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評三四五】憂鬱的來由:讀阿潑《憂鬱的邊界》

【文評三四五】憂鬱的來由:讀阿潑《憂鬱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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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李維史陀的經典著作《憂鬱的熱帶》第一句寫道:「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然而,我現在打算講述我自己的探險經驗。」既然書名出自李維史陀,阿潑的《憂鬱的邊界》同樣從旅行出發,亦有意跳出旅客的凝視。

李維史陀的經典著作《憂鬱的熱帶》第一句寫道:「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然而,我現在打算講述我自己的探險經驗。」既然書名出自李維史陀,阿潑的《憂鬱的邊界》同樣從旅行出發,亦有意跳出旅客的凝視。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以猶豫、不確定而充滿詩意的書寫方式,挑戰當時人類學範式;阿潑的《憂鬱的邊界》則透過輕鬆易讀的筆法,以人類學的知識立場描述個人的旅行經驗。

阿潑的足跡遍及越南、柬埔寨、寮國、 印尼、新加坡等地,這些國家名字聚集起來,不由得讓人連想起「新南向」政策,出版商的宣傳文案遂將計就計將書定位為:「『新南向政策』的文化人類學背景讀本」,作者卻說「從不希望自己的書鼓吹新南向」,甚至明言本書不是為了「讓你認識東南亞」的,而是後設地提問:為什麼我們會如此認識東南亞?

為了建立關於「非西方」文化知識為目標的學科,人類學與殖民主義難分難解,但在帝國主義凝視下,生產的差異往往複製成為偏見,這早已為後殖民主義所批判。晚近的人類學發展不斷反思「認識論」的問題,研究者不再將自身位置掩藏,而是及早坦露立場及限制,通過研究「他者」以反思自身文化,挑戰種種理所當然的假設。阿潑承繼了人類學的反身性知識承擔,當她以台灣為視角建立了關於東南亞的文化知識,不忘提醒讀者,書寫的重點在於「找出自己理解文化社會的角度,包含自己成長的土地」,否則只會淪為刻板印象的重製。

《憂鬱的邊界》書中各篇章的行為套路大抵是:

旅人帶着期待與當地人接觸,然後發現自身理解的盲點,進而反思種種認知的前設。

在這樣的過程中,邊界空間、歷史與身分認同是作者反思的軸心,語言則在當中處於既是溝通與情感的中介,同時是自我與他者區分彼此的界線。阿潑的各國遊歷經驗中,「華語」無所不在,並非只是在地華人族群所說的口音各異或華語變體,就連其他非「華語」族群也紛紛起學華語來。以印尼為例,作者在2004年旅居該國,當時就有約300萬人正在修習「華語」,大學亦紛紛成立中文系,別忘了印尼在6年前(1998)才發生過大規模的排華事件。面對這樣的情境,作者有意識地書寫出對於「華語」的複雜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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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印尼發生激烈的排華衝突,起因為因亞洲金融風暴影響下,印尼當地族群對於華人、在地人嚴重的貧富不均,以及正方對金融風暴的衝擊下對經濟局勢的不作為而起,甚至有部分證據認為這起排華衝突是由印尼軍方所煽動。圖為當時衝突後路邊被焚毀的車輛。

各國的「華語」普及程度遠超作者預期,例如,阿潑與朋友通過柬埔寨海關時,正竊竊私語關員如何貪污,沒想到關員竟以流利「華語」與她對話,換句話說她與朋友的對話都一一進入關員耳朵。在東南亞各國的行程,作者不斷遇到操「華語」的當地人,除了因為歷史淵源華人人口本來眾多之外,更關鍵的原因是中國在當地的資本擴張,華語地位也隨之上升。「華語」一方面讓作者感到親近,語言的流通無非為了社會交往與工作需要,在這些國家則與中國因素密不可分。

「華語」伴隨中國經濟、政治擴張成為強勢語言,台灣的流行文化商品卻在所謂的「華語市場」中擔當着中介角色。當印尼機場的地勤人員看到作者的護照,忽然扮演起台劇《流星花園》的主角杉菜與道明寺,作者寫道:

港台華語流行文化風靡東南亞,沾了偶像團體之光,我們這個『台灣人』的身分在印尼也顯得閃亮,總有不少當地人熱切和我們談著F4、飛輪海等明星,好像他們和我們近得像隔壁鄰居或對門親戚,可以從我們身上探得不少消息一般。儘管我們恐怕比不上他們熟悉這些台灣明星,但聊起來仍顯得驕傲。

在華語市場中流轉的台灣流行文化商品,讓作者與當地人產生了親近的感覺,甚至自覺與「明星」來自同一國家而沾光。

語言牽扯的問題從來不止於語言本身。《憂鬱的邊界》開首第一篇故事就由一場「巴別塔的僵局」開始,談到國族身分的問題:在越南從老街往河內的火車上,警察檢查作者的車票與證件,因當時的護照寫着「Republic of China」而沒有「Taiwan」而被誤認為來自中國,警察因此懷疑是偷渡客,二人極力解釋「No China, we are from Taiwan.」,始終百辭莫辯,其實這又何止是語言不通的問題?當護照確確實實印着「China」,如何才能解釋清楚?作者只能無奈地慨嘆「我的國家給我的護照,竟無法讓我證明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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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對東南亞的經濟(與政治、軍事)政策推波助瀾下,東南亞諸國經濟快速成長,對於華語的需求也逐漸增加。圖為越南胡志明市的街景。

新版《憂鬱的邊界》的副題強調「跨越身分與國族」,作者的跨境經驗卻正正揭示身分與國族實在難以拋開。在旅程之中,作者不斷遭遇「語言」,同時面對「中國」,而這個「中國」往往是被誤認而強行加諸的身分。語言與身分從來不是純然象徵或抽象而沒有物質效果,相反,它可能還帶來實質的干擾,在這樣的前題下,作者不得不以各種方式表述自己的身分,但表述既困難且不容迴避。畢竟身分認同,或所謂「我是誰」的問題,如作者所說,意義從來不僅在「我」,而是「我和他人之間關係的連結或不連結」。

《憂鬱的邊界》未有將國族認同排除,更嘗試從跨國的歷史脈絡揭示認同之複雜路徑。書中提到不同國家中華人社群的處境與認同問題,其中在緬甸長大卻從小背誦「國父遺囑」、有着中華民國認同的楊永助,就經歷了複雜的認同轉折。楊永助的祖父是雲南地主,在文革中被鬥死,父親帶着全家逃到緬甸。自華校畢業後,他升學台灣並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然而,他在台灣正值急劇本土化的時代,才發現中華民國只是自己「想像的國家」,在現實中這個「國家」早已抽空。

再者,台灣的日常生活中,他始終被視為外人:「我是不是台灣人,不是自我認為就好,還要考慮別人認不認為你是。」弔詭的是認同、國籍往往在離境、異國中被確定下來。楊永助過去的離散式認同對象是中華民國,而不是在地的緬甸,一旦離開國境,就會發現這個不願承認的國家才是他者承認,辨識自己的證據就是手上的「緬甸護照」。楊永助的經驗與作者在〈後記〉的自述同出一轍:「為什麼我總是想離開台灣,離開熟悉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到不遠的他方旅行,我總覺得,在那裡,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故鄉的位置。」

書籍介紹

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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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潑站在東亞各國的邊界上,對每一個性鮮明但又揹負著跟台灣類似殖民歷史的國家,作出關於邊緣、身分、認同這幾個主題深刻且生動的描述,而她也點出了新一代人關於認同的想法。透過一次次邊界的旅行,阿潑勇往直前,她讓我們理解:在邊界之外,還有更多的邊界。而這些邊界,在當今的社會與人心之中,始終曖昧地作用著。

(八旗)0UOU0019憂鬱的邊界_300dpi立體書(書腰)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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