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的四種美德:沒有排除的社會分化、多樣化、魅惑力與公共性

城市生活的四種美德:沒有排除的社會分化、多樣化、魅惑力與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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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個規範性的城市生活理想,必須從我們被給定的城市經驗開始,並在那裡尋找屬於這種社會關係形式的優點。將理想定義為尚未實現的實際可能性,我從城市經驗中推斷出四種這樣的美德。

文:艾莉斯・楊(Iris Young)

城市生活做為一種規範性理想

社群的訴求通常是反都市的。許多社會學文獻對現代史的診斷,就是一場從可管理、安全的共同體社會(Gemeinschaft)邁向危險、官僚化的結合體社會(Gesellschaft)的運動,共同體社會被鄉愁式地重構為一個失去的起源世界(Stein, 1960; Nisbet, 1953)。許多人追隨著盧梭將古代城邦及中世紀瑞士自由市(Burger)浪漫化,並哀嘆現代城市的商業活動、失序及無法管理的大眾特徵(Ellison, 1985; 參看 Sennett, 1974, chaps. 7-10)。

在整個現代時期,城市經常受到責難,認為它體現了傷風敗俗、人工造作、失序及危險—它是叛國陰謀、非法的性、犯罪、偏差及疾病的溫床(Mosse, 1985, pp. 32-33, 137-38; Gilman, 1985, p. 214)。現代城市的典型形象,表達了所有社群重現欲排除的那些反面價值。

然而,都市性是現代(更別提後現代)狀況的地平線。當代政治理論必須接受都市性做為那些生活在發達工業社會中人們的物質性給定。都市關係定義的不只是生活在大都會中人們的生活,也定義了居住在市郊和城鎮中人們的生活。我們社會生活的結構被人們之中龐大的時空中介網絡所形塑,因此幾乎每個人都依賴看得見或看不見的陌生人;這些陌生人是人們自己和他們共事者的中介,也是他們自己和他們所渴望對象的中介。

都市人在地理上與越來越大的地區連結,不再把長距離通勤、或開一個鐘頭車去過夜生活當一回事。大部分的人經常在日常活動中遇到陌生人,而且不以為意。我們所擁有的物質環境及結構定義了都市關係,並以之為前提。我們社會及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國家的人口規模,結合了持續與千百萬其他人共同形成的國家或族群認同感,都支持這樣的結論:解散城市的願景,是一個毫無希望的烏托邦。

此外,以給定的現代都市生活做為起點,不只是必須的,也是可取的。即便是對許多哀嘆異化、官僚化及資本主義父權社會之大眾特徵的人來說,城市生活也有著強烈的吸引力。現代文學、藝術及電影,都讚美著城市生活的活力、文化多樣性、技術複雜性,以及活動的多樣性。即便是最死硬派的去中心化社群支持者,也有許多人喜歡帶著來訪的朋友逛逛他們所居住或是鄰近的波士頓、舊金山、紐約,登上高樓看看璀璨夜景、或品嚐最好的異國風味餐館中的美食。我提議建構一種規範性的城市生活理想,做為社群理想及它批判為非社會的(asocial)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之替代方案。

透過「城市生活」一詞,我指的是一種社會關係形式,並將其定義為與陌生人的共同生活。在城市中,人們及群體在空間及機構中互動,他們都體驗到自己屬於這些空間與機構,而不需要將這些互動融為一種統一性或是共同性。城市生活是由一群一群具有親近性的人們所組成—家庭、社會群體網絡、自願性社團、鄰里網絡,大量的小型「社群」。然而,城市居民經常跨出這類熟悉的飛地,進入政治、商業或慶典這些更為開放的公共之中,這些也是陌生人相遇及互動的場合(參看 Lofland, 1973)。城市生活讓一個人的認同與活動被放置在大量各式各樣活動的相關視野之中,並且意識到這未知、陌生的活動將會影響到人們自己活動的條件。

城市生活是龐大,甚至無限的經濟網絡,這網絡是由生產、分配、運輸、交換、溝通、服務及娛樂消遣所組成。為了達成自己個人的目的,城市居民依賴著成千上萬的其他人及大型組織資源的中介。城市居民因此共同生活在應然、且有時也是實然的單一政體之中,彼此聯繫在一起。他們的共同生活必然會帶來某些共同的問題與利益,但是他們並未創造出一個擁有共享的最終目標、相互認同與互惠的社群。

一個規範性的城市生活理想,必須從我們被給定的城市經驗開始,並在那裡尋找屬於這種社會關係形式的優點。將理想定義為尚未實現的實際可能性,我從城市經驗中推斷出四種這樣的美德:

(一)沒有排除的社會分化

都會大眾社會中的城市生活,與支持的社會網絡及次文化社群並不相悖。事實上對許多人而言,這正是它的必要條件。在城市中社會群體的差異會欣欣向榮。現代化理論預測,隨著普世主義的國家機構更直接地碰觸到人們的生活,隨著人們遭遇到許多認同與生活風格與自己不同的他者,他們對地方、族群及其他群體的社會歸屬感便會衰退。然而,有相當的證據顯示城市生活常再次強化群體差異,以及城市甚至會鼓勵形成新的社會群體親近性(Fischer 1982, pp. 206-30; Rothschild, 1981)。

偏差或弱勢群體在城市中不僅找到匿名的掩護,也找到小鄉鎮中無法找到的關鍵大眾。例如,人們就很難去想像,如果沒有現代城市的條件,男同志或女同志的群體親近性該如何形成(D'Emilio, 1983)。再舉一個例子,雖然對立於鄉村生活的城市生活已經改變了芝加哥人的生活與對自我的看法,但城市生活在瓦解某些傳統實踐、或是促進人們同化於盎格魯人的語言及價值時, 仍鼓勵群體認同及對文化民族主義的渴望(Jankowski, 1986)。在實際城市中,許多人對他們不認同的群體成員會表現出狂烈的憎恨態度。然而,他們卻比那些居住在小鄉鎮裡的人更傾向認可社會群體差異的存在是一種給定、是他們必須與之共存的(Fischer, 1982, pp. 2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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