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家者》:看盡街頭百態,想靠音樂自食其力的花草系身障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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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手不好腳的阿明其實做過很多工作,作業員是其一。民國六、七十年代,隨便就能找到小型加工廠的工作。後來大型工廠轉往中國,下游的小型加工廠只好跟著收掉,雖然工業區還是需要一些作業員,但是「他們對作業員的要求已經不是那麼隨意了,至少要高中以上學歷;還有像穿『無塵衣』的那種工廠,哪是普通歐巴桑、歐吉桑進得去的,要有專業的人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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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玟萱/作,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策劃

街頭俱樂部

患有先天性小兒痲痺、坐著輪椅的阿明在三十五歲那年離家睡上街頭,「父親再婚後,家裡房子太小了。」但阿明並不覺得父親與繼母要為他負起流浪街頭的責任,「我都幾十歲人了,離開家也是應該的。」他只希望經濟窘迫的自己在這個社會福利健全的國家,可以找到一個收容安置他的地方。

街友新鮮人 前輩帶入行

「當初離家也是『瞎子不怕槍』。」不擅主動交談的阿明一開始根本不知道要如何融入街友圈,反而常莫名其妙被酒鬼騷擾,「那些酒鬼認為我殘障就一定會在街頭當乞丐,當乞丐就一定會有錢。」

起初阿明壓不下自己的脾氣,常與酒鬼起衝突,後來才學會「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千古明訓,也才明白街友並不是每個公園都能待,「這是所有生物裡面最原始的一個道理,是有地域性的⋯⋯幸虧我之前有得吃有得住時,遇到一些顛沛流離的外地人,不但沒有取笑排斥他們,還多少幫他們一點」,結果現在這些人都成了阿明的前輩,教他怎麼在街頭生存。

特別是前輩們看到阿明花錢買水喝,全都笑他是異類,「只有人花錢買米酒,沒有人花錢買水,喝水就去廟裡裝就好了,不然就喝公園廁所的自來水,喝不死人的。」

前輩還教他每逢農曆的大日子哪間廟有提供免費的飯麵,板橋接雲寺就曾經連煮一個月的伙食布施窮苦人家;還有板橋北門的土地公廟有個師父很會炒麵,初二、十六都炒給信徒吃,街友聞風聚攏,廟方也不會趕人,「那麵真的非常好吃,Pro的(專業的)」,內行的台北市街友還會騎腳踏車跨區從萬華來到板橋,就為了吃這師父炒的麵,甚至有的街友會狠狠吃它五碗放到肚子存起來,一直撐到隔天都不會再餓,連甜點紅豆湯都喝得到,簡直是套餐,「本來只煮一、兩鍋,後來煮到像以前洗澡的鐵盆子那樣大的三鍋也給它煮下去,還不夠吃」,回味中的阿明講到嘴角上揚,似乎仍有餘香。

除了前輩照顧,阿明當街友的時間點也算運氣好,第一年就碰到外展社工提供街友睡袋、熱食等服務。阿明從小到大都沒用過睡袋,他傻傻地問社工:「唉唷,這麼好,要不要錢?」

第二年開始,還有人分發便當、春節慰問金,有些賣十元麵包的小販,晚上也會將賣不完的麵包送到公園給街友吃。

阿明本來以為自己出來街頭,不是餓死就是凍死,沒想到過得還不錯,「從知足常樂的角度來看,真是感謝上帝,這是上帝為我預備的福利。」

吃廟裡的麵、喝廟裡的湯,你還感謝上帝?「一個外展的林忠柄大哥、一個觀照園的社工林香華,他們一個基督教、一個天主教。」這兩個人帶阿明認識了上帝。

「很多基督教機構可以讓街友洗洗澡、領領刮鬍刀,偶爾吃個泡麵、換個衣服,很多牧師也真的很有心,希望我們走正確的路,帶領我們歸主,街友當然就『好!你講得很好!我真的非常感動!』」

但阿明還是想靠自己的力量賺錢謀生,無法參加一天四次的讀經唱詩歌,還有星期天的主日聚會。

工廠外移下的失業者

一般民眾會覺得街友好手好腳的,為什麼不找個工作,反而要成為街友?「他們說的也沒錯,但卻忽略很多工作都是臨時性的,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還有很多人看到身障者在街頭賣東西或行乞都會以為『啊,裝窮!他們都有殘障津貼』。但像我,就是有殘障手冊卻不能領殘障津貼的那一種,因為我父母的家還在,所以也不能申請中低收入戶 [1]。」

好手不好腳的阿明其實做過很多工作,作業員是其一。

那是民國六、七十年代,隨便就能找到小型加工廠的工作,而且大部分的老闆都會提供吃住,也許只是一個很窄的隔間,卻足供幾個工人窩居其中。

「那時候很多南部十三、十五歲的小孩純粹就是『我長大了、應該要北上』,所以就來台北縣當學徒打拚,但幾乎不曾看到有人流落街頭,而且當外地人經濟有困難的時候,即使才剛做幾天,跟老闆借點錢,他也都會給。」

後來大型工廠轉往中國,下游的小型加工廠只好跟著收掉,雖然工業區還是需要一些作業員,但是「他們對作業員的要求已經不是那麼隨意了,至少要高中以上學歷;還有像穿『無塵衣』的那種工廠,哪是普通歐巴桑、歐吉桑進得去的,要有專業的人才行。」

阿明還當過攤販,「說真的,台灣現在生活辛苦的重大原因就在這裡,以前即使找不到工作,你只要在電影院附近隨便擺個攤子,賣個花生、芭樂都能賺點小錢。但現在擺地攤也不是那麼容易,不然誰願意流落街頭。」阿明說當攤販困難之處在於「各地方都有惡勢力控制著,就算交了保護費,別人叫你走,你還是得走。」

本來擺攤是阿明最後一絲養活自己的希望,直到最後連路邊攤都沒得擺,他才徹底死心,開始觀察街頭其他人、學著他們撿寶特瓶。

從那一刻起,阿明終於承認自己正式進入街友圈了。

這幾年,阿明搬到了街友暱稱「台北大飯店」的台北車站。一開始台北車站的地下停車場還開放給街友睡上溫暖的一覺,這在寒流來襲時救了很多人,但後來承包商不願再提供場地,阿明也沒有怨懟,「畢竟是一些街友自己搞壞掉的:鬥毆、喝酒、破壞公物、大小便,人家當然不願意。」停車場不能使用之後,阿明現在改睡在車站四周的廊簷,晚上九點就寢,早上六點前必須打包離開。

阿明的街友觀察心得

對於「街友」這個族群,阿明發現這一兩年似乎有一些變化:「本來都是一些知識低落、條件差、或是沉迷賭博電玩、大家樂、小型工廠沒了又進不去大型工廠的落魄人。」但越來越多看起來像讀書人的面孔,也加入了無家可歸的街友行列。

雖然阿明不主動跟人搭訕,但他隱約覺得這些人過去從事的大部分是非專業的服務業。通常二十、二十五歲做這行很受歡迎,但一超過二十五歲,老闆就想要下一批二十、二十五歲的年輕人。

「好在我從小在低下階級出生,素質本來就不是很高,所以進入街友圈看到賭徒、神經病、流氓土匪都習以為常;如果我像他們一樣大學畢業才進來,我可能會發瘋。」

阿明自嘲當街友的這十幾年常感到自己人生很倒楣,可是這兩年他突然覺得:「咦,好像不是喔?我反而是提早適應、比他們更早準備好!」

就連在台北後車站恩友教會吃免費午晚餐的人,也比以前多很多,可是空間有限,很多人只好端著碗、蹲在街頭用餐,「我們國家曾幾何時變成這樣?那『踉蹌』的樣子,好像比美國哈林區更有味道!」

你還知道美國哈林區!「從電視《七〇〇俱樂部》看來的,那也是一個教會專門在幫助黑人,可是人家接受救濟吃飯看起來滿快樂的,反觀台灣,我怎麼看得心裡有點酸酸的感覺。」

或許是群體越來越龐大,街友的議題也越來越受到關注,阿明常遇到很多大學生、研究生跑來做問卷調查:「你流浪都去什麼地方」、「你流浪都吃些什麼」、「廉價房屋的房租是多少」⋯⋯。

但阿明覺得個人的事不重要,也不在意社會失業率攀升導致街友學歷升高、年齡層下降的問題,他更清楚街友當中能夠作亂的,不過就是那一小撮人幹些喝酒鬧事、搶人家商店等狗屁倒灶的事,還不至於有高深的頭腦去做高深的勾當。「像我們這些笨蛋,十幾年來也沒電視可看,頂多就是看車站電視牆的新聞,要不然就撿人家丟掉的報紙看看,不可能中什麼毒素,連吸毒的錢都沒有。」

該好好研究的是「把人放到一種環境裡逼久了,腦筋會逐漸失常」的現象。「這不一定發生在街友身上,那些看起來正常的人更恐怖。我在街上觀察,覺得現在人的臉看起來都好像被一種毒深度催眠,可能腦子裡的意識形態也在改變,鄭捷的捷運殺人案就是一個例子。」

說到捷運殺人案,阿明很想跟警力不足的台北市警察提案:「既然不能每一站、每個車廂都派警巡邏,為什麼不派街友?有一些也是身強力壯、武功高強,像有些原住民,那不是開玩笑的,他們以前在軍中都受過很特別的軍事訓練,不亞於警察,何不將他們編列成一個駐警中隊?至少也可當偵查。」

阿明知道這也牽涉到捷運局的管轄,「捷運也不要管制那麼嚴格,可以開放一些極度需要靠賣東西維生的人進去,只要不騷擾乘客,你讓他在定點賣,就等於是多一個觀察哨;例如讓街友進捷運站賣《大誌》(The Big Issue;協助街友獲得收入的藝文雜誌),給他身上配個無線電,賣的時候若發現可疑分子進入捷運時,拿起無線電就可以馬上聯絡捷運警察,有人幫你擔任警戒,還不用多付他薪水咧!」

阿明強調,他不是在講知識,而是在講真諦,「物盡其力、人盡其才。鰥寡孤獨皆有所用、皆有所養、皆有所家。社會已經花很多錢在一般階級的人身上了,如果多幫街友想一步,既不浪費錢,還可以帶動你們正常人一些利益。」

雖然不良於行,但阿明的腦筋卻停不下來,不僅思考台北城的街友問題,還吸收國際的街友政策。從德國留學回來的人告訴他,有些住不起學區宿舍的學生其實都瞞著台灣的爸媽睡在地鐵站。德國地鐵站會在地板上畫出一格一格的位置、編上編號,繳一點清潔費,在地鐵打烊後,就可以鋪上塑膠墊睡覺,「還有門牌號碼喔,一樣可以收到家裡寄來的信。」

德國政府會提供這些街友麵包,也鼓勵他們做一些小玩意兒在地鐵裡販賣,「就是你們現在說的文創啦」;還特別開闢一區做人才推銷,歡迎民眾到這裡尋找勞工、家庭教師。

阿明覺得台灣的街友圈比較像「浪人營」,「就是日本戰國時代⋯⋯好像《笑傲江湖》不知道第幾集也有浪人武士集結?反正就是各路人馬、弱肉強食,人吃人,比監獄更加黑暗,聰明的吃笨蛋。」

留著及肩長髮的阿明看起來真有幾分浪人的味道,但不像騙人的,反倒像會被人騙的那種。「他們沒成功,因為詐騙人頭、詐領保險金這一套在發展之初,我每天就在板橋看啊聽啊,這些人嘴巴會說什麼我都可以倒背如流,睡覺都夢得到。」


不願加入「人吃人」世界的阿明,選擇當一個花草系街友。每天晚上只要打電話告訴玉蘭花的盤商,約好隔天早上六點、幾斤,盤商就會依約前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阿明把附贈的鐵線穿好之後,便在街頭向路人或香客兜售。

有去參加《大誌》的訓練嗎?「搬《大誌》太重了,花比較輕啦!」

「像舉牌、發海報這些工作,對弱勢族群來說都是維生的管道,若不是坐輪椅不方便,我也會去。」

身障街友的限制不只在工作,還包括租屋,像不方便爬樓梯的阿明只能住在一樓,但一樓通常是留給租金收入更高的店面,那不是賣玉蘭花的他負擔得起的。

「但身障還是有好處啦」,報紙曾報導新竹兩個年輕人喝醉後莫名其妙將一個街友活活打死,阿明也有類似的遭遇,有時可能是對方喝太醉,有時是倒楣遇到械鬥,眾人拿著棍棒刀械一陣亂砍,「我就拿我的拐杖回擊,我的拐杖是很厲害的,不然就真的被砍下去了!」

提到在街頭僥倖存活下來,「各地有街友群聚的地方,像台北車站、艋舺公園,都應該設立一個管理委員會,這也算是對當地居民的保障。」阿明想事情,總是將街友與市民的利益都考量進去。

而目前阿明只求安穩地維持現狀,賣賣玉蘭花,也希望像放錄影帶一樣好好回顧過往:「思考一下怎麼會變這樣?怎麼樣可以避開這個錯誤?」

因為他逐漸感覺到,人生彷彿蘊藏著一種非人所能決定的力量。

「以前我有點自不量力,你們是人,我也是人,所以你們能做的、能享受的,我也應該一樣,但後來發現這社會沒有辦法,不是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這或許也是我們民族性的問題,跟歐洲、美國不太一樣,不是用『平等』互相看待。」

如果早一點知道人生不是平等的,阿明想選適合自己獨特性、一個人就可以做的事情,「我以前呆呆地想,人家都去工廠,我也應該去工廠。但說實在,我的速度就是會造成其他同事的負擔,搬不動就需要別人幫忙。」

阿明說,他想選擇雕刻、畫畫這些以前他看不起、總覺得不是很正當的工作,「我被傳統的觀念阻礙到,認為長大不讀書了,就應該去工廠上班才是正確的。」

但就算到工廠,若能重來的話,他也想做一個人能做的事:「我最喜歡『顧機台』,不用跟人有交集,我一個人做,可以聽音樂。」

一起玩音樂的街友俱樂部

阿明沒有特別喜歡的歌星,但他喜歡很多歌曲,喜歡「心情不好唱了就會變好」的歌。他還會用口技模仿各種樂器,每當心情不好、幾乎要得躁鬱症的時候,他就用嘴巴吹出旋律。這源於小學老師曾帶他聽很多日本管弦樂隊的曲子,並告訴他:「你心情不好,就可以把嘴巴當樂器吹出音樂⋯⋯。」

阿明想做點嘗試,將音樂引進街友圈,「剛好最近有些乞丐說狗爬式的行乞收入變差了,我就在想,他們應該要有點創意才行。」

他想起曾聽過日本戰敗後,幾十萬的軍人撤退回日本,有些精神受創、有些家破人亡,政府怕戰敗的他們回去家鄉後影響大家,就直接把他們留在橫濱港一帶。後來這些人帶著部隊的鐵碗上街行乞,大家坐成一排、每個人敲著面前的鐵碗玩打擊樂。

阿明覺得這非常值得參考,否則街友聚在一起常常也只是心情不好地喝酒,甚至有人想直接到大理石墳場,五八仔(台語:高粱酒)喝一喝、睡進石棺,明天就不用醒來。阿明說:「都已經落難了,還喝酒有什麼意思?又不是在喝面子,也不是在喝高興,那只會變成一種很悲哀的行為。」

正向的阿明不是紙上談兵而已,「我最近都在練,有空就準備。我要組合幾個街友,大家心情都不好,來,一起玩口技,我吹上半段,你吹下半段;或是我吹這種樂器,你吹另一種,大家坐在一起玩。路過的人聽到了,說不定喜歡誰的樂器就會丟錢到誰的碗。」

一定會有人說:我都沒飯吃了,還跟你玩音樂?

阿明說:「沒關係,你要去舉牌就舉牌嘛,等到哪天心情不好時再試著吹吹旋律⋯⋯主要還是排遣心情啦,『行乞』只是一個附加價值,畢竟當乞丐也不是那麼光彩的事!只是想說以後痛苦就不用再喝酒,痛苦就吹奏樂器啊。等到練熟了,咱們共同演奏一段。」

聽起來,街頭將會變成一個很有趣的音樂交流俱樂部,過幾年台北市政府也許還會辦起「街友音樂節」。

但相較於這麼小資風情的想像,阿明想的卻是更為務實的小小願望:「說真的,比起走投無路,搞不好有人丟個一百塊,要喝涼的就有錢了。」

註解

[1]「台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規定,申請人之全家人口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超過新台幣六百五十萬元,就不符合資格,而《社會救助法》則規定,凡是家中不動產價值超過四百八十萬元者,也不符合中低收入戶資格。

相關書摘 ▶《無家者》:「艱苦人照顧艱苦人」,艋舺公園的舉牌界人資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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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游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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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玟萱/作,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策劃,林璟瑋、楊運生/攝影
繪者:小姜

本書記錄了台灣街友的生命故事,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各有不同背景;他們曾是軍人、商人、工人、保全、更生人、幫派分子、身心障礙者。卻都在時代流轉、社會變遷與個人困境的交織下,成了流浪街頭的人。

不試圖控訴、不博取同情、也不採取勵志的角度。作者以平實的口吻描述每個人從「有家」到「無家」的過程,呈現他們在街頭的掙扎、反省、自我懷疑,甚至想自我了斷的心情。透過這些故事,讀者將看見台灣街頭社會中,既存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也有著貧困者相互扶持的集體力量。

本書另收錄五名資深街友工作者的故事。每位都不是一開始就決定踏入這個領域,也不是社工科班出身,他們曾經是記者、田野工作者、老師、焊接工人、志工,卻在因緣際會下投身街友服務,成為台灣第一批街友工作者。

他們竭盡所能協助街友,除了三餐溫飽之外,也開發各種工作,不僅展現了工作者的創意,更重要的是,他們一直在為開拓「正常」以外的生存方式,試圖證明在主流社會的框架之外,還有另類的生存模式,可以適用於被社會排除的人。

無家者
Photo Credit: 游擊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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