次郎內閣時,終於撤回了年齡條款。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仍主張公娼制度係基於當事者自由意志,持續強辯這並非人身買賣。

在這過程中,廢娼運動批評公娼制度是一種「國辱」,加上因為有性病檢診使人過度相信其「安全性」,反而容易造成性病蔓延。對此,內務省衛生局反駁道,若廢除公娼將增加無法管理性病傳染的私娼,反而會造成性病蔓延,廢娼至此成為政治問題浮上檯面。

1919年1月28日,帝國議會第四十一回議會眾議院中,律師出身的橫山勝太郎(憲政會)提出「關於公娼制度存廢之質詢」,在這之後,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要求廢娼的建議案或「廢娼法案」接連被提出,包括「關於婦女人權保護法律案」(1922年)、「關於公娼制度限制法律案」(1925年)、「關於公娼制度限制及廢止法律案」(1927年)、「關於公娼制度廢止法律案」(1929年、1930年、1931年)等等。

雖然這些法案全數以不成立終結,但仍在帝國議會上引起公娼制度對錯與否的激烈辯論。在質詢法案時,廢娼派批評公娼制度是「國辱」,是性病蔓延的溫床,而主張維持公娼制度的內務省,則貫徹本身為了預防性病,公娼制度有其必要的論調。由於顧忌國際聯盟的意向,內務省在其規劃的廢娼案中,提出將原來的貸座敷轉業為料理屋(餐館),娼妓改稱「酌婦」。實際上在廢娼之後,內務省仍然默認賣春,可以看出這僅是「單純幫公娼換一塊招牌」而已。對於遭強制賣春的女性,內務省缺乏保護其人權的觀點。

相關書摘 ▶「賢妻良母」意識形態束縛的都會女性,與過著低劣母性生活的農村女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歧視: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游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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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川綠(Krokawa, Midori)、藤野豐(Fujino, Yutaka)
譯者:黃耀進

本書涵蓋了明治維新至現代,日本的歧視史與反歧視史。作者爬梳了受差別部落、女性、身心障礙者、漢生病患者、水俁病患、在日韓國人、朝鮮人、沖繩人、愛努人等人群遭受歧視的脈絡,並從這些不同的歧視史當中,歸納出歧視的共通原理與連鎖關係,包含歧視如何產生與散播,有權者如何利用社會既存的歧視意識分化人群,甚至操弄受歧視者渴求平等的心理,動員他們為國犧牲。

作者還揭露社會對受歧視者的矛盾態度,一方面同情他們的遭遇,但當他們為自己爭取權益時,又要他們適可而止。對此,作者提出犀利洞見:「同情只有在對方順從的前提下才能持續,當對方反抗時,同情便轉化為憎惡與歧視。」透過描繪各種歧視的樣態,作者揭開日本社會結構的問題,直指日本長期對「他者」缺乏同理,導致難以培養出對人權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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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