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是,法律本身不一定是正義,執法者也可能扭曲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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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汽車只會越做越好,不會越做越壞。但是相對的,法律領域所訴求的自由、平等或民主等等基本價值,即使被寫在課本裡面,在現實生活的實踐當中卻反覆遭受人性的試探、否定與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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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榮堅

既然法律是用來處理社會問題的準則,那麼理論上訂定了一個正義的法律,社會就會正義起來。但我們巡視人類社會經驗,很快就可以知道,事實上不是如此。《微妙的平衡》書上描寫的是印度底層人民在混亂世界裡的故事。除了難以跨越之種姓制度下的階級隔離外,一九七五年代的印度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我們會想到那是一個貪汙腐敗的國家,但是一個國家可以貪汙腐敗到什麼樣子?底層人民無家可歸,只能到處露宿街頭、露宿火車站、月台上,甚至軌道旁。

但是這樣也不行,因為幾乎每一寸可以平平躺下來睡覺的土地都被某一些國家公務人員,像是火車站長或警察圈地收費圈走了。那麼一個人總不可能有辦法永遠不睡覺吧?不過那好像也不是問題,因為人死了自然會倒下去。除了圈地以外,國家機關各種層級人員還可以為企業家圈人,被圈走「安置」在類似工作營裡的市民重獲自由的唯一管道是交付贖金。

一個現代國家的法律自然不會規定公務員可以貪汙、可以為企業家或為自己圈地或圈人來牟取暴利,問題是現實如此。不只在印度,也包括我們自己所在的地方。我們除了不時看到有關公務員貪汙案件的新聞報導外,縣市政府首長藉交通建設或促進產業之名為企業家徵地蓋豪宅或養地,是一種大規模的圈地。至於替代役被分發到企業(研發?)或店家(賣鍋貼?)去挹注私人的生產營利,是一種大規模的圈人。顯然法律怎麼規定是一回事,法律怎麼解釋、怎麼適用、怎麼執行是另外一回事。完整來說,法律的執行包含的層面很廣。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政,這是法律的執行。法院必須依據法律為訴訟做裁判,也是法律的執行。

不管是司法或行政,總之法律的作用與意義具體存在於個案中的適用,因此我們可以說,法律的解釋、適用與執行才是法律的生命,而所謂正義與不正義,最後指的都是一個個案或很多個案的正義不正義的問題。由於文字意義先天上都具備相當程度的抽象性,因此法律文字本身大致上都有解釋的空間。結果是一個法律真正落實下來的正義或不正義,和執行法律者的看法或態度有關係。

相對於立法的不正義,法律執行層次上的不正義往往不會引起多數人的注意,因為執行的不正義大多出現在個案裡面,所以只有當事人會有感覺。最簡單的例子是,如果法院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決,那麼直接受害者就只有訴訟裡的原告或被告。當然一個法律案件判決的對錯牽涉到複雜的事實與法理問題,所以所謂對錯都不見得會有絕對的答案。在這樣背景底下,我們大多不會急著把一個所謂錯誤的判決標示為不正義,畢竟正確的判決本來就是有一定難度的。真正的問題應該是當法律的錯誤理解或錯誤執行變成是一種被堅持的慣例或制度的情況,像我們後面談到的司法實務過去對強制性交罪的解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早先實務一向認定,只要被害人沒有激烈抵抗的動作就表示性交是出於被害人的意願。這樣的固定解釋導致的結果是,事實上被害人遇到凶殘的加害人都不敢反抗,於是被害人接受性交都被認定是出於意願的性交。我們很容易看出這結論的荒謬,因為這等於是法律鼓勵加害者,你越凶殘,你就越不會被判有罪。

關於法律執行的問題,我們再看社會秩序維護法對於性交易處罰規定的例子。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規定,對從事性交易的行為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鍰,但如果符合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自治條例規定者不適用之。簡單講,如果性交易行為是在地方政府所規劃可以從事性交易的地區內,就不會被處罰。

從立法形式來看,我們的立法並沒有完全禁止性交易行為,好像我們社會也有足夠的文明可以容許性交易的存在。但事實上,我們看不到有地方政府設置管理辦法、規劃可以從事性交易的地區。結果是,性交易行為透過地方政府的行政怠惰,從合法又被轉化為不法,被完全禁止與被完全處罰。顯然這樣的結果是違背立法意旨的,因為立法意旨是要讓性交易工作者有一條路可以走,而不是無路可走。

我們可以理解,地方政府是在民意壓力底下規劃不出可以從事性交易的地區,但姑且不論性交易工作者工作權保障落空的問題,至少我們沒有理由再透過行政處罰讓性工作者為地方政府和社會的不負責任負責任,這是法律應該做得到的下限。因此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規定合於法理的解釋應該是,在地方政府已經設置管理辦法、規劃可以從事性交易地區的前提下,在規劃地區外從事性交易行為者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新聞上常出現的一個熱門爭議是關於警察執行盤查的問題。警察可不可以在車站看到行人腳穿拖鞋、眼神怪異,就要求拿出身分證供查核?對於這問題,基本上可以理解的是,盤查是為了治安的目的。但是對於腳穿拖鞋、眼神怪異者進行盤查的效益關係是什麼?先不論定義模糊的問題,由於腳穿拖鞋或所謂眼神怪異者的幅員太廣,而真的做壞事的人也不見得要穿拖鞋或眼神怪異,因此這種標準的盤查對治安效益命中率過低,相對而言,也就是人民犧牲的自由成本過高。

當然也有人認為,只要自己沒有做錯事情,把身分證拿出來有什麼關係?這樣的說法固然是出於善意,不過也是個人角度的說法。換成整體社會角度來看,如果法律體制上(而不僅是個案),警察在路上僅僅因為路人的拖鞋或眼神就可以要求路人拿出身分證,路人拿不出身分證,就要被帶回警察局,這已經是警察國家的做法,換句話說,是用警察恣意決定人民的權利空間。

警察盤查是否合法的問題論述,答案並不是在警察勤務條例裡去找一個規定警察可以盤查的條文作為所謂的法律依據,因此就可以自稱合法。這裡牽涉到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什麼叫做有法律依據?一般人往往只知道法律形式,以為只要有一個條文數字就是一個法律依據,卻遺忘了法律解釋,甚至遺忘了法律文字的問題。我們在這裡先借用一個個人權利關係的規定做例子來說明,就是我們社會早期父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懲戒權觀念問題。

很多人認為父母對子女施加體罰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例如打耳光等等,卻不知道這樣的舉動已經構成傷害罪。重點在基本觀念:由於一個人的權利都是以另外一個人或一些人的負擔為代價,因此即使是法律上明文規定的權利,權利基本上都有界線的問題,像言論自由並不等於人有任意開口罵人的自由,行動自由並不等於人有極速飆車的自由。同理,傷害性的體罰對於小孩子所造成的傷害根本已經違反教育的意義,所以並不在教育懲戒權的範圍之內。

關於警察盤查是否合法的問題,雖然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勤務上可以巡邏或臨檢,可以執行取締或盤查等等,但這也不表示警察勤務上的盤查就沒有界限問題。因此在比例原則的檢視下,解釋結果可能是有些個案裡的盤查合法,有些個案裡的盤查不合法。我自己也有一次一開始讓我感覺莫名其妙的被盤查經驗。

當時我走在住家附近的巷子裡,有兩個騎機車的警察迎面過來停在我身邊問我有沒有帶身分證。我身上是帶著身分證,但法律上我沒理由要把身分證給他看,於是我就拒絕了。我接著問他為什麼要看我的身分證,他說因為據報十幾分鐘前附近巷子裡發生搶案,有一個和我類似穿排汗衫、短褲,戴棒球帽、背著斜背包的年輕人在附近搶劫路人。聽他這麼說,我才把身分證給他看。當然,他把我六十幾歲的老人看成年輕人這一點是讓我心存感激很久,不過重點不在這裡,而是他告訴我,搶劫者的外型和我接近,因此警察並不是沒有具體緣由的就看上我。相對的,如果僅僅因為在火車站有人腳穿拖鞋或所謂眼神怪異就進行盤查,應該是過度了。

我想,具體個案合法與否的認定難免會有灰色地帶,並且有時候往往警察和人民對具體事實認知有差距,但這一些出入都還可以透過溝通來處理。真正問題嚴重的是基本法律概念的問題,如果主管機關以為形式上援引警察勤務條例的條文就足以作為盤查合法性的論據,那麼可能整個執法體系,特別是相關主管與教育單位的法治觀念還有待導正。否則無助於治安,不僅人民受累,也徒勞基層員警疲於奔命。


國家在法律執行上的不正義,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人民像小蝦米要對抗大鯨魚,無論自己人權再怎麼被侵吞,卻往往無奈。令人懷念的已故作家作家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在千禧三部曲裡《直搗蜂窩的女孩》(Luftslottet som sprängdes)書上所描述的,是瑞典國家安全機構裡的集團基於個人利益思維對無辜人民所進行的迫害與追殺。故事最後法庭正反角色的豬羊變色,以及法官高聲宣示「沙蘭德小姐,我撤銷妳的失能宣告就表示妳和其他公民擁有一模一樣的權利⋯⋯」都讓讀者覺得大快人心,原因正在於此。不過男主角布隆維斯特和女主角莎蘭德應該還算是幸運,他們是能力絕世的駭客,可以在全部電腦主機間神出鬼沒向惡勢力去討回自己人生的公道,更根本的是國家首相自身所展現出來「捍衛瑞典民主不受真正的或推斷的反民主威脅」的決心,簡單講,這國家並沒有到達民主機制失靈的階段。

最終極的法律執行不正義應該是民主機制的完全失靈,也就是假民主的問題,是在最高領導人作用下形式民主國家的全面性不民主。我們知道,如果用最嚴格的標準來看民主政治的現實,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民主國家。但問題在,即使是以所謂接近民主的標準來看,民主也不是人類社會經驗中的常態。說穿了,選舉程序選出來的總統事實上也可以進行反民主的統治,因此民主並不只是一個像國會、法院或選舉等的簡單形式,而是統治者及其附庸者心中的民主素養。

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在《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裡就舉了俄國的例子:俄國領導人普丁所創造出來的體制代表著二十一世紀獨裁制度的最新演進,國會只是普丁統治機器的附件之一,是免讀法案的「民主機構」,也就是法律提案送到國會,除了文字枝節問題外就是原案通過。簡單講,這個國家裡領導人的專斷可以主宰一切而無阻。

如果法律正義所指的就只是法律文字的形式規定,那麼其實今天世界上再怎麼極權專制或思維落後的國家,大抵也都在法律上自我規定為民主、自由、社會公益,以及尊重人權的國家。問題是現實上是另外一回事,要不然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在教科書上不斷闡釋這一些基本原則的價值?正因為全世界統治者的天然情緒往往選擇專制與傲慢,所以我們必須在社會或學校教育上不斷喚醒人們對自由與民主基本價值的記憶。法律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是,自然科學所提供的價值永遠不會從現實當中衰退或消失。例如理工科學實驗室設計出來一部高性能高安全的汽車,那麼這一部理想中的汽車在現實中就會永遠存在。

汽車只會越做越好,不會越做越壞。但是相對的,法律領域所訴求的自由、平等或民主等等基本價值,即使被寫在課本裡面,在現實生活的實踐當中卻反覆遭受人性的試探、否定與反撲。因此如果不是人們每一天反覆地喚醒對基本價值的記憶,這些基本價值會以驚人的速度在我們的周遭快速流失。我們可以說,法律領域裡的思想價值已經不是在創新什麼,而是在不斷喚醒人們去回憶些什麼,像是民主、正義或人性尊嚴。

相關書摘 ▶選擇邪惡也是一種自由?順流而下是物的哲學,而不是人的哲學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靈魂不歸法律管︰給現代公民的第一堂法律思辨課》,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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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榮堅

今日社會裡的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法律人,一個好的法律人要知道人的一百種不一樣的快樂跟一百種不一樣的痛苦,這些快樂與痛苦就是法律學理上每一個原則背後的故事。

黃榮堅教授以數十年的研究經驗,敘述法律規範與自由之心的關係。書中先從法律觀點說明法律的基本作用、法律的理想與現實,以及認識法律的方法。接著跳脫法律說法,從帶著理想色彩的整體生命意會說出對法律及其現實文化的思想與疑慮,並呈現法律在人一旦失去靈魂時可能陷入的困境。最後則提出,只有透過一顆具存在意義、能夠自由思考的人心,法律才可能呈現宜人風貌。

本書讓法律人重新認識自我的原始圖像,也讓非法律人探索規範世界的意義,除鋪陳作者幾十年來看待法律的心情轉折,亦帶有一種「遠離法律看法律」的意思。

靈魂不歸法律管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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