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的共同體:「八一五」與戰後日本的和平民族主義

追憶的共同體:「八一五」與戰後日本的和平民族主義
Photo Credit: Freedom II Andres@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文將以日本的八一五紀念論述為例,指出戰後日本民族主義如何成了一種「和平民族主義」,而此經驗現象又如何可以與既有的民族主義理論乃至台灣研究產生對話。

文:林彥瑜(維吉尼亞大學社會系博士生)

※本文部分改寫自作者之台大政治所碩士論文〈和平民族主義——從「終戰/敗戰紀念日」記憶探討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與轉變(1945~1972)〉(2017)、以及作者發表於民報的文章〈終戰紀念系列之九:日本人如何紀念八一五?戰後日本的兩種集體記憶〉。

每年到了八月,日本就會準時出現「八月新聞學」(八月ジャーナリズム)。[1] 這是指日本媒體在八月集體進行的大規模戰爭紀念系列報導,包括紀錄片、電視節目、戲劇、紀念儀式直播。這場「八月新聞學」主要圍繞著三個日子:八月六日的廣島原爆紀念日、八月九日的長崎原爆紀念日、以及八月十五日的終戰/敗戰紀念日。八月,是一個日本重新宣誓追求和平,不忘戰爭之痛的時間點。

本文試圖指出,時間週期所引起的「紀念」情緒,如何反映了「民族」成長的軌跡,成為人們深層的文化意識。戰爭的紀念,是民族主義必須討論的實踐範疇(category of practice)。[2] 本文將以日本的八一五紀念論述為例,指出戰後日本民族主義如何成了一種「和平民族主義」(Pacifist Nationalism)[3],而此經驗現象又如何可以與既有的民族主義理論乃至台灣研究產生對話。

理論的疑問:「民族主義」和平嗎?

依據安德森的定義,所謂的民族(nation)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而正因為民族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且享有主權的共同體,[4] 觀諸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民族主義通常是好戰、要求個人為民族犧牲的。已經有許多學者指出,「民族主義」和「戰爭」之間存在著非常穩固的因果關係。政治學者Kalevi Holsti和Andreas Wimmer曾經用十九世紀以來的戰爭史料數據證明了,從帝國轉變為民族國家的制度變遷,對戰爭的發生具有強大的解釋力 [5]。

Andreas Wimmer在2013年的著作Waves of War中也集其研究之大成,以量化方法證明了民族國家的形成是過去兩百年間戰爭的主因。也就是說,理論上,民族主義會激發人的暴力行為,[6] 因此帶來戰爭。同時,經驗上,十九世紀以來發生在民族國家之間大大小小的、慘烈的戰爭歷史,也證明了在民族主義的邏輯下,好戰性(belligerence)似乎難以避免。

然而,上述這種「民族主義」與「戰爭」之間的因果鏈結,並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在戰後的日本社會裡,人們對「和平」有著一股強烈的正面認同情感——依據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廣報室自1976年到現在的「社會意識調查」資料顯示,關於「若用一個正面詞彙概括日本社會,您認為何者最合適?」此一問題,有極高比例的民眾選擇「和平」一詞作為「日本的正面形象(明るいイメージ)」,而「和平」一詞數十年來,一直遠遠超過其他正面形容詞:

明るいイメージ3
Photo Credit: 林彥瑜
日本「國家正面形象」變遷圖。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官房長官廣報室1976~2016年「社会意識に関する調査」

這是1976年之後的民意調查結果。即使是享受過1960年代高度經濟成長的日本人,作為「經濟大國」的國民,「和平」的形象比起「富足」、「安定」更讓他們感到驕傲。那麼,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和平」這樣的認同 [7] 成為了日本人正面的連帶情感?和平主義如何成為了戰後日本的民族主義?

戰前日本之死亡:戰後日本民族主義之起源

「如果我們以死亡——這個一切宿命之中最終極的宿命——作為起點來考察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也許會有所助益。這個時代所亟需的,是經由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正是民族主義的魔法,將偶然轉化成命運。」——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48頁。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宣告了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畫上休止符。

「敗戰」作為一種「死亡」,是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戰後日本如何記憶死亡,決定了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性質,也就是日本人想像日本此一共同體的形式。戰敗所意味的「死亡」有三種意涵:第一,是戰爭中犧牲的人,是肉體之死亡;第二,是大日本帝國的崩潰,為舊體制之死亡;第三,是「打輸戰爭」的事實,讓犧牲的生命被否定,意義的消亡讓那些犧牲「再死了一次」。所以,「敗戰」的記憶,就是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指標。

社會學者Akiko Hashimoto指出,戰後日本的人們不斷探問兩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要打這一場不會贏的戰爭?為什麼我們要為了一個失敗的結果(lost cause)而殺人或去死?」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人們創造了不同的敘事去忍耐、辯論各種理性現實中的情境與處方。這些答案,是人們面對巨大失敗、不正義、苦痛記憶的反應,這些反應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政治的。

這些辯論不只關於戰爭責任而已,更包含國族歸屬(national belonging)、個人與國家(state)的關係、以及生者與死者的關係。[8] 這是戰敗國日本在戰後紀念敗戰之特殊性:試圖為這場戰爭所帶來的傷害賦予意義。這樣的集體記憶,在二戰戰勝國是看不到的。

這股安撫了廣大群眾的焦慮絕望感,並團結了戰後日本人民的「魔法」,是「和平主義」。

「和平國家」之誕生:戰後日本和平主義之興起

美軍在1945年九月二日進駐日本,展開長達七年的實質軍事佔領統治。昭和天皇在九月五日的帝國議會開院式中宣告:今後日本要成為高道義的「和平文化國家」。一掃戰前的軍國主義形象。對和平的渴望,展現在人們對1947年施行的「和平憲法」之熱烈歡迎態度上。[9] 和平憲法所標舉的和平主義是一種絕對的和平主義,也就是說完全放棄武裝,即使他人攻擊亦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政治原則。[10]

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正式恢復獨立主權,民間開始出現公開的終戰紀念儀式,媒體也在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大規模徵文紀念,例如玉音放送回憶錄。依據這些報章雜誌的報導,在1950年代,日本每年八月十五日紀念日的固定論述,就是呼籲日本人民要從戰敗的廢墟之中站起來,拒絕「再軍備化」,不介入國際爭端,追求「和平國家」的理想。1954年「反原水爆禁止運動」(反對大規模殺傷武器之反戰和平運動)爆發,「和平國家」的理想愈形鞏固。

然而,1960年後,隨著經濟高度發展,「和平國家」理想之內涵開始發生變化。保守勢力媒體在每年八月十五日,總是呼籲「日本應該負起大國的責任,重返明治時代的榮耀」,認為擁有軍備,才是成為正常國家的第一步。1963年,日本政府首次舉辦了「全國戰歿者追悼式」,直至今日。

不過,即使保守知識份子與日本政府試圖奪取終戰紀念日發言權,隨著1960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進步派對「終戰」的論述也開始發生轉變。首先,年輕世代開始公開批判1950年代和平運動所標舉「戰後民主」根本不符合現實;此外,進步派知識份子也在每年八月十五日反思經濟成長帶來的弊害:「公害戰爭」、「交通戰爭」、「物價戰爭」。他們之所以把這些社會問題稱為「戰爭」,就是要點出高度經濟成長的日本社會一點都不和平,仍在不斷造成無辜犧牲。在這裡,我們看到保守與進步兩派在「當下」的政治論爭,總是會與「過去」的戰爭記憶產生連結。[11]

「追憶的共同體」:和平主義與民族主義之結合

不同政治立場的人試圖在每年八月十五日爭奪「紀念」的象徵權力。[12] 他們都在試圖為「敗戰」此一死亡賦予意義,而最常見的邏輯就是「不要重蹈覆徹」、「成為一個更美好的日本」。這些紀念的實踐包括:媒體徵文活動、報章雜誌的社論、民間與官方的追悼儀式、以及反戰和平運動。

這可以對照到韋伯「追憶的共同體」之概念。德文原文為Erinnerungsgemeinschaften,Erinnerung是記憶(memory)的意思,gemeinschaft則是共同體(community)。[13] 這些紀念日的實踐,都促使共同體的成員「同時地」想像了日本這個共同體的邊界與內涵。大眾傳媒每年反覆紀念著這一刻,天皇與首相的談話被廣播、報紙、或者1960年代以後的電視放送到全日本,提醒著人民天皇與自身的連結,天皇與首相與人民一起對和平發誓。這樣的群眾儀式,是一種「分秒不差的同時消費(「想像」)。

33804765313_bbe2dc15c8_k
Photo Credit: National Museum of the U.S. Navy@Flickr Public Domain

每個參與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儀式在同一時間正在被數以千計(或數以百萬計)他雖然完全不認識,卻確信他們存在的其他人依樣進行之中」。就這樣「虛構靜靜而持續地滲透到現實之中,創造出人們對一個匿名的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14],每年一直反覆播送著這些話語:永遠不要再有戰爭、不要讓戰死者白白犧牲、要追求和平。這樣的喊話與書寫,作為一個集體儀式,重新創造了戰後的新日本「民族」。[15]

這是戰後日本民族主義帶有濃厚和平色彩的原因:「敗戰」同時意味著戰前日本的死亡與戰後日本民族的誕生,在這一天,人們用「追求和平」來「紀念戰爭」,所以八月十五日的集體敘事,就是共同體實踐的重要指標。[16]

日本「和平民族主義」給予台灣的啟示

在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與爭論是一種顯學。許多民意調查也顯示,撇除「台獨可能導致戰爭」的因素,「支持台獨」的比例會更高。[17] 近年來民族主義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可能性,思考建立於普世價值之上的國族認同,而非過往以血統為主的「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雖然事實上,日本許多人常虛偽地宣稱自己是「單一民族國家」,[18] 也因此我們很難認為日本上述「和平民族主義」的現象就是一種公民民族主義。但是,日本和平民族主義的案例,不只結合了普世主義與特殊主義,更補充了「戰敗國」的民族主義的發展歷史,而且這樣的歷史並不存在於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所提出的四波民族主義浪潮。[19] 這是研究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重要啟發:民族主義可能與和平主義結合,而且民族主義的性質會被戰爭的勝敗所決定。

「和平民族主義」被日本年復一年紀念儀式與和平教育所實踐著。然而,八月十五日之於東亞各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以今年(2017年)為例,安倍晉三首相在八月十五日中午也依往例參加了「全國戰歿者追悼式」。雖然安倍並未前往靖國神社祭拜,[20] 但神社外來自中國韓國人士抗議依舊不絕於耳;此外,韓國今年的八月十五日「光復節」,剛好遇上高支持率的總統文在寅就任百日,全國大肆慶祝。在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戰爭相關的紀念日如何映照出共同體的集體意識。

那麼,遭受二次大戰歷史命運無情擺弄的帝國邊緣殖民地台灣如何看待八一五?在這一天,台灣並沒有什麼官方的紀念活動。除了部分民間團體外,[21] 台灣的大眾媒體與學校,對於八月十五日可以說是毫無紀念意識。

然而,本文並非主張有著多元歷史記憶的台灣為了守護自己的主體性,應該要學日本、韓國制定一個強制而單一的紀念日。今日,東亞情勢的劍拔弩張,確實日日夜夜地威脅台灣,使得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時常充滿了壓抑與怨懟。筆者希望透過分析日本民族主義與終戰/敗戰紀念日的關係,在東亞民族主義震盪的八月,鼓勵大眾反思:台灣作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共同體,如何在複雜多元的歷史條件下,追求「台灣民族」的集體記憶?台灣民族主義是否可能超越一般民族主義的排外怨恨情緒、擁有更厚實而長久的文化內容?[22]「和平民族主義」在台灣是否有另一種實踐的可能?

本文之註釋可參見下方原文連結。

本文經菜市場政治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