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反抗者》導讀 :從荒謬到反抗,清醒地認識生命的無意義

卡繆《反抗者》導讀 :從荒謬到反抗,清醒地認識生命的無意義
Photo Credit: Charles Hoffman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反抗者在拒絕荒謬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意義,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擺脫奴役而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

文:沈清楷(哲學星期五創辦人、輔大哲學系助理教授)

《反抗者》導讀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

卡繆出生於第一世界大戰前夕、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期間,在一個貧窮的葡萄農的家庭中長大,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加上親身體驗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不平等,構成他行動以及作品很重要的參考。《反抗者》是卡繆對「反抗」論述的集結,它不單是一本名稱響亮、內容豐富的作品,《反抗者》必須從卡繆對他自己整體作品的評述脈絡來看:一是「荒謬」式的如:小說《異鄉人》(一九四二)、文集《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劇本《卡里古拉》(一九三八)、劇本《誤會》(一九四四),構成了一個荒謬的循環;另一個是「反抗」式的如:小說《鼠疫》(一九四七)、劇本《戒嚴》(一九四八)、《正直的人》(一九四九)、文集《反抗者》(一九五一),則構成了反抗的循環。《反抗者》一書,經過荒謬的循環,再透過小說、劇本的淬鍊而成的思想之作。

《反抗者》的出版,也是當時法國文化界重要的歷史事件,起因於沙特創辦的《現代》雜誌對這本書的批評,以及卡繆、沙特彼此攻擊性的回應,讓他們的友誼出現了裂痕,沙特酸了《反抗者》,認為這本書證明了卡繆「哲學能力的不足」,並認為《反抗者》的內容是由「二手的、匆忙拼湊的知識」所構成。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挑動著這兩位未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於一九五七年、沙特於一九六四年獲獎)的不和,終於造成沙特與卡繆之間一九五二年的正式決裂。

儘管這兩位,在行動上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劇作家、小說家,也從事報刊寫作,但是他們對生命、政治以及時代的看法,卻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造成他們友誼破裂的,不僅是作品的品味與哲學素養的問題,也是長期政治理念分歧所造成。尤其是,他們當時對蘇聯集中營的看法,沙特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卡繆則揭露蘇聯的殘酷性。卡繆不從偉大的革命目的去談,而是從人的存在處境以及歷史的角度,並以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義。

荒謬到反抗

荒謬起於追求意義的人面對世界,生命的無意義所產生的一種存在衝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謬,要反抗什麼?如果了解荒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會是什麼樣荒謬?荒謬產生於存在的「不可思議、這是不對、怎麼會這樣」的驚訝,面對荒謬,我們可能屈從於令人順服的引誘,轉為「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樣?」,而荒謬牢牢地寄居在自身的存在當中,從而產生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然後人靜靜地、荒謬地享受著痛苦。

卡繆筆下《異鄉人》男主角從第一人稱,以純然的旁觀,來看自身與周遭的關係,或許毫無緣由或是基於「因為太陽太大了」而開槍殺人,然後又冷冷地對著屍體補了幾槍。陽光、女人、沙灘的小確幸構成荒謬的陷阱,讓主角活在對外在價值的質疑與冷淡,既清醒卻毫無作為,在可有可無之中載浮載沉。而男主角在審判的過程中,卡繆也上演了一場從法庭到媒體,跟著習慣性虛假的隨波逐流。

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永無止境地承受宙斯對他的懲罰——把大石頭推上山,到山頂又滾下來,周而復始。而卡繆告訴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又是何其荒謬。面對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設想「薛西弗斯是快樂的」用快樂來反諷毫無意義、徒勞的努力,和無止境的折磨,合理化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因而試圖將荒謬提升到最高點;二是面對毫無道理可言的磨難,薛西弗斯也可以象徵為面對現實不合理的人,快樂而勇敢地保持自己的正直,作為反抗的見證,為了大地的陽光而不願意進入地獄的黑暗中。薛西弗斯的角色,為荒謬到反抗埋下了伏筆。

卡繆從文學到評論,提出荒謬的概念,去凸顯了人自身的處境。即使,沙特批評卡繆的《反抗者》是拼湊出來的二手貨,卻無損我們看見卡繆透過文字,如何在荒謬的黑暗中,迸發出閃閃發光且具有深度的反抗思想。

直接進入到《反抗者》,可以發現,卡繆有其深厚的哲學背景,不論是法國詮釋學大師呂格爾(Paul Ricoeur, 1913-2005),還是當代法國哲學家翁斐(Michel Onfray, 1959-),都認為《反抗者》是一部經典之作。卡繆透過荒謬的概念去「反抗」當時流行的(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目的論。後者承繼著由黑格爾以降的歷史哲學,認為在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一種意義的目的前進著。儘管在歷史中充滿著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的目的來看,所有的苦難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如何看出歷史所顯示出的意義,真正幸福並不存在歷史當中。

相較於歷史目的論者,卡繆要揭示的人們所相信的歷史的合理性,掩蓋了多少的苦難,容許了多少的罪惡,充滿著多大的荒謬。人難道不是透過歷史理性的解釋,以更大的合理性所包裹著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的哀號。歷史理性所預設的最終朝向所有人都將自由的虛幻目的,只是讓荒謬更荒謬。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產生於對現實的荒謬、無理、不動、停滯、面對屈辱,也包括自己的絕望,失去了耐心;在長期的沉默中,他旁觀著、醞釀著、猶豫著、恐懼著,中間不乏妥協,直到反抗行動的剎那,他開始清醒,拒絕他所認為不對的事情。反抗者不僅是勇敢的反對他覺得不對的事,在反抗中,人將自己置身於自我覺醒當中。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反抗者,不僅是一個說「不」的人,同時也是對自己捍衛的價值說「是」的人。反抗看似拒絕現實的合理性,但並不放棄反抗背後的價值,因此,在反抗的否定中,帶著對價值的肯定,而對其捍衛的價值肯定地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