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教大校長】愛因斯坦:學校最壞是以恐懼、強迫與權威令學生千依百順

【給教大校長】愛因斯坦:學校最壞是以恐懼、強迫與權威令學生千依百順
Photo Credit: 貿易發展局Youtube截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教育大學「民主牆風波」幾乎成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當中道理確實不易說清,作者藉愛因斯坦對教育的看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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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學校長應重讀愛因斯坦「論教育」——在1936年10月15日演說

愛因斯坦此說,完整版本是他為美國高等教育三百週年紀念會發表的演說,後來被收錄在1950年他的《晚年文集》之中:

「對我來說,學校最糟糕的作法是以恐懼、強迫與權威的方式進行教學。這樣的處理方法會摧殘學生的健全心理與真誠自信,製造出千依百順的人。這類學校在德國俄國司空見慣,不足為奇。

我知道美國的學校沒有這種最糟糕的情形,在瑞士與大部民主國家也是如此。要避免學校出現這種最壞的事情,其實相對簡單,只要讓教師擁有的強制手段最少,讓學生純粹因為老師的才智品德,而懂得尊師重道。」

值得留意的是,愛因斯坦是在1936年批評當時某些國家的教育風氣,想不到是時候要援引數十年前的思考,用以警惕2017年的香港教育風氣。其實,他在整個演說之中,強調教育要保存年輕人的個性:

「有時候,我們會將學校看成只是一種工具,力求將最多的知識傳承給成長的下一代。然而這並不正確,知識是死的,學校卻是為活人而設,應該要培養年輕人造福人類社會的特質與能力,但這並不表示個體性應該毀掉,讓個人像蜜蜂或螞蟻一樣,成為群體的工具而已。

若是一個群體,只是由制式個體構成,沒有個人的原創性與目的,將成為一個不幸的社會,沒有發展進步的餘地。相反地,學校的目標應該是訓練獨立思考行動的個人,而個人視服務群體為最高的人生課題。據我判斷,英國的學校制度最接近這份理想的實現。

但是,應當如何實現這份理想呢?以道德說教來實現嗎?絕非如此。言語永遠是空洞的聲音,空談理想總是走向毀滅沉淪的道路。人格不是靠嘴巴耳朵打造出來,而是靠行動與付出。」

相信除了回顧錢穆、牟宗三、唐君毅的教育理想,愛因斯坦這番話也很值得我們反思。

朋友感觸:教大風波有理說不清!

在校園裏不論學生發生何事,怎樣處理最大責任永遠是校方:權力愈大、責任愈大不只適用在政府之上,也適用在辦校者;如何實踐教育理想,向社會有交代。張仁良(教育大學校長)、馬時亨等人之愚昧,幾乎令「一件小事」對社會造成嚴重傷害,事情到今天,總算懸崖勒馬。

原因在於,假如「教大民主牆風波」(留言慶賀蔡若蓮兒子自殺身亡)演變成社會文化清算,這一步開始了,等於在社會任何一個單位「有人被揪出來」指控問題,不再區分程度大小和本質,只想認同自己的陣營聯手對人公審批鬥,這是非常惡劣的境地,香港人整體生活感受將會急轉直下,極難回頭;社會失序了,到時不止學生,一般在職者頭上都可能有個鏡頭審視他們一言一行,看有否犯下威權者不悅的行徑。

事件最令人痛心是發生在培育未來教師為宗旨的教育大學,犯大錯的當然是校方。

剛才之所以重溫愛因斯坦對教育的一段話,主要出於朋友觸動了一些感想。

他對近日「民主牆風波」感到「有理說不清」,一方面他最不滿教大校長張仁良,原初有意用「社會公審」的方式處理學生言論;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學生乃至社會大眾,無必要事無大小強烈仇恨政治對立陣營,平日對陣營中每一個人都幸災樂禍。

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從來充滿灰色地帶

人與人處事之道常有灰色地帶,說到底,大眾一般言行價值還是應由社會議論自行消化,權力盡可能不加干涉,香港不是古代封閉的宗教與皇權社會,一切由傳教士及皇權貴族去定義道德操守,看待生活小事也管有生殺大權。現代開放社會,不同成長與教育背景的人面對各種生活衝突,一般情況只會根據情感直覺,即使說理性討論也難有絕對性,充其量思辨出相對標準與是非對錯,盡量平衡自由與傷害性,究竟面對政治對立,民間應該「以直報怨」抑或「以怨報怨」?說話究竟有多狠便說多狠,還是姑且包裝一下表達方式,避免結成世仇,讓雙方日後有轉念和好之日?確實充滿灰色地帶。

英國詩人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keray)曾設想一個社會所謂正義的道德秩序,就是每個人一言一行,都要劃一受到嚴格標準的公開檢視,沒有含糊空間、沒有灰色地帶,結果可能是誰都會被嚴厲審問、教訓和痛毆。

誠如社會學家波匹茨(Heinrich Popitz)所言:「如果任何社會規範的系統要人完全行為透明,那無異於判他們死刑。一個亟欲揭發任何脫軌行為的社會,會摧毀其規範的有效性。」(簡單而言,就是公審、批鬥等懲罰)

我們嘗試撇開正常的法治社會來看,假如任由你處置一個人犯錯(先假設有錯),究竟年輕人說一句許多人反感的說話,應遭受怎樣的對待?勸說不行嗎?永不錄用?罰款?鞭打?跪玻璃?在抹走一切規範之後,拋開一切法律條文,設想純粹由你安排對待犯錯者的方式,或許,你更能夠看清人類與社會的本質。

不錯,言行對錯、處理方法,充滿含糊不清之處,正是日常許多事情的本質,我們確有一些基本要遵守的道德價值與規範,只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絕對,除了嚴重的違法罪行,人們生活有一大片含混地帶,要建立較好的公民社會和價值觀,這需要對人性、現實有所理解與反思,汲取教訓,透過言行實踐出來;類近愛因斯坦所言,我們無法「僅僅」泛談自由、空談道德可以解決。人類是從大自然演化而來,一切社會倫理規範均是有了意識能力之後,逐漸隨歷史跌跌撞撞約定、建立而成,由遠古宗教信仰部落或酋邦,到封建帝國至近代黨國與民主社會,知識分子一直在尋求恰到好處的價值與規範,容忍一定限制,同時朝向長遠更美好的理想。

不要只指向年輕人,當權者更應終身學習

香港人經歷數年嚴重社會撕裂,正在療傷之中,基於陣營對立以怨報怨的生態仍未完結。那些年,君不見梁振英以特首身份,隨手拿起港大刊物《學苑》狠批港獨肆虐,此後動不動看報章專欄不滿意,就出律師信施壓,小則頻頻透過記招向公眾「說教」,每逢示威遊行,街道旁邊亦必有對立陣營反對示威遊行。上述看似小事,由於所作所為出於有身份位階的當權者, 長期累積起來便成為風氣影響社會心理和輿論。

要撥亂反正,手握權力者,必須連小節與心理效應也執著它的影響,這才有改變的誠意和希望。不要單方面要求年輕人學習,成年人及當權者若無知,也請終身學習。

參考資料:

  •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著:《愛因斯坦自選集:對於這個世界,我這樣想》(Ideas and Opinions),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16年7月。
  •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著:《無私的藝術—為什麼我們樂於為善?阻止為善的又是什麼?》,臺北市:啟示出版,2010年,p.246 – p.248。

核稿編輯:周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