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妃和狗仔隊:戴安娜王妃之死如何改變英國媒體

王妃和狗仔隊:戴安娜王妃之死如何改變英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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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聞界和媒體法界的某些成員可能會認為,王室對隱私的期望是不現實的,但是經由反覆要求攝影師的尊重和禮儀,並對那些利用他們上位的特權獲利的人採取行動,王室已經幫助新聞界加強集體良知。這在許多事物中,算是戴安娜王妃的遺物。

文:Kate Samuelson
譯:Wendy

1994年3月3日晚上9點,狗仔隊攝影師Mark Saunders和Glenn Harvey在西倫敦的肯辛頓喝咖啡。這對拍檔已經花了一天試圖拍攝世界上最著名的女人,但沒有成功。Harvey的手機響了:戴安娜與一名身分不明的男伴一起開車進入切爾西港,Saunders和Harvey火速趕到現場,Saunders向值班守衛說謊,聲稱要接他根本不存在的女友。

戴安娜的奧迪汽車在現場,可是人不在,接著一名不明身分的男子出現,將她的車開到地下車庫。根據和Saunders合著的回憶錄《跟黛妃一起玩命:英國皇家追擊者驚奇的冒險》中記載,Harvey此時大叫:「去後門!」。

二秒鐘以後,他們就開始追黛妃,闖過一個個紅燈,行駛對向車道,或在卡車前加速,直到她開始要駛入肯辛頓宮的入口。Harvey從車上跳下,手上拿著相機,搶在汽車消失在視線內按下快門。「拜託拜託,一定要讓照片很清楚。」他祈禱著,而照片後來洗出來真的很清楚,Harvey拍下戴安娜載著已婚的百萬富翁暨藝術品經銷商Oliver Hoare進入肯辛頓宮(Kensington Palace)的照片,以獨家的方式賣給了英國小報《世界新聞》,進而引起了轟動──只花了一個晚上的狗仔工作。

這無疑是戴安娜不時會經歷的一個場景,直到三年後一場在巴黎地下道的飛車追逐令她喪命。超速跑車載著戴安娜逃離狗仔隊,接著撞上柱子,奪走了她和未婚夫法耶茲(Dodi Fayed)的性命。1997年9月的葬禮上,她的哥哥查爾斯・斯賓塞讓現場哀悼者很清楚地知道,這一切要怪罪的對象是誰,他將妹妹描述成「現代受到最多追捕的人」。「今天,她會希望我們保證能夠保護她心愛的男孩——威廉和哈利遠離類似的命運。」他說:「我們不會讓他們再承受經常讓你哭泣的絕望。」

查爾斯的悼詞中譴責的惡人,很明顯地就是狗仔隊和他們在艦隊街上的贊助者——這些臭名遠播的惡毒小報報紙,目前仍然是英國人生活的主要一部分。從媒體大亨梅鐸擁有的《太陽報》及其競爭對手《每日鏡報》與《每日星報》,到中級市場的姐妹報《每日郵報》和《每日快報》,這些報紙為讀者提供充滿道德訓誡和羞辱的日常新聞與體育消息,反映出英國廣泛中產階級的著迷。

名人消息仍是最搶手的,即使過了二十年,戴安娜「心愛的男孩們」仍然是最熱門的目標。然而,戴安娜走向人生終點的方式改變了媒體接近王室的方法,反過頭來也影響了王室接近媒體的模式,下面要講的就是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編輯永遠不會嫌戴安娜的消息多。」

1961年,《TIME》向讀者介紹了一個相對新的術語「狗仔隊」,將這個詞與街頭拉客的性服務者比較,因為「他們堅持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該篇文章讓這個詞更加普及,到了今天同義詞就是一群入侵他人生活的攝影師通過任何必要的手段追逐名人。1961年的那篇文章提到:「沒有人是安全的,甚至連王室都無法倖免。」

1960年代後期,媒體大亨梅鐸進入英國報業買下營運不善的《太陽報》,他們知道該報紙的消息來源稀缺,在新聞上一定比不過人家,加之當時電視觀眾遽增,於是把重點放在演員在螢光幕前後的生活,Kim McNamara在他的書《狗仔隊:媒體實踐與名人文化》中寫道:「他的報紙內容轉向對名人的感情和性生活的興趣。」其他報紙也跟隨《太陽報》,包含了2011年因英國手機駭客醜聞而撤掉的《世界新聞》,在1984年從單頁印刷品,變成小報。

被稱為「紅頂」的小報,發展成為英國社會的主角,以其既無理又有趣的獨特方式著名。倫敦大學城市國際新聞研究所主任James Rodgers告訴記者,「從18世紀起,英國就沒有很尊重報紙的權威度。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小報被認為對英國公眾有很大的影響力。除了梅鐸旗下的報紙過去在大選中都會支持勝選者的傳統外,小報被認為領導大眾情緒,讓英國在脫歐公投的議題上決定離開歐盟。

然而,6月8日英國大選之後,小報的影響受到質疑,當時保守黨首相文翠珊得到了所有小報的支持,除了一個主要小報外,但最後她並未贏得大選。Rodgers說:「我認為大眾報紙還是否存在影響力,或未來還是否會繼續存在影響力,都要打上個問號。」

從1960年代末期由《太陽報》打先鋒開始,小報的到來創造了狗仔隊的拍攝需求,到1980年代中期,當時剛結婚的黛妃和查爾斯王子開始一同參與公開活動,名人照片遂成為英國印刷媒體的主打。戴安娜一步步發展成國際時尚的指標,受到英國人民的愛戴,稱她為「人民的王妃」。

經估計,全球有7.5億人觀看戴安娜王妃和查爾斯王子的婚禮,從那之後,狗仔隊便開始記錄她的一舉一動。戴安娜慢慢成為世界上被拍最多照片的人,即使是模糊不清的照片,狗仔隊也能賣到高達50萬英鎊(也因此獲得了「銷售王妃」的暱稱)。

Princess DianaPrince 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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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狗仔之一Jason Fraser靠著黛妃和多迪的照片賺了超過100萬英鎊。攝影機構Silver Hub和前《每日鏡像》圖片編輯Ian Down告訴記者:「她可能是我所有拍過最上鏡、最有影響力的人,編輯對她的消息從來不嫌多。」

在戴安娜去世之前,王室法律的保護力十分微弱。戴安娜在聲名大噪時起訴一家媒體公司:鏡報集團在1993年刊登她在健身房鍛鍊的秘密照片。「戴安娜王妃訴諸法律的這項決定,對王室成員來說是新的做法,畢竟過去王室傳統是抗拒用法律反擊。」當BBC報導的同時,此案也在庭外和解了,而戴安娜也避免作證。

儘管戴安娜一般都不會對這些侵入生活的攝影師採取法律行動,但無可置疑地,狗仔隊毫無止境的追逐令她感到痛苦和羞辱。在她去世前的一年,她不斷地遇到一些最窮追不捨的狗仔,有次還對某一位大聲尖叫:「你毀了我的人生!」但包含Saunders和Harvey等追著她的人,並不對她感到同情,Saunders和Harvey甚至在回憶錄裡稱自己為「時代最偉大的獵人」。

一些最頑固的跟蹤者甚至戲稱戴安娜的淚水是「愚蠢的攻擊」,冷酷地對比他們曾「被戲弄」的時代。Harvey在回憶錄寫道:「另一種更糟糕的愚蠢攻擊,是戴安娜只站著不動,眼睛裡充滿著淚水,頭低低的,陷入沉默。這通常都是在她看完心理醫生後會出現的景象。」Harvey拒絕了《TIME》的採訪,Saunders沒有回應。

1997年8月,當戴安娜在巴黎發生車禍時死亡,陪審團裁定她的司機和跟隨她的狗仔隊的魯莽駕駛行為是行兇殺人,由這猶如一記警鐘。蓋洛普投票於1997年的調查顯示,43%的英國民眾認為狗仔攝影師負有「極」大的責任,而33%的人認為司機是同樣的罪魁禍首。

戴安娜去世時在BBC工作的Roggers描繪了大眾在葬禮的情緒表現「令人難以置信」。「你會看到人們在大街上啜泣,是我過去沒有看過的方式,那是個真正的改變。」他說:「如果有人問我英國人有哪個時候沒那麼壓抑情緒、內斂,我會說就是那個時候。」

大眾的心理上開始反對狗仔隊和媒體,結果英國小報《太陽報》和《鏡報》的銷售量達到自1962年以來的最低點。戴安娜去世後八天,大概是為了保持人氣,《每日郵報》承諾不刊狗仔隊的照片,但20年後來看,該報紙和相關網站看來並未兌現這個承諾。「我是(而且永遠都是)戴安娜王妃的崇拜者,時時囑咐我的編輯,保護她抵禦強大的敵人。」當時每日郵報和通用信託集團董事長羅斯米爾在黛妃過世時說道。

1997的下半年,大眾對於媒體應對黛妃之死負責的憤怒繼續延燒。現任《Radio Times》的編輯主任Mark Frith說道:「戴安娜去世後的幾個月,我都不會說自己幫刊登狗仔隊拍攝照片的雜誌工作,因為我們真的是低下到不能再低。」他也曾任幾本著名出版物的編輯,包括《Smash Hits, Heat!》和《Now》。

而擔任皇家攝影師25年的Tim Rooke則表示:「那時候的氛圍和感覺似乎會一直延續下去。」他曾親身體驗了這種敵意,「大眾的敵意真的很高,黛妃去世之後,我曾去白金漢宮外拍照,還被民眾追打,他們不知道我是皇家攝影師,這蠻讓我震驚的。」

隱私和保護王子

戴安娜去世後,英國新聞界和攝影界發生了巨大變化。Howard Kennedy事務所的媒體法專家Mark Stephens表示:「人們認為發生在戴安娜身上的事是錯的,因此,過去我們陌生的隱私權概念,現在以新的方式被應用。」在黛妃和James Hewitt的緋聞出現時,他的公司曾代表男方。Mark說,個人隱私權法律在戴安娜過世之前並不存在。隱私只存在於像手術、教堂懺悔、夫妻之間和進棺材後。

媒體法律專家和律師Robin Callender Smith也說到:「《免受騷擾法》(PHA)是在黛妃過世當年通過,而直到6月16日才生效,是黛妃過世前的兩個半月,這個領域的法律本能幫助到她,但一切都太遲了。」只有等到戴安娜去世後,PHA才能成為「名人面對狗仔隊和媒體追逐的補救措施。」

戴安娜去世後,新聞投訴委員會(PCC)加強了其《編輯業務守則》,創造了所謂「歐洲最嚴格的新聞法規」。從1998年1月起,在「未經他人同意在私人場合使用長鏡頭拍照」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守則中第一次精確定義什麼是私人場所:「具有合理隱私期待的公共或私人財產」。修訂內容還包括一條:編輯將對出因窮追不捨所獲得的出版材料負責,「無論材料是由報業的工作人員還是自由職業者取得的。」

該守則中最重要和最嚴格的修正案是涉及保護兒童的隱私權,新聞社協會的內部媒體法專家Mike Dodd告訴《TIME》:「這純粹是為了在上學的哈利王子,還有特別是威廉王子。」守則的保護範圍擴大到所有兒童,而不是只有16歲以下的兒童,還增加了一項要求,其中規定:「當和兒童私生活相關的新聞材料出版時,除了因其父母或監護人有名、惡名昭彰或任職因素外,發布者需要有正當理由解釋。」

儘管母親去世後大眾對於15歲的威廉王子及12歲的哈利王子有巨大的興趣,攝影師們知道最好不要冒著破壞與王室關係的風險,拍非正式的照片。Rex By Shutterstock的製作經理Christian Barrett說:「我們不會傷害這種關係,也能理解兩位王子是在限制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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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去世時他是於英國新聞社工作,這是一家以皇家為重點的小型影像社。「市場上留下了巨大的差距,而公司那時候還蠻艱難的。沒有辦法拍戴安娜、威廉或哈利,事情就有巨大的不同。」由於法規的緊縮,威廉和哈利王子在青少年時期被拍到的照片非常少,其中一些比較有名的照片,比如威廉在他寄宿學校伊頓公學煮雞肉飯,或是哈利和男舍監的狗合影,都備受矚目。

但當威廉和哈利畢業後,媒體對王室的關注再次變得瘋狂,威廉在2003年開始與凱特約會,媒體更陷入歇斯底里的高潮。王室在私人場所的秘密照片開始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首頁。2005年,當Harry在一個穿著十字星臂帶,在朋友的服裝派對上拍照時,新聞界並沒有阻止。《太陽報》的獨家首頁上就放著「納粹哈利」,王室迅速發表了一個聲明,說王子對於他造成的冒犯或尷尬道歉」。

2012年,哈利也陷入另一樁醜聞,美國網站TMZ.com發布了兩張他在拉斯維加斯和六名年輕女子打脫衣撞球的照片,「看看他們所謂的嚴密保護措施多嚴密:哈利王子在拉斯維加斯游泳池派對的按摩浴缸中,旁邊的保鏢非常地放鬆,根本沒能阻止女孩拍裸露照片。」MailOnline當時的標題說

隨著媒體對年輕王室的關注度上升,王室也開始爭取自己的隱私權,有一次是一場字面的戰鬥;當哈利20歲時,和一群在夜總會外面埋伏的攝影師發生的肢體衝突,還在嘴唇上留下了傷口。「哈利一直在夜總會外面受到伏擊。」王室評論員和作者《和女王出任務:作為白金漢宮新聞秘書的那段日子》Dickie Arbiter告訴《TIME》:「他被視為絕佳的獵物,真的令人惋惜,就是有一些新的攝影師,沒從1997年戴安娜的悲劇中學到教訓。」

2009年冬天,王室與Gerrard Tyrrell進行顧問諮商,他是一名專門從事隱私和媒體法律的資深律師。資深侍從後告訴新聞界,王室將不再容忍攝影師使用長鏡頭在「私人」情況下拍攝他們的照片,並警告攝影師,若攝影師的行為被認為是「侵入和不可接受的」,王室將準備採取法律行動。

同年的聖誕節,遵從王室的嚴格警告,攝影社Rex同意向慈善機構支付10,000英鎊,以彌補他們刊登了一張凱特王妃(當時還只是威廉的女友)在英國西南方康沃爾郡Restormel莊園打網球的照片,這些照片只在海外發表,英國內並未刊出。。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2012年,法國雜誌在普羅旺斯拍到去度假的凱特王妃上空照,當年五月有六人被指控侵犯隱私和共謀,因而入獄。代表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的律師在法庭上代威廉王子發表聲明:有鑑於母親公開對抗侵犯隱私的攝影師,這些圖像才「更加令人痛苦」。聖詹姆斯宮的一份聲明說,這些照片「讓人想起戴安娜王妃生活中新聞和狗仔隊最嚴重的過失。」

自2009年以來,王室每年都向新聞界和媒體攝影師發出反騷擾通知,提醒大家王室也具隱私權;去年哈利王子的新聞秘書就發表一則強烈言論的聲明,譴責對其女友Meghan Markle的騷擾。Back Grid攝影社(原名Xposure)的執行長David Taylor表示:「我在這行看過很多變化。這些法律保護者(王室)現在來找我們說:『我們想要這個』『我們想要那個』『我們想確保你不發布這張照片』,你必須非常小心確保自己做的事不會被認為是騷擾或是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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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情況有一點點不同了。2015年,由王室新聞秘書Jason Knauf撰寫的公開信是感謝「英國媒體的一條政策,不再發布孩子未經授權的照片」,但依舊譴責無情的狗仔隊行為。他們「越來越瘋狂地觀察和監視喬治小王子的行動,並且秘密地拍攝他的照片,將其賣給少數仍然願意為此付費的國際媒體,」Knauf在信中引述一個例子:一個未具名的狗仔在兒童遊樂區外面蹲了三個小時,只為了能夠拍到當時才三歲的小王子。Knauf拒絕了《TIME》的採訪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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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媒體環境也出現了顯著的轉變。愈來愈多名人轉向社群媒體來控制和宣傳自己,在媒體有機會報導前就先出手。「社群媒體讓名人們能夠從新聞媒體中獲益,」Frith說,「它給了他們選擇只發布想要發布的東西,如果有品牌交易,他們可以自己操作,不需要雜誌和報紙的幫助。」

王室同樣採用強有力的社群媒體策略,轉向包括Twitter(擁有315萬關注者)和Facebook(擁有380萬個讚)的平台,發布記者最愛的新照片,包括女王、喬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小公主。這種權力的再分配造成了王室與傳統媒體之間的緊張關係。「肯辛頓宮認為他們可以自己控制。他們想忽略報紙,但報紙不會消失。當Twitter倒下後,我們仍然繼續存在。」《太陽報》的皇家攝影師亞瑟·愛德華茲去年在《金融時報》上表示。

不只英國王室通過社群媒體了解自主權,Rooke表示,他五月份嘗試拍攝希臘王儲的50歲生日聚會,結果被希臘王室封鎖。「我致電給王室想詢問是否有任何管道,但他們拒絕我。然後他們就在Instagram上發布照片,這些照片是由雜誌社拍攝,為自己出版的。」

雖然王室助手可能會爭辯說王室沒有足夠的隱私,但新聞界和媒體界的許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前《Hacked Off》的老闆Joan Smith在Knauf的信發表後不久,於《獨立報》的社論中表示王室期望太多的保護。她寫道:「Knauf的信發表之後,沒有人想要詢問、知道王室,正是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所煩惱的。他們覺得很煩,但並非是驚嚇、震驚或痛苦。」

Stephens認為,王室對隱私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太過了。他說:「在英國,我們正經歷鐘擺效應。國家一開始是沒有什麼隱私權法律可言的,但等到戴安娜王妃過世,又走向另外一端。人們意識到媒體在高度限制性的隱私法下,已經做的太多了(而且我們也已經覺得夠了)。」

他接著補充說,英國在隱私權法上可說是世界上最嚴格的,特別是與美國相比。「名人在蔚藍海岸的照片會不時出現在美國刊物上,但在英國可不行。這是一個可笑的雙重標準,你可以在紐約航廈中的英國航空哈德遜新聞站找到美國版本的出版物,而裡面刊載的圖片在英國是違法的。」

在戴安娜逝世後的二十年中,媒體入侵的文化依然存在,但戰線已經重劃。英國媒體普遍尊重Stephens所說的「紅地毯規則」:雙方的默契在官方活動拍攝王室是合法公平的,但在過渡期間期望隱私權。

Rooke說,嚴格的隱私法律意味著狗仔隊在拍攝年輕的王室成員時,要承受收到IPSO警告或罰款的風險,也意味著王室成員的非官方照片不再有市場。「現在,攝影社會問攝影師,報紙會問新聞社有關名人照片的問題:照片是在什麼情況下拍的,攝影師站在哪裡,他們是用哪種鏡頭拍。」前《每日鏡像》圖片編輯Ian Down表示:「這個工作程序並非在戴安娜一過世就出現,而是慢慢發展出來的」

但是,由王室向媒體發布的經常性警告,堅持認為他們要尊重王室成員的隱私(無論是喬治小王子去上學,還是哈利王子和女友相處時),都顯示情況根本不是媒體界認知的進步狀態。王室相關消息人士告訴記者,雖然媒體與王室的關係「明顯比1990年代好,但仍存在『一些事情是沒有像人們想的那樣發生變化』。」

與此同時,社群媒體的擴散也徹底改變了隱私的概念。當人們獨立選擇放送自己最親密的時刻,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媒體權限界限將變得越來越模糊。媒體必須在這個曖昧的範圍內生存,既不能超越到會侵犯隱私權,還要能滿足編輯和消費者的胃口。

在他的悼念中,查爾斯·斯賓塞承諾,威廉和哈利王子的「血親」將竭盡全力保護男孩,而通過反覆爭取自己的隱私,王室也堅持了這一承諾。雖然新聞界和媒體法界的某些成員可能會認為,王室對隱私的期望是不現實的,但是經由反覆要求攝影師的尊重和禮儀,並對那些利用他們上位的特權獲利的人採取行動,王室已經幫助新聞界加強集體良知。這在許多事物中,算是戴安娜王妃的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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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