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黑川綠、藤野豐

被監禁的精神障礙者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近代日本，雖然迅速在「文明國」的道路上飛馳，但國家發展卻遠離了國民的生活，這點在守護國民生命的衛生行政上特別顯著。

近代日本的衛生政策被迫面對急性傳染病，1879（明治十二）年公布《霍亂病預防暫行規則》，1880年公布《傳染病預防規則》，1897年公布《傳染病預防法》，但除此之外對疾病的政策都相當遲緩。1899年，由於日本與歐美間相對平等的新條約生效，外國人開始「內地雜居」，這種情況終於有所改變。面對歐美，為了保持身為文明國的姿態，日本針對精神障礙、慢性傳染病之結核病以及漢生病，準備了相關法令應對。

首先，1900年公布了《精神病者監護法》。《精神病者監護法》不使用「看護」而使用「監護」一詞，表明此非治療與保護精神障礙者的法律，而是要求精神障礙者的家人於自家設置「私宅監置室」，亦即在患者自宅裝設類似「座敷牢」的監禁室，這是要求家人在家監禁、監視精障者的法律。在此之前，府縣層級的規則已經規定須將精神障礙者「鎖錮」（監禁）於自宅，而《精神病者監護法》則屬全國層級的均一法令。

1月20日，在帝國議會貴族院本議會上，山縣有朋內閣內務次官小松原英太郎說明，立法目的在於對精神障礙者進行「身體上的保護，並防止其危害社會」，明白表示這是為了社會防衛而設置的法律。此法的成立導致精障者被趕進「監置室」，社會大眾把他們當成危險分子，對他們的存在更加恐懼。精神障礙者不是衛生政策的實施對象，反而變成了治安對策的對象。

此法之後，1919（大正八）年公布了《精神病院法》。《精神病院法》對精神障礙者不僅有過往的「私宅監置」，還擴增了精神病院的收容，並以增設公立精神病院為目標。2月22日，第四十一回帝國議會眾議院本會議中，原敬內閣的內務大臣床次竹二郎說明此法案：「每年此等患者（精神障礙者）之中，帶有危險性犯下殺人放火罪者不下一百五十名，不僅擾亂公共安寧，從人道或社會政策上而言，皆應思考迅速改善之法。」將精神障礙者與罪犯連結，訴求必須擴充精神病院。如此一來，精神障礙者被視為有危害社會之虞，天皇或皇族行幸啟之際，還會逮捕街上的患者。

遭隔離的人——結核病與漢生病

關於慢性傳染病的結核病，1904年有內務省令「關於肺結核預防之件」，但僅止於要求學校、醫院等處有義務設置痰盂的程度而已，還不至於到制定預防結核病法律的層級。1919年，《結核預防法》與《精神病院法》一同公布。不過法律並未強制規定患者必須前往療養所，患者可依本人的意志決定是否入院治療，當時將結核病患者視為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以及回歸社會的對象。

相對於此，同為慢性傳染病的漢生病，其政策卻大相逕庭。1907年政府提案的「關於癩預防之件」（其中規定沒有財力治病的流浪漢生病患者是隔離對象，並且沒有規定明確的出院條件。當時以大風子油（從大風子樹的種子榨出的油）治療漢生病，但沒有明顯療效，因此漢生病被當成無法治癒的病症。此法等於規定終身隔離。

基於此法，日本全國分為五個區塊，由每區的道府縣政府聯合設立一處療養所，分別為：全生病院（東京府）、北部保養院（青森縣）、外島保養院（大阪府）、第四區療養所（香川縣，1910年改稱大島療養所）、九州癩療養所（熊本縣，1911年改稱九州療養所），待各處籌建完成，自1909年開始執行隔離。名義上是療養所，實際上卻是隔離收容所。

但當時正值日俄戰爭之後的財政緊縮期，無法籌措龐大的經費，又因為國家的目的其實在於隱藏漢生病患者，不使外國人見到，因此在自宅療養的患者並不是隔離的對象，早先只以在外流浪的患者為隔離目標。當時，日本大約有三萬多名漢生病患者（1900年內務省調查）。歐美等先進國家有不少結核病患者，但卻少有漢生病患者，反而是亞洲、非洲等殖民地有許多漢生病患者。經過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兩次勝利之後，日本確立了身為列強一員的地位，對這樣的日本而言，國內存在三萬名漢生病患者，可說是一種「國恥」。

如果漢生病的傳染力大到必須隔離，那便應將全數患者隔離，然而，五處隔離所合計收容人數不過僅僅1,100名。由此數字可以明顯看出，隔離所並非基於醫學上的預防必要而存在，僅是因為想解決「國恥」而開始隔離。而且，此處也跟結核病不同，並沒有治療、治癒患者使其回歸社會的觀點，而是對患者施行終身隔離、永久隱藏的政策。這種處置政策並非基於醫學觀點，為了正當化這樣的做法，國家宣傳漢生病傳染力很強、無法治癒，藉此煽動國民的恐懼感。

此外，1915年設立於東京的全生病院，在院長光田健輔的指示下，開始對男性患者施行「斷種手術」，隨後也普及到其他療養所。女性患者若發現懷孕，就會強制墮胎。這樣的措施沒有法源依據，也沒有明確的醫學根據，只因為漢生病具有感染性，基於漢生病缺乏免疫力的貧弱體質有可能遺傳給下一代，或者有可能藉由男性精子傳染女性，透過女性胎盤感染胎兒的假說，便防止患者生育。漢生病患者因此連孕育子嗣的自由也遭剝奪。

甚至連內務省衛生局編纂的《癩患者的告白》（1923年），也記有遭隔離患者的憤怒發言，「入院之後開始感覺到，這裡與其叫做療養所，不如說是監獄收容所」、「（療養所職員）把我們當作罪犯一般處理，受到貓狗不如，全然非人的待遇，實在讓人氣憤與遺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