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唯物主義看「法治」:法律歸根到底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

辯證唯物主義看「法治」:法律歸根到底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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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否應該堅持,是否不能被質疑,最後會被歸結到兩個問題上:第一,進步者的訴求是否正義;第二,現實中是否已經到了「法治已經妨礙了社會進步」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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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泰國前總理英祿(Yingluck Shinawatra)出逃為國際關注。英祿為了泰國貧苦農民的利益,提高政府收購大米價格,被政敵加以「濫權」的名頭拉下台,還在「憲法法院」審訊。英祿正是在結果一早能預知的宣判前出逃。英祿的哥哥,同樣是前總理的他信(Thaksin Shinawatra),因此事在Twitter上貼出了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名句:「世界上最黑暗殘酷的極權,就是在法治與正義名下的長治久安的那種。」一時分享者眾。 政敵自然可以言之鑿鑿指責英祿「不顧法治」精神,但泰國人民同情英祿的多。

恰好,香港因為「新界東北十三子」與「雙學三子」被上訴庭法官重判的問題,展開了「法治之爭」。法治是什麽?其重要性如何? 「違法達義」能否成立?都是爭議焦點。香港有不少專家從各個角度與層面探討這個問題。惟少有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由於普遍「反共」(共產主義)的心態,香港主流社會一向對馬克思主義敬而遠之,但這不妨礙馬克思主義在分析一些社會問題上,也有令人深思的視角。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是辯證唯物主義,認爲世界事物是普遍聯繫的,反對孤立地分析問題,而普遍聯繫的根本内容是「矛盾」,矛盾演變是事物發展的動力。以這樣的觀點看,世界永遠處於發展的過程中,變化是絕對的,不變(或穩定狀態)是相對的。研究分析事物之際通常著重於「穩定狀態」的範疇下的分析,但既然穩定狀態也是相對的,那些基於穩定狀態的分析自然也有局限性。

辯證唯物主義應用在社會科學與歷史學場合,又發展出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理論是闡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這兩組矛盾。正是這兩組矛盾的演變決定了社會發展的進程。簡單説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不滿足經濟基礎的需求,生產關係或上層建築就會產生反作用力,限制社會發展。建立新的、能分別與生產力及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及上層建築,才是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

法治可以理解為整個法律體系、司法制度乃至崇尚法治(rule of law)的精神,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在相對穩定的狀態,法治與經濟基礎相適應,也與上層建築的其他範疇相適應。這種情況下,法治當然有利社會進步。但作爲上層建築的一個範疇,如果法律不能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也自然成爲社會發展的障礙。假設經濟基礎發展了,或者上層建築的其他範疇(比如民智)發展了,法治沒有向前走,這時法治的正義性也值得質疑。

馬克思主義看來,法律歸根到底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即便把「階級鬥爭」這個不太討人喜歡的字眼去掉,法律歸根到底也是「保持現狀」以及「更多地保障既得利益者」的工具。對超越這個界限的訴求而言,法律更多只是維穩工具。

歷史上沒有一個主要的重大進步(progressive)事件是依靠法治得來的: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靠法治無法獨立;林肯(Abraham Lincoln)靠法治無法廢奴;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靠法治無法推翻查理一世;威廉與瑪麗靠法治沒法進行光榮革命;羅伯斯比(Maximilien Robespierre)靠法治無法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靠法治無法統一德國;明治天皇靠法治無法收回權力;列寧(Vladimir Lenin)靠法治無法建立蘇維埃;孫中山靠法治無法推翻滿清;葉利欽(Boris Yeltsin)靠法治不能推翻蘇聯。

即使不提這些「革命性」的事件,其他重大的進步事件也無法在法治框架下完成。美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被警察鎮壓(乾草市場屠殺事件);爭取婦女投票權的「沉默守望」參與者被警方投入監獄;作爲現代非暴力抗議的範例之一,轟轟烈烈的美國民權運動中的各種靜坐、自由搭車在當時法律下全屬違法;民權運動獲得最後成功,六十年代後期的黑人發動的暴力騷亂也功不可沒。

放在中國,眾多進步事件也無一不在「違法」下達成。五四運動,愛國青年火燒趙傢樓才能阻止段祺瑞政府在《巴黎條約》上簽字;三一八運動,女師大學生衝擊北京執政府被軍警開槍鎮壓,慘案卻有力地推動了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一二九運動,學生衝擊新華門西直門,抗擊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爲統一抗日戰線形成立下大功;被四人幫「依法」鎮壓的四五運動,喚醒了人民,成爲最終推翻四人幫的民衆基礎。

因此,脫離環境孤立地談法治,而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把法治看得至高無上,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一個社會的穩定是相對的,發展是絕對的。「法治高於一切」,只能在某種特定的穩定時期才有積極的意義,它不是金科玉律,更不能無條件及先天性地認爲其是正義的。 法治成為障礙並不罕見。法治是否值得維護,不在於法治本身,而在於法治所維護的上層建築,是否還適應經濟基礎,是否還能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精神文明,是否還具有正義性。如果統治者是不正義的,這種不正義又到了阻礙社會發展的地步,法治就不過是加在進步者頭上的枷鎖而已。一旦到了這個程度,不難想見,「法治」最終只能淪為「依法辦事」。而這種變化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此,豈非孟德斯鳩所形容的最黑暗殘酷之事?

故法治的問題歸根到底還是經濟與政治的問題。經濟上,是否社會財富極大豐盈,但仍貧富懸殊?政治上,是否人民已經覺醒,統治者卻視而不見。於是,法治是否應該堅持,是否不能被質疑,最後會被歸結到兩個問題上:第一,進步者的訴求是否正義;第二,現實中是否已經到了「法治已經妨礙了社會進步」的節點?這兩個問題當然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第一個問題相對容易判斷,第二個問題需要更加深入仔細地探討。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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