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東行政策」獨缺台灣:盤點台印政治、經濟、社會關係的缺口

印度「東行政策」獨缺台灣:盤點台印政治、經濟、社會關係的缺口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維持自身在印度洋主場優勢的前提下,新德里當局刻意規避與北京不必要的地緣政治衝突, 目前也沒有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的能力及意圖。

文:劉奇峯|財訊雙週刊 第537期

印度在莫迪總理(Narendra Modi)上任之後,開始將以往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升級為「東行政策」(Act East Policy),加強與東亞和東南亞的關係。「東行政策」主要以新加坡和日本作為重點。新加坡是印度直接外人投資(FDI)最大來源國,該國為數不少的印度社群,主要以南印的泰米爾人為主,在歷史上早有聯繫。日本和印度的關係則可追溯到明治時代。

新加坡在東南亞採「避險外交」,廣邀各大國參與東協事務,曾經公開表示,歡迎印度在南海安全上扮演更積極角色。日本則是基於中國崛起的考量,近年來開始增強和印度的安全關係。日本海上自衛隊從2016年開始參加以往僅在美印之間舉行的「馬拉巴爾」海軍共同演習,同時也積極參與印度軍購。

政治關係 新德里態度消極

相較於日、星、韓等國家,印度和台灣的互動並不算太密切。筆者曾以谷歌的公開數據,對「東行政策」開始施行後,新德里與其他東亞、東南亞國家雙邊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整體關係進行分析(數據止於2016年底)。結果顯示,台灣與印度的互動頻率僅為日本的7%、新加坡的14%、泰國的20%、韓國的32%,大致與菲律賓相當。由於東行政策以東南亞為主軸,故除了日、韓、星之外,印度主動與緬甸、越南和馬來西亞發展關係,態度也較為積極。

印度在東南亞以「安全淨提供者」(net security provider)的身分自許,在東行政策中,並未以「與中國對抗」的角色出現。事實上,印度未對中國在東南亞極力布局發展的柬埔寨和寮國多所著力,微妙地避開了中國的地盤;對台灣,也常搬出「一個中國」政策來規範和台北的政治交往。去年蔡英文總統520就職典禮上,印方在最後一刻更臨時阻攔原本預計參加典禮的國會議員來台,當時團員的護照上都已經貼上中華民國核發的簽證;但在中央政府及印度人民黨高層一聲令下硬生生叫停。

經貿關係 可借鏡日本模式

在向東行動的過程中,新德里的戰略規畫者小心翼翼地與龍共舞,在維持自身於印度洋地區主場優勢的前提下,規避與北京不必要的地緣政治衝突。雖然印度有時會在外交辭令上打「台灣牌」,意圖反制北京在邊界議題上的步步進逼;但新德里目前缺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的能力及意圖。在此局勢下,台灣和印度要在政治關係上有重大突破,有相當的挑戰。

在政治關係受限下,以雙邊經貿構築台印關係,是新南向政策當中可以經營的一個點。作為「下一個中國」,印度市場早已成為各主要國家的兵家必爭之地。早在陳水扁時代就有進入印度市場、促進台印合作的倡議,但政府的登高一呼,卻難以獲得民間的積極響應,原因是印度市場進入困難。

政府體制是聯邦制的印度,行政架構疊床架屋,在新德里簽訂的協議,在地方執行之時,往往會受到邦政府和下級政府的制約,加之政府效率不彰,解決問題常曠日廢時。印度維權意識高漲,工會勢力很強,罷工時有發生,地方也常有大規模抗議活動,這些都給當地的商務活動帶來未知風險。而印度與東亞相異的商業及社會文化,使得管理員工、貨款交付及處理勞資糾紛成為很大的挑戰。

目前台商在印度經營較為成功的案例大多以電子產業為主。電子業整體規模較大、技術需求較高,得益於供應鏈及市場的整體轉移,並有相關的產業園區及聚落,較能避開上述風險。但對眾多的中小企業來說,若要響應新南向政策打入印度市場,相關的硬體、行政、會計、法務、稅務的協助是絕對不可少的。

日本採取的模式較為全面。首先,由政府出面提供對外援助(ODA),興建大型基礎設施包括高速鐵路、各大城市捷運、貨物鐵路專線、下水道、海水淡化設施以及工業園區等。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類似台灣的國合會)、貿易振興機構(JETRO,相當於貿協)則與外務省、經濟產業省合作,以「公私合夥」(PPP)的方式吸引民間投資。日本經產省與印度商工部在中央層級也成立了共同工作小組,能及時解決雙邊投資的問題。

在人才培育方面,日本在2008年出資援建印度理工學院(IIT)在IT城市海德拉巴的分校,日企可直接徵用該校畢業生推動在印度的業務,解決招聘的問題。JICA和JETRO也以推動海外實習的方式,促進日本年輕一代和印度的連結。日本在印度已形成較為完整的聚落,能提供在地日商生活上的協助,德里有日本人學校,也成立了由日本人經營的管理諮詢公司。

社會關係 急須打破成見

即使如此,日企在印度仍面臨巨大挑戰,在印度投資的八成仍屬大型企業。大約要投資五年之後,半數的日企才開始獲利,顯見在印度做生意的困難。台灣或許較難全面模仿日本模式,但是可以由規模較小的計畫開始,並注意印度與各國新產業鏈遷移所產生的商機。同時,政府推出的相關計畫,能否妥善地解決台商在印度面臨的困難,將是新南向政策在印度是否成功的關鍵。

台印之間在文化上相對遙遠,欠缺互相了解;台灣也不像東南亞諸國在歷史上和印度有著聯繫。大部分的印度人不太了解台灣,常把台灣和日、韓或中國搞混;而台灣社會對印度成見仍深,大部分人對印度的印象就是永無休止的性暴力案件以及髒亂的環境。

新南向政策除了尋找新市場及勞動力、增進政治關係外,最重要的部分,也許是藉由雙方民間交流的進一步增加,能夠在台印兩國之間講述新的故事、建立新的連結,並重塑台灣人在亞洲社群內的自我認同,由歐美產業鏈的末端和文化接受者,成為亞洲社群內負責任的積極參與者。

唯有藉由旅遊、教育、文化交流等層面建立更緊密的正向關係,台灣和印度才能在經濟和政治上獲得進一步發展,雙邊關係才能永續。

(作者現任教於印度富來明大學社會科學系)

本文經財訊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