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客只花幾枚銅板就能在瘋人院到處閒逛,注視被鏈在牆上的「生物」

遊客只花幾枚銅板就能在瘋人院到處閒逛,注視被鏈在牆上的「生物」
Photo Credit: georginamary@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一七七四年起,英國所有瘋人院都必須申請執照列管,但是政府執法不力,毆打、鞭笞、甚至讓病人挨餓的消息時有所聞。

文: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

精神病院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產物。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精神病患多半跟家人同住。至於舉目無親或者家人不願或不肯照顧的精神病患,則混跡在叫化子、遊民和其他社會邊緣人當中四處流浪。宗教慈善團體提供些許照顧,但是成效有限,而且往往亂無章法。

著名的伯利恆醫院(Bethlem Hospital,其暱稱「Bedlam」已成瘋人院的同義詞)從十四世紀起開始救濟精神病患,並且在一六七六年搬到倫敦摩菲區的一棟新大樓——這是英國第一家專門收容精神病患的專業機構。伯利恆一直是英國唯一的公立精神療養院,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倫敦及其他都會區中心才出現幾家由慈善資金贊助的瘋人院。家境貧困的瘋子偶爾可以住進這類機構,但是他們更常流落到地方感化院或鋃鐺入獄。

英國也有民營瘋人院,不過為數不多。直到十七世紀末,由於人口成長加上社區與親屬關係日益薄弱,私人精神療養院才開始蓬勃發展。富裕階級的精神病患若無法得到家人照顧,就被安置到這些機構,越來越多窮困階級的瘋子也是如此,他們的費用則由地方行政單位買單。到了十八世紀中葉,留置精神病患成了一門利潤豐厚的生意,許多創業家紛紛投入其中。然而,即便在「瘋子生意」最鼎盛的時期,住院病患人數依然很低,大多數私人機構只能收容不到半打的病患。

就維多利亞時代的標準來看,當時少數幾家公立精神病院的規模很小,頂多只能容納兩百到三百名病患。其他西方國家的狀況殊無二致;唯一例外是十七世紀創立了多家大型精神病院的法國。喬治王朝時代,英國的私人瘋人院數量高於其他國家,但是即便如此,在一八○○年,全國只有大約兩千名病患被安置在專門的精神病機構中。

到了十九世紀,情況徹底改觀。一八○七年,下議院針對英國的精神病狀況展開調查,建議設置郡立的精神病院,以濟貧稅為經費來源。一八四五年,精神病院的設立轉為強制命令。瘋人院法案的實施,旨在規範收容精神病患的各式機構。幾十年內,公立精神病療養院在全國大小鄉鎮郊區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到了世紀末以前,總共有超過十萬名精神病患者住進英國的精神病院。

精神病患的「大禁閉」(Great Confinement)——這是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發出的著名譴責——得到醫學觀點的強力背書。精神病醫生堅決主張有必要隔離精神失常的病人。政府向狠不下心把親人關進精神病院的家庭保證:他們的親人只會被禁錮在管理完善且有益健康的環境、受到專業醫療人員的照顧;唯有如此,病患才有康復的一線希望。居家照顧永遠無法比擬專業的療養院治療。某些精神病院擁護者甚至更進一步認定家庭是最不適合留置瘋子的地方,「因為家中環境經常存在刺激癲狂發作的條件」。畢竟,如同反精神醫學的精神科醫生連恩(R.D. Laing)在一世紀後主張的,瘋子的家庭往往就是把他逼瘋的根源。

但是籌建新精神病院,最強而有力的理由來自於它們預備取代的對象。某些建於維多利亞時代以前的瘋人院還算體面(尤其是專門收容有錢病患的機構),但是業界整體情況慘不忍睹。負責設立新精神病院的醫界人士——例如一八三○到四○年代最重要的精神醫學改革家約翰.康納利(John Conolly)——對於不久之前的恐怖環境記憶猶新:

陰森森的大宅裡,手腳每天都被皮帶或鍊條綑綁……情況很糟,無一例外。病人孤立無援,只能任由向來嚴厲、偶爾殘酷、有時甚至凶狠的男男女女擺布……冰冷的房間、乾草鋪的床、粗陋的疏食、簡直無法蔽體的衣服和被褥、陰暗的光線、有害的空氣、疾病與痛苦、疏於治療——凡此種種,全都司空見慣……

自一七七四年起,所有瘋人院都必須申請執照列管,但是政府執法不力,毆打、鞭笞、甚至讓病人挨餓的消息時有所聞。然而輿論不為所動。喬治時期的英國人多半不把精神病患視為受苦的同胞,而是當成惡魔、怪物和野獸——正如倫敦某位精神病醫生給他們貼的「瘋狗或餓狼」標籤。瘋子是次等人類,存有的大秩序(great chain of being)中沒有他們容身的餘地。然而,他們可以提供極佳娛樂:在大半個十八世紀裡,伯利恆醫院是熱門觀光景點,遊客只花幾枚銅板就可以到處閒逛,直瞪瞪地注視被鏈在牆上或關在臭牢房裡的生物,看他們語無倫次、一絲不掛。

伯利恆後來成了邪惡象徵,代表瘋人院制度改革前的弊病。不過,伯利恆的作風與「治療」方法,包括戴手銬腳鐐、束縛在床上、穿約束衣、放血、催吐和冰療(療養院維持冰冷溫度,因為據說低溫具有鎮定效果),是十八世紀的普遍現象。沒有人正視這種作法造成的劇烈痛苦,因為絕大多數醫學權威相信瘋子的感覺遲鈍,可以忍受生理上的不適:「一般而言,所有瘋子都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輕鬆態度忍受飢餓、寒冷,以及……肢體上的種種不便。」

Bethlam_1896
Photo Credit: Unknown@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圖為伯利恆醫院,拍攝於1896年

然而,並非每個人都抱持這種態度;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出現改變的跡象。開明的醫生認為精神障礙是腦部疾病,不是惡魔附身或獸性發作的表徵。小說家和詩人刻劃因悲傷、相思病和其他情感創傷而導致精神錯亂的情節,讓人感動落淚。瘋狂逐漸被賦予人性:瘋子並非畜生,而是值得救贖的生病靈魂。伯利恆在一七七○年停止遊客參觀。接下來十年間,喬治三世國王幾次精神病發作,為他博得不少同情。不過最重要的改變,要屬一套新治療法的發展。這套被稱作「道德治療」(moral treatment)的方法在十八世紀結束以前,對各個精神病收容機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道德治療是個統稱,凡是不以假定性的生物病因作為治療目標、而是側重於精神病患的心智與情緒的療法,都包含在內。道德療法的最低標準,是要求精神病院不得以「機械束縛」(鐐銬、鍊條等等)或體罰來管理被收容人。至於較高級別的版本,則意味拋棄精神科醫生廣泛使用的那些無效、且往往殘酷的「醫治」方法,改採心理治療,並且善用精神病院環境與醫病關係作為治療手段。

一七九五年,一位名叫菲利浦.皮內(Philippe Pinel)的法國醫生被任命為巴黎薩爾佩特里埃(Salpêtrière)精神病院的主治醫師。他創立了以私人關係和臨床觀察為基礎的道德治療制度,與病患進行「反覆且深入的體己對話」,同時留下詳盡的對話紀錄。病態的想法和情緒(「心靈的秘密」)會被挖掘出來,可能的話,還會受到溫和的挑戰。他們拋棄放血與淨化之類的治療,轉而在精神病院管理人與病患之間培養強烈的情感交流。他們認為心理治療是一個近距離的過程,自詡為治療師的人必須投入很深的情感。「要讓精神病患真正獲益」,皮內的學生艾斯基羅(Jean-Étienne Esquirol)表示,「你必須愛他,並且全心全意對待他」。

皮內在薩爾佩特里埃推動道德療法的同一時期,桂格教派慈善家威廉.杜克(William Tuke)也在約克郡設立了以道德療法為依歸的避靜院(Retreat)。約克避靜院創於一七九六年,而在一八一三年因杜克的孫子山繆爾發表了〈避靜院簡介〉而遠近馳名,體現了桂格教派的團體支援與個人化諮商的悠久道統。

會所的設計像家一般舒適,具有低矮的圍牆、雅致的花園和舒服的家具。居民被視為桂格「家庭」的一份子,並且受到鼓勵參與會區的宗教生活。鍊條和體罰被禁,不過萬不得已的時候,可以用較溫和的約束方式作為最後手段。如同皮內的薩爾佩特里埃,身體上的治療多半棄而不用,改採理性的對話(以斷絕病患的瘋狂念頭),喚醒病患的道德意識。「明辨的仁愛」——皮內所說的「溫和手段」——被奉為精神病院的座右銘。

相關書摘 ▶精神病患在20世紀末面對的制度漏洞,始終藏著病人可能受傷的陰影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我經歷的瘋狂歲月,以及時代如何安置我們的瘋狂》,木馬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
譯者:黃佳瑜

芭芭拉・泰勒是前景看好的歷史學家,卻面臨嚴重精神問題,憂鬱焦慮、恐慌、酗酒、徹底崩潰。她求助於精神分析,並自願入住芙萊恩精神病院,開啟了旅居精神病世界的歲月,也同時親身見證了精神醫療體系的改革。

芙萊恩原名考尼哈奇,一八五一年創立之初為全歐洲規模最大、觀念最進步的精神病院。其創立的宗旨在於以工作代替管束,透過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成為十九世紀精神病院的楷模典範。然而短短數十年間,該院迅速沉淪,時有疏失虐待的醜聞,加之社區照護革命興起,強調去機構化的精神醫療改革,芙萊恩閉院在即,病友皆人心惶惶,不知下一步該往何處。

芭芭拉在本書誠實坦露病中各種脫序與狂想,描述在精神病院中的低調求生方式,以及數度出入芙萊恩,與病患所建立的友誼,在邁向康復的歷程,友情的恩惠戰勝了瘋狂。她以老式精神病院制度之死為背景,回顧精神醫療體系如何馴服瘋狂的心靈,而精神分析又如何釋放靈魂的活力。這不僅是個人的瘋狂歲月回憶錄,更是對精神疾病的歷史沉思。

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
Photo Credit: 木馬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