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的更硬、軟的更軟:「一代一線」與兩岸融合發展困境

硬的更硬、軟的更軟:「一代一線」與兩岸融合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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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基本上,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受到政治前提所影響,因為民進黨當局不承認及認同「九二共識」及其核心意涵,導致因政黨執政的週期性影響,形成兩岸經濟社會融合「進一步、退一步」的困境。

中國當局對台政策已從「和平發展」階段,轉向「融合發展」階段。馬英九執政八年「和平發展」階段,「只經不政」、和平紅利分配不均、甚至被質疑為產生權貴資本主義現象。兩岸社會融合推進兩岸社會緊密連結,分配和平與經濟紅利普惠到基層民眾,避免既得利益者壟斷紅利。換言之,兩岸「融合發展」是「和平發展」的進化。

然而,中國當局對台政策採取「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策略,「硬的更硬」係指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運用「九二共識」的區隔作用,對政治聯盟懷柔,對反對者加以壓制;同時高舉反對台獨、處理台獨及遏制台獨,提出「六個任何」前提,動用反分裂國家法、國家安全法處理台獨。「軟的更軟」則指強調兩岸融合發展,藉由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互動,形成政治統合的基礎工程。這種軟硬兼施策略,若一方不願意接受共同政治基礎,往往導致交流中斷;同時也會導致外交軍事領域衝突,雙方敵意螺旋上升,造成經社文融合發展難以持續深化困境。

一、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與「一代一線」提出

中國當局正積極運用政策工具,給與台灣民眾「居民待遇」措施,實踐「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台政策轉向「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發展主軸,而「軟的更軟」策略即是採取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強化中華民族與文化認同,奠立兩岸統合的民心工程基礎。如同中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於全國政協會議提及:「加強與台灣基層一線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意基礎」。顯示中國當局對台政策逐步微調,更著重於兩岸青年人與基層民眾的交流。

中國當局提出「一代(青年一代)一線(基層一線,包括各行各業農林漁牧和第一線的基層勞工)」,深化發展以往「向南移、向下沈」、「三中一青」作法。同時醞釀倡議「居民待遇」優惠措施,給與台灣青年升學、醫療、就業及創業同等於中國居民的權益。尤其是滬台雙城論壇主題,即提出「青創產業」搭建政府與民間交流平台,促成兩岸青年交流,探討創新共贏的模式。

二、兩岸融合發展的途徑與局限性

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產生猶如一把雙面刃效應。中國當局對台政策採取軟硬兼施策略,勢必產生兩元對立政策效果,強硬策略易產生敵對意識,經濟社會文化領域融合產生懷柔效應,兩相抵消導致善意難以積累;尤其政治對立、外交孤立、軍事武統,最易激起台灣主體意識揚升及釀致兩岸民族主義的對衝。儘管如此,中國對台政策的主旋律仍是和平發展,軍事武統非對台政策主軸。有鑑於此,觀察目前中國當局提升兩岸融合的途徑及所面臨問題,主要歸納下列幾種。

首先,運用兩岸婚姻營造兩岸共同民族主義的效應遞減:中國當局試圖藉由擴大兩岸婚姻,增強子女與配偶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強化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華文明認同,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及中國人認同,創造兩岸國族主義認同,避免台灣民族主義蓬勃發展。然而,越來越多陸配選擇在中國工作與生活,數十萬人不願意至台灣,兩岸婚配發展增速趨緩,嫁到台灣漸漸失去吸引力,台灣郎在婚姻市場逐漸喪失競爭力。隨著兩岸婚配減少,更不易建立台灣人與中國人雙重認同,此不利於兩岸社會融合,影響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建構。

其次,建構台灣民眾社會參與:中國台胞團體就地給予合法成立,滿足台灣民眾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需求;並納入中國社會團體管理體系,鼓勵台胞參與中國社會管理,也讓中國人士參與台胞團體,透過共同社會參與,培養社會連帶感及一體感。儘管,台商或台胞皆有參與社會管理組織之需求,但目前參與層級及領域仍相當有限,尚難形成大規模社會參與及發揮利益表達功能,難以發揮影響力。

再者,提高台商公共事務參與:經濟條件成熟地區與行業,可以提高台胞社會政治經濟參與程度,例如有些地區已經在居民委員會、或人大及政協組織、行業協會,允許台灣民眾適度參與,如出席人大政協會議及擔任顧問及委員情形越來越普遍。先前即有台商當選區人大代表。目前參與層級及領域亦屬有限,發揮影響力也屬有限。

最後,立法制度性保障:提高兩岸融合發展的制度性保障,目前上海、北京、江蘇、福建已先行,例如2015年上海市人大出臺上海市台灣同胞投資權益保護規定,利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給與台灣民眾市民待遇,給予臺商子女就近就學、享受同等醫療待遇之機會。目前仍未擴及各省市,需進一步完善。

三、兩岸融合發展「進一步、退一步」困境

兩岸融合是涓滴細微的民心工程,近程內著重經濟社會融合,為兩岸文化、情感、生活方式、價值融合創造條件。一般言之,兩岸經濟社會融合指標較明顯,可以量化呈現;然文化價值融合指標較為隱性,偏重於質化感受。兩岸文化的交流與創新合作,不僅可強化台灣在中華文化保存與維護中優勢地位,並擴展中華國族意識認同,避免文化台獨的滋長。

同時,中國可運用傳統文化發源地的優勢,吸引台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的重新認識。兩岸當局若能著眼於社會文化融合,就可提升兩岸民眾的社會連帶感,假以時日水到渠成,或可檢證整合理論的分枝效應與示範效應之擴散外溢效果。

無庸置疑,中國當局在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中,掌握主戰場、主動權;台灣由於綜合實力與競爭力下降,尤其兩岸經濟實力差距近22倍,已難以取得主動權。然而,中國當局採取軟硬兼施策略,運用「九二共識」作為區隔作用,導致兩岸第一軌道的官方對話與熱線停止,同時第二軌道的海協會與海基會難以對話,導致陸客急速減少、陸生減少,兩岸經社文交流與整合速度趨緩,這恰恰產生相互抵消效果。

基本上,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受到政治前提所影響,因為民進黨當局不承認及認同「九二共識」及其核心意涵,導致因政黨執政的週期性影響,形成兩岸經濟社會融合「進一步、退一步」的困境。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朱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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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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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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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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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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