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降低解僱員工難度將減少失業」想法,並沒有聽起來那樣瘋狂

馬克龍「降低解僱員工難度將減少失業」想法,並沒有聽起來那樣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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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改革是否也能提升法國工業?或許可以。但這需要法國企業家大幅提高其動物精神。心理狀態可能最終比改革本身的細節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文: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經濟學原則:沉悶科學的是非曲直》)

8月底,法國總統馬克龍公佈對勞工市場進行重大改革,該舉措將成就或摧毀其總統任期——而且很有可能決定歐元區未來的前景。他的目標是降低法國僅比10%低一點的頑固高失業率,並為迫切需要推動的經濟注入活力。

勞工改革一直是法國的政治議程。幾乎近期每一屆法國政府都曾試圖修改該國龐大的勞工法,但每次都在工會的抗議下無疾而終。馬克龍面對阻力毫不猶豫:他將勞工改革形容為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但這一次結果很可能會有所不同。儘管法國第二大工會已經號召發起大罷工,但仍有跡象顯示馬克龍將會獲得他所需要的政治支持。

馬克龍的改革旨在增加被委婉地稱為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擬議中的改革將降低公司解僱員工的難度,(通過取消行業協議)分散小企業雇主和僱員之間的談判權,並對非法解僱行為實行賠償上限制,從而為企業遭受不可預測的仲裁損失提供救濟。此外,改革取消了將大企業大規模裁員與公司全球盈利能力掛鉤的規定;企業現在可以僅憑國內盈利狀況來裁減員工。

馬克龍勞工市場改革背後的邏輯,推動了30年來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政策經濟學家和國際機構的結構改革議程。上述觀點認為增強靈活性將使法國企業能更有效地適應市場環境變化,從而增強其活力和競爭力,進而對法國經濟起到推動作用。

認為降低解僱員工的難度將減少而非增加失業的想法,並沒有聽起來那樣瘋狂。如果解僱工人的成本過高,企業可能就不會在市場復甦期額外僱用工人,因為擔心在未來的經濟衰退期勞工成本無法下降。解僱成本就是僱用成本,經濟學家說。降低解僱成本,僱用成本也同時降低。

降低解僱成本是否能促進就業,取決於如何在這兩個對立的因素間達成平衡。企業更多受制於僱用成本還是解僱成本決定了最終的結果。

在經濟上行期,當企業想要擴張時,往往受到僱用成本的約束,而降低解僱員工的難度,將消除投資和產能擴張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阻礙因素。而在更加悲觀的時期,降低解僱成本只會導致更多的解僱。這兩種因素哪種起決定作用,取決於總需求狀況和雇主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

這種模糊的關係解釋了為什麼儘管許多經濟學家和決策者熱衷於推行提高靈活性的改革措施,但事實證明在就業保護和勞動力市場績效之間建立明確的實證關係是非常困難的。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強勢就業保護法的確抑制了崗位周轉率——也就是僱用和解僱的人數。但是就整體就業和失業水平而言,近期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陪審團仍未能達成一致。」比較記錄很難為我們提供信心,認為法國改革將會推動就業。

法國勞動法被認為尤其麻煩重重。但與法國競爭的諸多經濟體也存在類似的強力勞動市場保護。事實上,經合組織就業保障指標顯示,簽訂永久性合約的德國和荷蘭工人享有比法國工人更高的安全度。(法國體系看似尤其麻煩的地方是限制臨時合同。)

從某種角度看,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法國的勞動力市場去管制化程度僅次於德國,但德國和荷蘭的失業率卻比法國低得多。

這些經濟體之間真正的區別在於德國和荷蘭與法國不同,擁有大規模經常賬戶盈餘。這意味著他們的經濟體受到外需的大幅推動。相反,法國卻有著小規模經常賬戶赤字。

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改革是否也能提升法國工業?或許可以。但這需要法國企業家大幅提高其動物精神。心理狀態可能最終比改革本身的細節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這樣的技術性探討中,很容易忘記經濟學家所說的「勞動力市場剛性」(labor-market rigidities)其實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契約的關鍵組成部分。它們為那些生活可能遭受動盪巨變的工人提供收入和就業保障。而且,就像意大利經濟學家朱塞佩・貝托拉(Giuseppe Bertola)所指出的那樣,就算嚴格從經濟角度看,這些限制規則也可能同樣有效,因為它們有助於平滑勞動力收入。

馬克龍的隨從人員已明智地告訴外界不要從新勞動法中預期太多。改革經濟學表明僅靠相關措施來扭轉趨勢是不太可能的。問題在於馬克龍在提升法國經濟增長時可用的措施太少。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他的手腳被歐元區牢牢捆住,德國不太可能提高其投資和支出。因此,無論馬克龍是否願意,此次勞工改革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很有可能成為其總統任期的評判要素。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5 - 馬克龍的勞工改革開局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朱家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