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西方嚴重移民衝突、貧富差距 「日本模式」可助歐美走出困境?

 沒有西方嚴重移民衝突、貧富差距   「日本模式」可助歐美走出困境?
Photo Credit: 財訊 潘重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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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脫歐的英國到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西方先進經濟體都在尋找治國的參考模式;而人口老化、科技實力盛久不衰的日本,是否可供新一代後工業化社會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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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哈定(Robin Harding)|財訊雙週刊 第535期

1979年,發生石油危機的那年夏天,索尼的Walkman問世、豐田打敗底特律汽車工業、時任美國總統的卡特警告美國生病了,社會、政治有裂解之虞,就在這焦慮的時刻,《日本第一》出版了。

傅高義學習日本論復活?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Vogel)提出爆炸性的論點:美國已被打敗,必須向太平洋彼端的政經模式取經。傅高義在書中說:「日本即使資源有限,解決後工業化的基本社會問題卻比其他各國成功;由此看來,我相信日本是世界第一。」

十年後,日本泡沫化,一個失落的時代開始,到日本觀摩製造業的外國人開始對日本大談貨幣政策。而今,西方再次經歷信心危機,對日本的豔羨之心又起。它政治穩定、高科技廠商從豐田到發那科(Fanuc)在全球市場睥睨群雄、生活水準高、所得差距相對偏低,而日本文化維繫的是近乎全面的族群同質性。

日本不是,也無法當第一,它的通縮和人口下降危機都不是假的,但在其他強國為民粹主義焦頭爛額時,日本卻無此煩惱。

再看看日本是如何處理後工業化的社會基本問題,此刻再重新問一遍:「日本模式是否可學習?」仍有其意義。

重看傅高義1979年的書,一開始得不到什麼靈感;他在書中對日本的官僚、政要與企業領袖大加禮讚,但這些人的能耐90年代就被暴露出不過爾爾。日本有工業政策,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2012年政府固然挽救了像瑞薩(Renesas Electronics)這樣的電子企業,手機產業卻因故步自封而遭淘汰。

移民政策領域,是日本模式與歐美國家近幾十年來最大的不同。日本人口中只有1.8%是外國出生,美國是13%,英國14%;2016年日本只接受28名難民,每年也只有一萬名外國人歸化為日本國民。

然而,在阻止低工資外籍人士進入日本這件事,日本提供的是不良範例,因為這些外國人正是日本應該歡迎的。慶應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島隆信說:「日本其實沒有真正的移民政策,一旦出現勞工短缺,他們就稍微降低門檻,讓一些人進來。」 1990與2000兩個年代,移入者主要是巴西與祕魯的日裔,他們在工廠裡靠低工資在日謀生,但2008年金融海嘯來襲時,許多人只能失望地回到原住地。

今天,強勁的日本經濟引進新的一批外籍勞工,這回他們多半來自越南、中國和菲律賓;這些人持有學生和工作簽證,只不過很多「學習」的地點是在便利商店,做的工作是清理鮮魚。日本2013年以後所創造的淨就業機會中,外來工大約占10到15%。

外籍工人取得永久居留途徑不多,因此很少有人攜家帶眷到日本,他們也很難享受到日本納稅人的福利。極少移民能夠久留,日本文化的同質性因而得以維持,也防止了其他政治議題與種族、身分認同問題糾結在一起,不像在英國等民粹主義猖獗的地方,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怪罪移民。

移民對日本社會衝擊有限

移民在日本未來所扮演的角色受到熱烈討論;有些人贊成特殊的日本模式——阻止外籍工人進入,以短缺的勞工來帶動高工資並刺激資本投資。

反移民的作家三橋貴明說:「移民固然緩和了勞力短缺現象,但因為他們的工資低,也會拉低了日本工人的工資、壓抑通膨。我們可以藉由人工智慧、機器人、自動駕駛汽車來解決勞工不足問題,提供資本主義一個新模式。我們若一味引進移民,這些都沒必要了。」

但有些人則主張,經由產能的改革創造一個支撐人口老化的經濟體,是異想天開。小泉純一郎政府時代的特命擔當大臣(主要負責經濟財政)竹中平藏說:「2030年前後,日本人口每年會減少近一百萬人,社會會受不了。」他認為,移民勢不可免,日本急需要一個接納移民的架構。

目前,日本餐館、看護等領域移民跟不上市場勞力需求的成長,首相安倍晉三對政治票房毒藥「移民」二字絕口不提,但應企業要求,安倍政府對外籍勞工開啟新的方便之門。

過去幾年出現的勞工不足,顯示出日本經濟模式新而脆弱的一環,即安倍2013年上台後大行財政與貨幣刺激措施。日銀迄今已買進超過43%的政府公債,儘管淨公債已占GDP(國內生產毛額)的120%,安倍政府仍在零利率政策下大舉借貸與花錢。

日本祭出刺激政策是新招,但數十年的通縮並未因此迎刃而解。安倍2018年能否蟬聯首相大位,讓這項政策生死難論;但目前來看,日本是對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以財政、貨幣刺激政策應付長期遲滯作法,最亦步亦趨的國家。日本的移民和總體經濟政策加深了勞力不足問題,如果這項發展最終刺激了薪資成長,就是脫歐英國等國可以師法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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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日企頂端所得成長緩慢

根據「世界財富及所得數據庫」(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自1970年以來,美國頂端高所得者前1%,其所得占全國總所得比率從9%升到22%,英國從7%升到14%,日本則始終維持在10%左右。和其他已開發國家一樣,日本工廠同樣經歷了工作機會流失、技術性與非技術性工人薪資差距兩極化,但財富分配不均現象卻相對低,原因之一是日本的稅制。

竹中針對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2013年探討財富不均的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指出:「皮凱提建議是資產稅,而日本的資產稅高居全球排名的前列;日本的遺產稅率55%,這無疑是日本未出現階級化社會的一個原因。」

日本的法律規定,也防杜了部分其他國家常見的憎恨和不公平感,《日本都市計畫法》意味著東京每年可以興建的房屋(2016年為15萬3621單位)比全英格蘭(15萬33701單位)更多,也可以藉此壓低房價。

經過九〇年代的災難,日本實施嚴苛的金融管理,2000年代末期,沒有一家日本銀行需要救援。英美常見的不齒銀行家的風氣,在日本也很少見到;金融主管的薪水與美國標準普爾五百上市企業的主管相比,是小巫見大巫。

這就將我們帶回傅高義1979年的分析:日本企業的行為。不像西方的企業,日本公司並不擁抱八〇與九〇年代流行的價值觀,不以資方利益超乎一切之上,為各類股東(主要是受薪的公司員工)利益考量,當然其結果也就造成頂端所得成長緩慢。

日本企業不太願意賣給外國公司,因此日本有一大堆本土公司在國內市場纏鬥。日本國內許多人懷疑這個模式,認為日本企業資本報酬低、生產成長缺乏動態變化、表現不良都可歸咎於此。

竹中說:「在日本,已經立足市場的企業寡頭競爭激烈,但是新進想打入市場極為困難,原因絕不僅止於雇用勞工不易。」安倍最近改革計畫的一個要項,就是要提高企業管理和資金投資獲利,他說:「安倍經濟學要提升市場新陳代謝。」然而,日本社會也有一些根深柢固的面向,外國複製不易——日本在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中,教育項目排名高、基礎建設一流、本來就低的犯罪率不斷下降。

雖然日本還有許多辯論,但有限的客工移民、維繫就業與薪資的刺激性經濟政策、限制貧富不均的典章制度,以及這底下有一個融合性、教育水平高的社會做支柱,這就是「日本模式」的輪廓。

正在吃老本的國家?

只是鑑於人口下滑,日本還能維持住既有嗎?傅高義當年也就人口問題提出質疑。他分析:「日本會面臨勞動力縮小、社會福利支出擴大的難題,企業的稅負會加重、成長率會降低,並產生惡性循環。」這一部分被他說中了。

然而,日本的一些面向——稅務、計畫經濟和教育制度都有可以借鏡的地方,脫歐的英國也可從日本身上看到,低度移民並非繁榮的障礙。但是人口的衰減畢竟會影響到其他——從日本企業的競爭力、最基本的社福制度到國防支出,竹中說:「不幸的是,目前的境況無法持續,我們倘若不能提高所得與成長,生活方式就不能持續,我們就是在吃老本。」 (陳喬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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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