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做到「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即是接下來國文教育的功課

中國唐朝的書法家孫過庭，曾寫了一本書法的理論著作《書譜》，全篇以草書的形式書寫。在書中，孫過庭不僅是針對書法理論提出了基本的觀念準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書法應當要隨著時代的文化變遷而做出變革，不可一昧地墨守成規、厚古薄今。

在唐朝及其覆滅後數百年，藝文界瀰漫著一股思潮：自從漢朝的鍾繇、張芝，以及晉朝的王羲之、王獻之，就再也沒有人的書法功力可超越他們四人了。所以，唐朝時的藝術家們，只是一股腦兒地模仿他們的作品，不思創新與變革。這樣的模仿熱潮造成了後代藝術史學者在考究上的困難，恰如 方聞在其著作《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的序言所言：「中國人喜好模仿過去繪畫大師的作品，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複製品和偽作。」這種「譜系式」的創作軌跡，導致要說清楚中國的造型藝術在不同階段的風展，是極具挑戰性的學術任務。

在當時，更有評論者這番說道：「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研。」；白話文是：「這四位書法大師的功力可謂卓越超群，可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是今人還是不及古人，古人的書法風尚質樸素雅，今人的書法格調妍媚造作。」意思可理解為，我們現代人的書法都不如這四位書法大前輩，而王羲之、王獻之二人的書法功力，就更不如鍾繇、張芝這兩位大前輩了，完全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世代危機啊！

而為了矯正這樣的文化歪風，孫過庭就在他的著作裡正面迎擊，直接以「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作出回應。白話文是：「質樸風尚因循時代發展而興起，妍媚格調也隨世俗變化在更易。就像當初最早的文本寫作，只有記錄語言的功能；但是時代的崇尚對象一有變動，書風也會跟著改變，此乃事物發展的常理啊！」意思可理解為，無論書法的行筆風格為何，都是順應時代而發生的，這當中牽涉的變動只會有典範問題，絕非有著什麼的對錯或品味高低之分。

當然，孫過庭身為一名書法理論的大家，絕不僅是做出這般的論述而已，這樣顯得又太過隨著世俗好惡而逐流，恐淪為審美經驗上的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他在文後又提出更加可貴的概念：「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白話文是：「書法最可貴的，在於既能繼承歷代傳統，又不背離時代潮流；既能追求當今風尚，又不混同他人的弊俗。」這句話就頗值得玩味與推敲了，「乖時」有時髦、時尚的意思，「同弊」有流於時弊的意思。就筆者的觀點來看，孫過庭認為一昧地推崇古代，而不把握時代精神是不可取的；但是一昧地將古代視作過時的老古董，而將時代精神與一時的流行混淆也是不好的。唯有同時擁有繼承與創新，充分掌握且學貫古今才是最理想的藝術表現形式。

回到今天台灣正在爭吵的國文課綱的文言文比例刪減問題，我當然肯定文言文在中文這一文字載體的傳統價值，但要是過度推崇了古典價值而導致我們在現代特有的中文環境裡迷航了，那亦是辜負了我們自身所使用的語言，因為這無疑是殺死了它們與生俱來本該有的創造力。

就像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於1874年在《論我們教育機構的未來》洞察到了一個當時關於德語的文化危機：「我們到處看到的卻是用博學的、歷史的方式處理母語的趨勢，人們對待它猶如是一種死去的語言，彷彿對這種語言的現在和未來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在我們時代，歷史的方式已經流行到了這個地步，以至於語言的活的身體，也成了對它的解剖學的解剖學研究的犧牲品。」〈第二講〉。換作不同時空與地方的21世紀台灣，難道不也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嗎？

許多支持文言文的國文教師們，都非常羨慕中國學生能夠出口成章、滿口詩詞典故的功力，對於培育而言那當然是需要花大量時間的功夫才能養成的本事。但恰如許多學界人士對於台灣的評價共識，是華文地區中少數能夠做到中西融合的文化寶地，那麼我們與其捨棄我們天生的優勢，老巴著要讓文言文的教材居於主導地位而不放，那肯定是浪費自己的天賦而不用。倘若我們台灣有這個本事，為使用中文開創一個全新的格局高度，那倒也不負台灣自身在其歷史脈絡下的定位了。

我期望，能不能真正做到「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即是接下來國文教育的最主要考量，比例上須以古文為輔、現代文學為主，最終的文化目的是讓中文創作有更為新穎的嶄新面貌。畢竟通過對古人作品的分析，使我們領悟具有原創意義的作品，對我們這個時代而言是何其的難能可貴，而台灣在這條路上更應該要有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