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歷史的幾個迷思(中):釣魚島列嶼的名稱何以混亂不堪?

釣魚島歷史的幾個迷思(中):釣魚島列嶼的名稱何以混亂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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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釣魚島命名如此複雜,當然可能引起混亂。於是有專家以名字混亂為中國在釣魚島上「不作爲」開脫。比如提出因爲名字混亂,中國不知道日本、美琉等占的是中國的島嶼,所以沒有抗議云云。但誇大這種混亂,為歷史上的中國的「疏忽」辯解,也說服力不足。

今年是釣魚島「國有化」事件五週年。釣魚島爭議至今已經快50年。1996年之前,爭議雖然存在,但在中日台之間仍是無足輕重的問題。即便在1996-2012年間,釣魚島上升為中日爭議的核心問題,也很少人想到2012年的購島事件會引起這麽大的風波,讓中日關係全面倒退,東亞局勢徹底改觀。

中國、日本、台灣都主張對釣魚島的主權。惟有基於歷史與《國際法》才能分辨誰更有理。撥開各方(可以理解的)偏頗言辭,真實的釣魚島歷史是如何的呢?筆者在2014年出版《釣魚台是誰的——釣魚台的歷史與法理》,本系列希望以此書為基礎,結合這幾年湧現的新材料,通過分析釣魚島問題上的一些迷思,能重構釣魚島的真實歷史。

釣魚島歷史的幾個迷思(上):中國「自古擁有釣魚島」有沒有道理?

問題四:琉球與釣魚島的關係如何?

中國有種説法,由於水流的關係(從台灣到釣魚島再到琉球是順水,反向即為逆水),琉球人到釣魚島比台灣到釣魚島困難,「因此,中國(台灣)與釣魚島的關係更密切」。這種説法有兩個錯誤:

第一,這種論點只考慮去程而不考慮回程,從水流看,台灣固然到釣魚島更容易,但回來就困難了;第二,這種比較只有當以釣魚島為航行目的地的才有意義,這適用於漁民到釣魚島海域打漁的情況,但在古代,釣魚島並非一個漁場(到19世紀末才開發為漁場),只是中琉交通的中途標誌點,這種説法更不正確。

毫無疑問,琉球人與釣魚島關係非常密切。在明清兩代,中國大部分時間奉行海禁與朝貢制度。中琉間禁止私人貿易,兩國貿易主要以琉球向中國朝貢的方式進行,即琉球以朝貢為名定期來到中國,交上貢品,換來「賞賜」的貨物,琉球商人也隨船進行貿易。

這樣,從琉球出發來往中國的船隻大大超過從中國出發來往琉球的船隻。後者通常只限於冊封使到琉球冊封。琉球到中國的進貢船達到二百四十一次,而中國的冊封船只有二十三次。因此,琉球人理應非常熟悉釣魚島。中國明朝鄭若曾的《鄭開陽雜著》中有《琉球國圖》,釣魚島列嶼與小琉球(台灣)、彭家山等一起被劃在琉球地圖上,顯示這些島嶼都與琉球相關聯。

但客觀而論,釣魚島列嶼中所有的島名都是「中國式」的,與鄰近的古米山等明顯是從音譯為中文的琉球屬島很不同。在十九世紀前,琉球人亦只把釣魚島視爲航海圖標。傳統琉球國土被稱爲「三十六島」,當中也不包括釣魚島。雖然「三十六島」只是對有人居住的主要島嶼的統計,即使不計釣魚島,琉球其他小離島也不止三十六之數,但多種文獻提及的琉球界山,也大多在古米島。

在17世紀的琉球文獻《中山世鑒》,18世紀早期的《指南廣義》、《中山世譜》等書中,仍以這些中國名去稱呼它們,劃出的琉球地圖也不包括釣魚島。因此可信,在19世紀前,琉球雖然與釣魚島關係密切,但沒有把它們視爲琉球的一部分。

但進入18世紀,琉球與釣魚島的關係日漸密切。首先,赤尾嶼與黃尾嶼都有了琉球名稱(分別為久米赤島與久場島)。在琉球《金氏家譜》中記載,1709年,從中國回琉球的途中經過「古米赤島」。《麻姓家譜》中記載,1750年,船隻遇到大風,從「釣魚山」漂到「久場島山」。這大概是這兩個名稱的最早出處。一開始,這兩個名稱可能只是民間的稱呼,因此無法記載入《中山世譜》等正史,但到了19世紀,這些稱呼開始流行。1838年與1868年,中國冊封使作為把它們的名稱,替代了傳統的赤尾嶼與黃尾嶼記錄在《續琉球國志略》上。

日本專家石井望近期發現的資料顯示,1819年,琉球王族向鴻基在前往日本的途中遇到風災,被吹到一個荒島停留數天,後借助風力駛到八重山得救。後來他們得知,這個荒島的名字叫「魚根久場島」[1]。日本學者東恩納寬惇的1945年寫的《南島風土記》中有,沖繩漁民「很早以前」以Yukun 或Kubashima稱呼釣魚島。Yukun就是「魚釣」 (或魚根)島,Kubashima就是「久場」島。雖然難以肯定「很早以前」到底是多早,但兩相對照,可以認爲最遲在19世紀初期,這兩個名字的使用已經相當普遍了。

在前述中國冊封使用琉球名字稱呼赤尾嶼與黃尾嶼的事件上,有中國專家認爲冊封使被誤導才犯錯,「不代表中國的態度」,但即便是琉球人告訴他們的,也同樣反映了這兩個名稱使用的普遍性。向鴻基這次在釣魚島(或黃尾嶼)停留,可能是有記載以來,第一次明確登陸釣魚島的記錄。他們一開始不知道島嶼的名稱,這並不奇怪,因爲他們本意是到日本,是因遇上意外而漂到這個荒島。無論如何,首次登島記錄是論證主權的一個有力理據,儘管單憑它還不足以論證琉球擁有釣魚島的主權。

1845年英國海軍測量船沙馬朗號(H.M.S. Samarang)在船長卑路乍(Sir Edward Belcher)帶領下測量琉球群島事件在釣魚島歷史上非常重要。英國人在這次測量行動中專程登島考察釣魚島,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系統考察。他們詳細記載下釣魚島列嶼的地形與水文,在歷史上有深遠意義。這次測量的另一後果是帶來釣魚島地名的混亂,這點我在後面再討論。

該事件在有關主權問題上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英國人駐福州領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事前曾就這次測量告知琉球駐福州的琉球館官員(在閩存留通事)魏學賢。現在不清楚,在這次通報中,英國是否告知了測量範圍與路線,更無法肯定是否把釣魚島列在測量範圍。但從沙馬朗號路線來看,它從香港出發,經過巴丹群島,再經過綠嶼,到達與那國島,再到八重山,再到釣魚島(釣魚嶼、南北小島、黃尾嶼),再到赤尾嶼,再到那霸。根據路程安排,在釣魚島的測量是對整個琉球測量中的一部分。因此,這個事件在國際法中可以認爲是英國對「釣魚島屬於琉球」的一次肯定。

1859年,琉球人「美里間切 詰山方 筆者」大城永保(「間切」與「方」都是琉球的行政單位,「筆者」是一個官職)在航海時多次路經釣魚島,曾近距離觀察過釣魚島,這是首次有琉球人(也是首次有東亞人)對島上形勢、物產、植被等作出詳細描述的記錄。1885年,日本官員實地登島調查釣魚島前,曾向大城永保咨詢過釣魚島情況,留下大城永保對釣魚島的觀察資料。

因此,在1870年代琉球被日本吞併之前,琉球與釣魚島的關係是實質性的,有主權意味的。雖然還無法認為琉球被兼併前已經把釣魚島視為領土,但這些實質性的聯係比中國的「中外之界」這種「較虛」的證據,更能被接納為論證主權關係的證據。

釣魚台 尖閣群島 Diaoyu Islands Senkaku Islands Chinese marine surveillance ship Haijian No. 51 sails near Uotsuri island, one of the disputed islands, called Senkaku in Japan and Diaoyu in China in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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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釣魚島列嶼的名稱何以混亂不堪?

釣魚島列嶼的名稱在歷史上非常混亂。這種混亂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方對釣魚島的主權認識。從中國記錄釣魚島列嶼開始,它們的名稱就有變形:如黃尾嶼就曾被稱爲黃毛嶼或黃茅嶼,赤尾嶼就被曾稱爲赤嶼。但更大的混亂源於中西方的碰撞。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西方國家就知道琉球。琉球從明朝開始一直是海上貿易的活躍參與者,因爲琉球與中國關係好,獲得了頻率較高的「朝貢權」,與中國關係不佳的日本也透過琉球間接與中國做生意。朝鮮、日本與東南亞的海外貿易通道上,琉球也是必經之路。葡萄牙與西班牙等海上新貴,也需要琉球這種中介與中國交易。琉球因此「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

西方人出版的東亞地圖上很早就有琉球,但最早的琉球地圖把琉球畫成一團,稍晚則畫成一串沒有名字的島嶼。在18世紀中期之前都缺乏細節。西方第一幅準確的琉球地圖是在中國多年的法國傳教士(兼對俄事務翻譯)宋君榮(Antoine Gaubil)所畫的《琉球地圖》(Carte des Isles de Lieou-kieou)(1751),地圖上也首次劃出釣魚島列嶼。

宋君榮是著作等身的東方學家。他為幫助天主教傳播到琉球,決定寫一部關於琉球的書。其中一個任務是繪製一份準確的琉球地圖:他是西方第一個繪製專門琉球地圖的人。為此他參考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中國冊封使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是必備的參考(該書的地理知識又參考自琉球的《廣義指南》)。

宋君榮也曾節譯過《中山傳信錄》,附在《宋君榮之琉球回憶錄》中在法國出版。但畫圖時,他也參考了大量西方的著作,包括法國東方學家達西(F. Dassie)所蒐集的東方地圖以確定琉球的大致位置。他還仔細研究了意大利天文學家瑞切奧利(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的天文著作以學習如何根據星象定位經緯度的方法,再參考《中山傳信錄》等中琉著作的地圖以及針路和星野的記錄以確定各個島嶼的位置,最後才成功地畫出了第一份西方式的琉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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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君榮的琉球地圖(中琉水道附近)

宋君榮地圖寄囘法國後引起高度重視。1752年,法國地圖家唐維爾(Jean D'anville)出版的東亞地圖就立即採取這種新畫法。1763年,在中國的法國傳教士蔣友仁(Michel Benoist)出版的中國地圖《坤輿全圖》也是這種畫法。

宋君榮的地圖是西方琉球認識歷史上的一大突破,但其釣魚島部分則有不足之處。他雖參考了《中山傳信錄》,但畫法與之不同。對比《中山傳信錄》所附水路地圖,此圖全局觀更好,這表現在:第一,台灣的大小比例明顯更準確;第二,在台灣東方畫上了八重山群島,此乃《中山傳信錄》所無。

但在位置的準確性方面,此圖既有優於《中山傳信錄》之處,也有弊端。第一,島嶼次序不一樣,《中山傳信錄》中,花瓶嶼位於在彭家山和雞籠山之間,而該圖中,彭家山與花瓶嶼的位置調轉,彭家山反而在花瓶嶼和雞籠山之間(花瓶嶼真實位置在彭佳嶼西南方,但中國航行圖中,花瓶嶼一般畫在彭佳嶼西面,航行時先經過花瓶嶼再北向折往彭佳嶼,再東向釣魚嶼)。

第二,《中山傳信錄》中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之間的距離幾乎一樣。在該圖中,宋軍榮明顯調整了距離:1)彭家山、花瓶嶼、釣魚嶼與黃尾嶼互相之間的距離很短;2)黃尾嶼與赤尾嶼之間的距離很長。後者更加接近實際,但前者與實際不符。根據許哲明研究,如果與現實地理位置對比,其花瓶嶼應西移約25’,彭嘉山(彭佳嶼)應介於花瓶嶼與釣魚台之間;釣魚台和黃尾嶼太靠近台灣了,釣魚台應再往東移約30’,黃尾嶼應往東北移約11’;赤尾嶼太偏東了,應往西移約42’。

更有趣的是,宋君榮用了「福建方言」去羅馬化這些島嶼的中文名稱,釣魚島為「Tiaoyusu」,黃尾嶼為「Hoanoueysu」等(見表)。即便琉球本土的島嶼也全利用「福建方言」羅馬化。有的翻譯還很生硬,比如「那霸港」寫為「Port de Napakiang」。其實「Port de Napa」即可,不必把kiang(港)也加入。現在不清楚誰協助宋君榮音譯了這些文字。宋君榮到中國後一直停留在北京,未必懂福建話。他曾與駐北京的琉球使節談話,可能正是該使節用福建話一一向宋君榮解讀,才如此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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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君榮的「福建話翻譯」流傳下來,到蔣友仁製作《坤輿全圖》的時候,又把這些按福建音譯的羅馬化文字,用北方話發音重新翻譯為中文,於是就出現「好魚須」、「歡未須」、「車未須」這些令人費解的中文地名。

1787年,法國航海家拉普魯斯(Jean la Perouse)在環球旅行中,在從菲律賓到日本的途中專程探訪了釣魚島與黃尾嶼。此前,很少西方航海家從中國出發到琉球,而從菲律賓到琉球的航線經台灣東邊,也不需要經過釣魚島,故沒有關於釣魚島的記錄(在英國船長Broughton書中的圖裡記錄了1707年一艘船「the Schooner」曾路過釣魚島,但未知具體事跡如何 [2])。拉普魯斯當是第一個西方航海家記錄下釣魚島,也是第一位描述南北兩小島及附近三個岩礁的人。他對照宋君榮的地圖,按圖索驥,結果搞錯了兩個地名。

在宋君榮地圖上,彭家山、花瓶嶼、釣魚嶼、黃尾嶼一字排開(彭家山與花瓶嶼的位置還調亂了),相距甚近。拉普魯斯實際上到了釣魚嶼,卻認為這是花瓶嶼,稱之爲「Hoaping-su」;在釣魚嶼附近的黃尾嶼就被遞補為釣魚嶼,稱之爲「Tiaoyu-su」。這成為歷史大烏龍 [3]。1797年,英國海軍Broughton船長帶領HMS Providence在北太平洋考察路過釣魚島,畫下釣魚島與南北小島的全景描繪圖,但沒有記錄下名稱 [4]。拉普魯斯與Broughton均沒有到達赤尾嶼。1837年,英國船隻Raleigh號經過赤尾嶼,驗證了這個島嶼的存在,於是赤尾嶼就被命名為Raleigh Rock。

拉普魯斯探訪之後相當一段時間,西方地圖還是按照宋君榮的命名。問題壞在1845年沙馬朗號考察上。這次考察搞清楚了釣魚島等島嶼的真實坐標,也登島實測水文,在航海圖上是一個創舉。遺憾的是,他們用了拉普魯斯的錯誤命名。此外,卑路乍還把南北小島命名為Pinnacle Islands (Rocks,複數)。這次的成果在1855年製作為海圖。英國海圖是響噹噹的品牌,全世界推崇,於是,「錯誤」命名就變為通行的名字流傳開去了。1867年,英國出版流傳廣泛的《中國海指南》(The China Sea Directory),把這些小島視爲一個整體(雖然沒有一個整體名字),也再次固化了這些名稱。於是,這些島嶼長期被這樣命名了。

在19世紀60年代後,中日相繼翻譯英國海圖與航海書,釣魚島名稱又一次從西文音譯為漢文。中國的譯本是《海道圖志》。日本出版則分為《台灣水路志》、《環瀛水路志》、《日本水路志》等。日本的翻譯名稱各異,最早的《台灣水路志》別樹一格,其後的《環瀛水路志》裏的翻譯與中國《海道圖志》中的一致,再後的《日本水路志》又改用片假名音譯。日本各地圖中也有把釣魚嶼稱爲「花瓶島」或「太平山」。

英國海圖中稱Pinnacle Islands(複數),原指南北小島,日本開始有翻譯為凸列島或尖閣島,仍指南北小島(此尖閣島譯名與台灣花瓶嶼英國海圖中的英文Pinnacle Island (單數)的翻譯「尖閣島」一樣,又引來其他混亂)。但後來多翻譯為尖閣群島,並以此作爲釣魚嶼與南北小島的統稱。

這樣一來,加上琉球人起的名字久米赤島、久場島、魚釣島,名字已經十分多了。日本1885年為要兼併釣魚島之故,做過資料搜集,問過曾經登島的大城永保,終於搞清楚島嶼的位置、琉球名字、中文名與英國海圖上的名字之間的關係。這時,日本文件中的名稱為久米赤島、久場島、釣魚釣島,三者並稱。

可是在1885-1900年之間,日本民間命名又出現混亂,有把久場島與魚釣島調亂了,又有把久場島稱爲「胡馬島」,又有「阿根久場島」。真是非常凌亂。在日本兼併釣魚島後,沖繩師範學校教師黑岩恒實地考察釣魚島後,1900年撰文提出把釣魚嶼、南小島、北小島和黃尾嶼統一稱為尖閣列島。此後,尖閣列島的名稱才流行,但黑岩恒的「尖閣列島」中不包括赤尾嶼。

有趣的是,自此琉球人起的名字「久場島」與「久米赤島」使用日少,「黃尾嶼」使用增多(1900年登記時還用久場島的名稱)。這可能與黑岩恒的著作有關:如它指出久場島指代混亂故棄而不用;「尖閣列島」不包括赤尾嶼,故也少人提及「久米赤島」。而且,越是出自日本(本土的材料就越傾向使用黃尾嶼與赤尾嶼。1909年的《大日本地理辭典》中,採用黑岩的「尖閣列島」的稱呼,下有三個子條目:釣魚嶼、尖頭諸嶼、黃尾嶼。但用「尖頭諸嶼」指代這些島嶼的用法也時有。1920年,沖繩政府把赤尾嶼命名為大正島,但大正島這個名稱也一直用得不普遍。

到了戰後美琉時期,黃尾嶼與赤尾嶼的名稱已經全面重新占優勢。美國有關各島嶼的音譯,Senkaku來自「尖閣」,Uotsuri來自「魚釣」,Kobi來自「黃尾」,Sekibi來自「赤尾」。換言之,除了尖閣列島與魚釣島(與釣魚島相差不遠),黃尾嶼及赤尾嶼都回復到舊日的中文名字。

現在不太清楚,日本何時把赤尾嶼歸入尖閣列島中,但在戰後討論日本領土時,赤尾嶼已經被視為尖閣列島一部分了。至於中國所說的「釣魚島列嶼」或「釣魚台列嶼」的名詞,大概是1960年代末發生釣魚島主權爭議之時才產生的。

釣魚島命名如此複雜,當然可能引起混亂。於是有專家以名字混亂為中國在釣魚島上「不作爲」開脫。比如提出因爲名字混亂,中國不知道日本、美琉等占的是中國的島嶼,所以沒有抗議云云。

但誇大這種混亂,為歷史上的中國的「疏忽」辯解,也說服力不足。溯本清源去考究這些名字產生混亂的來龍去脈固然不易,但要辨認這些島嶼,搞清幾個主要的島名的一一對應的關係卻並非難事。比如1885年,日本政府官員只不過參考了書籍及詢問過曾經路過島嶼的大誠永保,就基本搞清楚不同名字之間的關係。可見若真有心(主權意識)有力(曾經實地考察)的話,完全可以做到。

事實上,戰後初期(1948),中國出版的《琉球與中國》也列舉了每個島嶼的各種不同名稱,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知道哪些名字是哪些島。因此,中國專家的這種解釋只能視為一種事後的藉口,反映不了歷史的真相。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意識與有效統治都嚴重不足,才是產生中國「不作為」的根本原因。

釣魚島歷史的幾個迷思(下):日本何以得到釣魚島?

註解

[1] 見《尖閣列島調查報告書》第10頁。

[2] 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in which the coast of Asia, from the latitude of 35° north to the latitude of 52° north, the island of Insu (commonl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Jesso), the north, south and east coasts of Japan, the Lieuchieux and adjacent islands, as well as the coast of Corea, have been examined and surveyed, Performed in His Majesty's Sloop Providence and her tender, in the years 1795, 1796, 1797, 1798

[3] 可參見《邵漢儀《釣魚台列嶼主權新論》,見陳純一編《愛國學人——紀念邱宏達教授學術研討會會議實錄暨論文集》,三民書局,2013 ,328-391頁。也可參見方明等《“尖閣列島”來龍去脈的迷惑》,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5,第五章。

[4] 同上,232-233頁。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近年專注東海與南海史、國際法與東亞國際關係。著有《釣魚臺是誰的——釣魚臺的歷史與法理》(2014,五南),正準備出版《戰後釣魚島——中日領土問題的起源與激化》)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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