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比較喜歡斯巴達還是雅典?兩個城邦又有何不同?

你比較喜歡斯巴達還是雅典?兩個城邦又有何不同?
Photo Credit: 努力工作的斯巴達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至少在公元前8至6世紀,斯巴達與雅典的社會和政治似乎並沒有一般印象中有這樣大的差距。那為什麼兩者往後的發展好像有很大的差異呢?

說起古希臘的城邦,首先想起的應該是斯巴達和雅典。這兩個城邦一直給人非常相反的印象:斯巴達是專制的寡頭政治、以陸上軍事力量見稱;而雅典則是開明的民主制權,雅典沒有那種好勇鬥狠的感覺,反而是擅長於哲學、文學、藝術、數學的文化之都,同時也是海上霸者。更重要的是,在第二次波希戰爭(公元前480至479年)結束後,雙方的關係急速的惡化,最終雙方更於公元前431年爆發了持續27年之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正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這樣寫述:

在彼此的貢獻下,外族人被趕走了;然而不久後,希臘人,包括那些反抗國王(波斯王)統治和那些參加第一次反波斯同盟的,開始形成派閥,要麼與雅典人結成盟友,要麼與拉卡蒂芒人(斯巴達)結成盟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18)

斯巴達與雅典對立的形象不只在現代,即使在古代也非常鮮明。但是假若我們仔細考究兩者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他們有着相當近似的社會與政治背景。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上,我們知道政治制度的形態,以及其變遷與社會結構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青銅時代終結之後,整個希臘地區步入一段社會制度重整的階段。我們以往提過,青銅貿易的阻隔與鐵器出現打破了貴族壟斷武力的情況。故此,不管是自古以在希臘半島的雅典人,或是屬於多利亞移民的斯巴達人,他們都面對着一個相同的問題——普羅大眾要求參予政治。

我們以往也對分別介紹過兩者的政治制度。如果認真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其實兩者朝着一個相同的方向發展:

  1. 國王的權力被弱化和形式化。
  2. 貴族轉化為大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層。
  3. 更多人能負擔起裝備自己的能力,形成一個新興的「中產階層」,這些人希望能從統治階層身上分享權力。

由於國王權力的架空與象徵形式化,貴族共治的寡頭政治是最為自然的發展。斯巴達的國王因及時放棄權力而能維持其家族世襲,而相對地元老院和督政官的制度則成為寡頭政治的模範。雅典的國王則成為只餘下名號成為執政官的其中一個名號,然後發展出戰神石議會和執政官的制度也同樣是寡頭政治的一種。

至少在公元前8至6世紀,斯巴達與雅典的社會和政治似乎並沒有一般印象中有這樣大的差距。那為什麼兩者往後的發展好像有很大的差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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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Mattpopovich @ CC BY 3.0
位於比利時的來古格士雕像

斯巴達與雅典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我們上面提到的第三點。傳說中來古格士(Lycurgus of Sparta)訂立的法律指明將土地均分給所有斯巴達人和限制金錢的使用,但如學者Stephen Hodkinson所指出,我們必須小心看待這種論述。也許這些法律的確存在,但就好像共產主義一樣,理論與現實並不一定相符。但即便如此,斯巴達的社會的確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

斯巴達人征服了麥西尼亞人以後,就迫令他們成為黑勞士奴隸;而且斯巴達是多來移民,他們是絕對有條件重新分配土地和奴隸,儘管這種分配未必真的就是平均。在幾個世紀之間,斯巴達大部分的人都不會過得太差。加上伯羅奔尼撒半島南方本身就比較肥沃,經濟條件的富庶減低了低下階層的意識;而由於欠缺了激烈的低下階層作原始推動力,中階層的人也難以獨自形成挑戰寡頭政治的勢力,使政治制度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

相反,雅典在希臘已有相當長的歷史,沒有斯巴達這種可以「砍掉重練」的條件。資產長期分配不均,加上地形所造成的派閥(平地﹑沿海、和山地)激化了階層之間的矛盾。由於雅典長期處於不穩定的政治局勢,雅典的政治制度也是變化得最為激烈的。故此即使先後有德拉古(Draco)、梭倫(Solon)、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等政治家去作改革,但雅典仍然有急速地向民粹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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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3.0
伯羅奔尼薩戰爭圖,紅色為雅典陣營,藍色為斯巴達陣營

當然,斯巴達的穩定性也是建基於社會的穩定。儘管來古格士想盡了辦法想阻止這些改變,但在外在因素的影響下這近乎是不可能。斯巴達社會穩定極之依賴麥西尼亞的黑勞士,因為這些奴隸就代替了社會低下階層作為被壓迫的一群。但黑勞士不斷的叛變說明了制度本身就建基於一個難以控制的元素上。公元前6世紀以後,從來古格士以來已經歷過兩個世紀的斯巴達開始表現在社會的不穩定——漸漸出現了土地兼併、財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而公元前五世紀的幾次黑勞士暴動更進一步說明了社會的壓力正在增加。

另外,五至四世紀之間包括了希波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科林斯戰爭、以及底比斯戰爭等一系列的重要戰爭加劇了這種社會不穩定。就在這些因素下,斯巴達和雅典又開始了第二輪的政治變革。斯巴達一方面人口因戰爭而大量減少,另一方面黑勞士因戰爭得到地位,使整個社會制度陷入瓦解的邊緣。而雅典五世紀的民主興起也同時印證了這個時代變遷帶來的鉅大推動力。戰爭突顯了最低下的階層在數量上的優勢,助長了以多數決解決問題的直接民主制。

至四世紀以後,古希臘已變成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社會。希臘學重要的先驅M.I. Finley將古典時代的斯巴達定於4世紀底比斯戰爭為止,正如他本人所言:

我接受在四世紀很早期開始,基本上沒有變化的希臘傳統經歷了鉅大的轉變。除了部分傳承外,斯巴達又再轉變成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社會。〈M.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eds. B.D. Shaw & R.P. Saller (London 1981) 24-40.〉

也可以總結說,古典時代的希臘至此落幕。

本文由努力工作的斯巴達人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