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的四種美德:沒有排除的社會分化、多樣化、魅惑力與公共性

城市生活的四種美德:沒有排除的社會分化、多樣化、魅惑力與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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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規範性的城市生活理想,必須從我們被給定的城市經驗開始,並在那裡尋找屬於這種社會關係形式的優點。將理想定義為尚未實現的實際可能性,我從城市經驗中推斷出四種這樣的美德。

文:艾莉斯・楊(Iris Young)

城市生活做為一種規範性理想

社群的訴求通常是反都市的。許多社會學文獻對現代史的診斷,就是一場從可管理、安全的共同體社會(Gemeinschaft)邁向危險、官僚化的結合體社會(Gesellschaft)的運動,共同體社會被鄉愁式地重構為一個失去的起源世界(Stein, 1960; Nisbet, 1953)。許多人追隨著盧梭將古代城邦及中世紀瑞士自由市(Burger)浪漫化,並哀嘆現代城市的商業活動、失序及無法管理的大眾特徵(Ellison, 1985; 參看 Sennett, 1974, chaps. 7-10)。

在整個現代時期,城市經常受到責難,認為它體現了傷風敗俗、人工造作、失序及危險—它是叛國陰謀、非法的性、犯罪、偏差及疾病的溫床(Mosse, 1985, pp. 32-33, 137-38; Gilman, 1985, p. 214)。現代城市的典型形象,表達了所有社群重現欲排除的那些反面價值。

然而,都市性是現代(更別提後現代)狀況的地平線。當代政治理論必須接受都市性做為那些生活在發達工業社會中人們的物質性給定。都市關係定義的不只是生活在大都會中人們的生活,也定義了居住在市郊和城鎮中人們的生活。我們社會生活的結構被人們之中龐大的時空中介網絡所形塑,因此幾乎每個人都依賴看得見或看不見的陌生人;這些陌生人是人們自己和他們共事者的中介,也是他們自己和他們所渴望對象的中介。

都市人在地理上與越來越大的地區連結,不再把長距離通勤、或開一個鐘頭車去過夜生活當一回事。大部分的人經常在日常活動中遇到陌生人,而且不以為意。我們所擁有的物質環境及結構定義了都市關係,並以之為前提。我們社會及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國家的人口規模,結合了持續與千百萬其他人共同形成的國家或族群認同感,都支持這樣的結論:解散城市的願景,是一個毫無希望的烏托邦。

此外,以給定的現代都市生活做為起點,不只是必須的,也是可取的。即便是對許多哀嘆異化、官僚化及資本主義父權社會之大眾特徵的人來說,城市生活也有著強烈的吸引力。現代文學、藝術及電影,都讚美著城市生活的活力、文化多樣性、技術複雜性,以及活動的多樣性。即便是最死硬派的去中心化社群支持者,也有許多人喜歡帶著來訪的朋友逛逛他們所居住或是鄰近的波士頓、舊金山、紐約,登上高樓看看璀璨夜景、或品嚐最好的異國風味餐館中的美食。我提議建構一種規範性的城市生活理想,做為社群理想及它批判為非社會的(asocial)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之替代方案。

透過「城市生活」一詞,我指的是一種社會關係形式,並將其定義為與陌生人的共同生活。在城市中,人們及群體在空間及機構中互動,他們都體驗到自己屬於這些空間與機構,而不需要將這些互動融為一種統一性或是共同性。城市生活是由一群一群具有親近性的人們所組成—家庭、社會群體網絡、自願性社團、鄰里網絡,大量的小型「社群」。然而,城市居民經常跨出這類熟悉的飛地,進入政治、商業或慶典這些更為開放的公共之中,這些也是陌生人相遇及互動的場合(參看 Lofland, 1973)。城市生活讓一個人的認同與活動被放置在大量各式各樣活動的相關視野之中,並且意識到這未知、陌生的活動將會影響到人們自己活動的條件。

城市生活是龐大,甚至無限的經濟網絡,這網絡是由生產、分配、運輸、交換、溝通、服務及娛樂消遣所組成。為了達成自己個人的目的,城市居民依賴著成千上萬的其他人及大型組織資源的中介。城市居民因此共同生活在應然、且有時也是實然的單一政體之中,彼此聯繫在一起。他們的共同生活必然會帶來某些共同的問題與利益,但是他們並未創造出一個擁有共享的最終目標、相互認同與互惠的社群。

一個規範性的城市生活理想,必須從我們被給定的城市經驗開始,並在那裡尋找屬於這種社會關係形式的優點。將理想定義為尚未實現的實際可能性,我從城市經驗中推斷出四種這樣的美德:

(一)沒有排除的社會分化

都會大眾社會中的城市生活,與支持的社會網絡及次文化社群並不相悖。事實上對許多人而言,這正是它的必要條件。在城市中社會群體的差異會欣欣向榮。現代化理論預測,隨著普世主義的國家機構更直接地碰觸到人們的生活,隨著人們遭遇到許多認同與生活風格與自己不同的他者,他們對地方、族群及其他群體的社會歸屬感便會衰退。然而,有相當的證據顯示城市生活常再次強化群體差異,以及城市甚至會鼓勵形成新的社會群體親近性(Fischer 1982, pp. 206-30; Rothschild, 1981)。

偏差或弱勢群體在城市中不僅找到匿名的掩護,也找到小鄉鎮中無法找到的關鍵大眾。例如,人們就很難去想像,如果沒有現代城市的條件,男同志或女同志的群體親近性該如何形成(D'Emilio, 1983)。再舉一個例子,雖然對立於鄉村生活的城市生活已經改變了芝加哥人的生活與對自我的看法,但城市生活在瓦解某些傳統實踐、或是促進人們同化於盎格魯人的語言及價值時, 仍鼓勵群體認同及對文化民族主義的渴望(Jankowski, 1986)。在實際城市中,許多人對他們不認同的群體成員會表現出狂烈的憎恨態度。然而,他們卻比那些居住在小鄉鎮裡的人更傾向認可社會群體差異的存在是一種給定、是他們必須與之共存的(Fischer, 1982, pp. 206-40)。

在城市生活的理想中,自由導致了群體分化,也導致同契群體的形式,但是這種群體的社會及空間分化是免於排除的。都市理想表達了差異,正如我在第六章中對差異的定義:一種肩併著肩的特殊性,既不會被化約為同一性,也不是完全的他者。在這個理想中,群體並不是處在包容與排除的關係中,而是重疊、混合、但並未變得同質。

雖然正如我們現在所體驗到的,城市生活有著許多的界線與排除,但正是我們對於城市的實際經驗、它暗示著一個沒有排除的分化可以是什麼樣貌。許多城市的社區鄰里有其獨特的族群認同,但其中也居住著其他群體的成員。在好的城市裡,人們會越過一個明顯的鄰里到另一個,而不會清楚知道它們從哪裡開始、盡頭在哪裡。在城市生活的規範性理想中,界線是開放而未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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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MK Feeney@Flickr CC BY 2.0
(二)多樣化

群體在城市中發生相互融合,部分原因是社會空間的多用途分化。都市空間的有趣之處、吸引人們走入公共場合、讓人覺得歡愉且興奮之處,就在於它們所支持的活動的多樣性。當商店、餐廳、酒吧、俱樂部、公園和辦公室散布在居住區時,人們對自己的鄰里就會產生一種親睦感,他們會走出家門,在街上彼此相遇、交談。他們感覺自己的鄰里是一個「地點」或「地方」,因為那家酒吧的特殊客群,或因為那家餐廳有著聞名全市的披薩。相較於單一用途的鄰里,無論商業人士或居民往往都會對這樣的鄰里有更多的承諾與關懷。多功能的街道、公園及鄰里也比單一用途的功能化空間更安全,因為街道上大部分時間都會有人,而且人們對這個地方會有感情投入(Jacobs, 1961, chap. 8; Sennett, 1970, chap. 4; 參看 Whyte, 1988, chaps. 9, 22-25)。

(三)魅惑力(erocicism)

城市生活也將差異體現為魅惑力,就對於他者的吸引力的廣泛意義而言,魅惑力就是當人們被拉出自己那安全的例行軌道、邂逅新鮮而陌生的驚奇事物時,所感受到的歡愉與興奮(參看Barthes, 1986)。城市的魅惑力面向始終是它可怖的一面,因為人們總是可能在城市生活中失去自己的認同並墜落。然而,我們的歡愉也來自於我們歡迎、並對被自己認為是不同的那些人感興趣。

我們在禮拜天的午後漫步中國城,或是到公園裡看看這禮拜有什麼稀奇古怪的表演。我們期待餐廳、商店和俱樂部提供我們某些新奇的事物,新的異國風味美食、不同的氣氛、及不同的人群組成。我們走過城市的不同區塊,感受到這些區塊擁有不屬於我們的獨特特質,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們在這裡打成一片,接著回家。

這裡談到的魅惑吸引力,正是社群的對立面。在社群理想中,人們覺得得到肯定,是因為那些他們與之共享經驗、感受及目標的人們認可他們也被他們認可。然而,有另一種歡愉是與某個主體性邂逅的歡愉,是與一組不同的、陌生的意義邂逅的歡愉。人們因為被拉出自己的世界,而了解到原來城市中還可以有其他的意義、實踐、觀點,原來透過與他們的互動可以學習到某樣事物,或對某樣事物有更豐饒、更不同的經驗。

城市的魅惑力也源自其物質存在的美學:明亮、多彩的燈光、宏偉高樓,時代、風格及目的不同的建築物櫛比鱗次。只要行經街角或穿越幾個街區,就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空間氛圍、新的街景與聲音,以及新的互動性律動。城市的魅惑力意義來自其社會及空間的無窮無盡。它是由多個地方構成的地方,城市將自身摺疊出如此豐富的層次及關係,於是它是不可理解的。人們無法「理解城市」,人們從不覺得好像已經沒有新鮮有趣事物可以探索、沒有新鮮有趣的人們可以認識了。

(四)公共性

頌揚社群價值的政治理論家們,經常將公共詮釋為統一性及相互了解的領域,但這和我們對公共空間的實際經驗並不一致。因為在定義上,一個公共空間就是一個任何人都能接近使用的地方,任何人都能參與並觀察;當進入公共空間時,人們始終會有遇到和自己不一樣的人的風險,即那些認同不同群體或擁有不同意見、不同生活形式的人們。

城市的群體多樣性最常明顯地表現在公共空間中,這有助於理解它們的活力與刺激。城市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空間—街道、公園與廣場—在這些地方,人們可以或站或坐地聚在一起互動、交流,或只是看看彼此在做什麼,人們並沒有在一個「共享最終目標」的社群中被統一起來。

政治,一種提出議題、決定制度和社會關係應如何組織起來的批判性活動,極度依賴於一個每個人都能使用的空間和論壇之存在。在這類公共空間中,人們與他們可能不了解或是不認同的其他人、意義、表現和議題相遇。舉例而言,公開示威的力量就在於它們經常將可能的話人們或許會迴避的議題、需求和人群,帶給經過公共空間的人們。做為一個規範性的理想,城市生活提供公共空間與論壇;在這些地方,任何人都能說話、任何人也都能聆聽。

由於城市生活是陌生人、多樣交疊的鄰人的共存,社會正義就無法透過建立一個啟蒙的普適性公共而產生出來。相反地,城市中的正義要求的是差異政治的實現。這種政治放下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工具,並透過給予政治代表權的方式認可、肯定多元的社會群體,並讚美他們獨特的特色與文化。在這個沒有壓迫的城市,人們對未被同化的他者性張開雙手。

我們都擁有自己熟悉的關係與親近性,並擁有我們感到親近、共享日常生活的人們。這些家庭和社會群體所通往的公共,是一個所有人都參與其中的公共,而且是一個必須對所有人開放、讓所有人都能參與的公共。然而,和社群主義傳統相反,那個公共不能夠被構想成一個超越群體差異的統一體,或是必定意味著全然的相互了解。在公共生活中,差異保持著未被同化的狀態,但每個參與的群體都承認差異,並樂於聆聽他者的意見。公共是異質、多元、有趣的公共,一個人們可以觀察彼此的地方,可以欣賞多元文化表達的地方,而這些文化表達是他們並未共享、也並不充分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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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正義與差異政治》,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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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莉斯・楊(Iris Young)
譯者:陳雅馨

民主政治中的社會正義,並不是一視同仁,而是濟弱扶傾。我們必須正視弱勢團體的多元差異存在,進而透過溝通民主,解除加諸其上的支配與壓迫,形塑一個共享不同價值的異質公共。

本書是當代差異政治與女性主義理論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一。它的原創性奠定了英年早逝的艾莉斯・楊在當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在這本經典著作裡,楊批判當代政治哲學中的「正義」理論。她認為正義原則並不全然適用於分配典範,分配典範並不超然公正,社會更不應以普遍性為前提談論正義;這樣的正義,只會是一種迎合主流文化、由優勢團體所把持的平等假象。

為了修正缺陷,楊提出「差異政治」的概念。她認為談論正義時應以「支配與壓迫」的角度切入,先承認不同社會團體間的差異,釐清彼此間不正義的社會事實;同時,各團體應基於尊重差異、相互理解的前提下進行溝通,給予弱勢團體特殊優惠待遇,進而解除不正義。楊提出的差異政治是一種以差異性為前提的溝通民主;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

正義與差異政治 by Iris Young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