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工作論》:數位革命後的「勞工過剩」造成重大政治後果

《二十一世紀工作論》:數位革命後的「勞工過剩」造成重大政治後果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今日的勞工是在勞工過剩的世界從事勞動。他們無法靠著在勞動市場裡運用協商權來爭取更多的成長利益。通常他們也無法寄望強大的工會運用政治力量增進權益,不論是透過與公司的直接協商或透過政治協商。因此他們除了投入政治別無多少選擇。

文:萊恩・艾文(Ryan Avent)

有一點要特別說明清楚,移民通常不會讓移入國的勞工情況變糟。長期而言,大量的移民能提供經濟活力:移入者會找到工作,但也會消費和投資,建立新公司,納稅,產生新構想,讓經濟更有復原力更有彈性——不斷吸收一波波新移民的勞動市場,通常會更善於為那些勞工找到經濟利基。

短期而言,移民對本地勞工的影響並不是完全一清二楚。某些情況下,移民只是代替了離岸外包(offshoring)與貿易,或是自動化:亦即一種過剩代替另一種過剩。另一種情況是本地勞工能夠專精於必須具備比典型移民勞工更多技能與經驗的工作,工資也比較好。以建築業為例,本地勞工可能轉入管理或轉包(sub-contracting)的角色,移民則從事較多基本勞力的工作。

某些經濟領域可以快速擴充,輕易吸收移入的勞工(也因應那些勞工的新需求),但並不是全部都可以。清潔公司或計程車業可以不太費事地擴大規模,產能受限的業者如餐廳、建築業或工廠則要花較長時間。隨著吸收過程的展開,新的勞工過剩會壓低工資。更廣泛的狀況是各行業的老闆因而可以選擇和目前的勞工協商,也會使得現有的勞工比較不願意在協商時表現強硬:對低技能勞工而言,基本服務業很容易找到工作,意外失業時可提供某種支撐。如果那些支撐產業有太多低薪移民勞工在做,一個人失去較好工作的成本便會提高,協商權會被削弱。雖然移民能為整個社會帶來長期的益處,不難了解為什麼各種人通常都偏好嚴格的移民限制。

但並不是勞動市場所有的隔離做法都是這麼明目張膽的歧視。勞工也會建立行會、商會和職業協會,聯合起來實現人為的稀少性。表面看來,行會一類的機構似乎無傷大雅。他們會聲稱是要確保專業水準。例如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致力提高成為合格醫師的難度,從而能推升醫師的薪資。但公眾容忍這件事,因為不論對或錯,大眾認為美國醫學會樹立的進入障礙可確保醫生有很好的素質。專業組織還可做為教育機構,發揮另一個相關的功能。中世紀出現的歐洲行會也常為特定職業的成員安排從學徒到師傅的專業發展歷程。

此外,這樣的組織被認為是與其他生產要素(土地或資本)的所有者相抗衡的重要力量——那些所有者是相對稀少的生產要素,因而與勞工協商時能享有明顯的協商權。工會制度會在動盪的十九世紀興起成為強大的政治勢力,並非偶然,期間勞工往往承受悲慘的條件與低工資,資本家卻坐享其成。

集體談判是要解決勞工相對過剩所造成的困難。若沒有組織,當公司聘用一名勞工時,便沒有什麼壓力要將所創造的盈餘多分配一些給勞工。如果那位勞工不喜歡,他可以走人,自有一長排的人等著接替他的位子。組織就是要消除排隊接替的人。公司可以依照與工會領導者協商出來的價碼聘用許多勞工,否則完全無人可聘。但過去一個世代,多數(雖不是全部)富國的工會密度穩定下降,有時甚至是急遽下降。

工會的比例愈來愈少,一部分是技術變革與全球化的副作用——這使得低技術藍領勞工的經濟角色愈來愈不重要,從工廠工人到碼頭裝卸工到印刷工都是如此。另外也受到政治變遷影響:因為在一九七〇年代與八〇年代,重視自由化的政治人物認為,削弱工會權力可改善成長不振的問題。其後,私部門的工會普遍走下坡,英美服務業的勞工組織一枝獨秀。服務業的工會在一些方面是成功的,例如致力支持更高的基本工資。但工會的政治力與過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在英語系國家。

還有一種勞工保護機制在富國大幅增加,但相對較少被檢視,那就是專業執照。非常多種職業的專業服務人員——包括理髮、室內裝潢等——都必須取得執照,才能在很多州或國家合法工作。這些執照可做為進入障礙,保護特定領域專業人員的稀少性,維持較高的工資。但執照常被嚴重濫用。二〇一二年路易斯安那一群僧侶想要出售自製木棺賺錢,發現不被允許,因為他們不是有照的殯葬業者(要取得執照,必須設置棺木展示間和防腐處理室等等)。

即使取得執照的時間與金錢成本相對不高,也可能阻礙相當數量有意加入的勞工(例如那些通常選擇一週投入幾小時幫人剪頭髮的人,但因為沒有執照就不能合法工作而不願做),以支撐有照者的工資。

相關的勞工族群愈小,政治上愈容易建立必要的排外制度。專業人員團體有強烈的興趣,要合作遊說當局規定產業需附證照,例如每一位脊椎指壓治療師都能因減少競爭者而獲得很大的益處。這類證照的高成本會分散給很多顧客,但沒有一位顧客有強烈的興趣要花時間心力去推動廢除證照。於是乎上千種專業證照蓬勃發展。

有人會說,如果勞工組織少很多,而能以更周全的觀點照顧全體勞工的福祉,這樣的世界應該會美好得多。眾多小型的專業組織或行會或工會只是阻礙各產業勞工的流動,讓經濟變得動彈不得,停滯不前。一些勞工的利益往往是犧牲其他勞工而得的——表現在較高價格的產品與服務上。反之,一個大型工會應該會很希望為所有成員創造最大的福祉。

工會領袖既抱持較廣闊的觀點,便不得不想出較貼近全體福祉的做法——例如接受必須讓有些產業衰退,有些產業成長,認同改善經濟成長的政策值得支持——但同時發揮協商力以促進勞工的利益。

北歐國家與德國的工會相當程度遵循這個模型,不僅能夠創造高收入,同時還能維持相對較輕微的工資不平等(雖則瑞典最高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高得驚人)。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勞動份額(labour share)愈來愈少,就像其他地方一樣。諷刺的是,這些國家的綜合式勞工組織(encompassing labour groups)向來支持限制提高工資——亦即壓低調薪需求,以便與貿易對手相較能有更高的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本國勞動力充裕,勞工組織會排除外國競爭對手的勞力需求。

稀少性的政治效應

前文應該已探討得很清楚,討論勞工稀少性的經濟效應時,不可避免會有政治的弦外之音或甚至弦內之音。爭奪生產利益的鬥爭不可避免具有政治性,就像土地與資本所有者或勞工都會努力爭取政治權利以維護稀少性一樣。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提出深刻的見解:

有一種說法,我們很少聽到雇主的結盟,但常聽到勞工的結盟。但任何人聽到這種說法後,若以為雇主鮮少結盟,其實是對這個世界和這個主題都一樣無知。任何地方的雇主永遠默默地隨時維持相同的結盟關係,聯合起來,不要讓勞工的工資提高到實際酬勞以上⋯⋯確實,我們鮮少聽到這種結盟,因為那是沒有人聽過的、很平常甚至可以說自然的狀態⋯⋯但這類結盟常遭到勞工對立的防衛組織抗拒;有時候勞工雖然完全沒有受到雇主組織的刺激,也會自動結盟起來要求提高勞動價格⋯⋯這種時候雇主對勞工的態度一樣激動喧囂,從來沒有停止大聲要求當局給予協助,以及嚴格執行那些嚴厲反對僕人、勞工與工匠結盟的法律。

如果亞當・斯密理所當然認為權力自然會落在雇主手上,可能是因為他生活在人口成長爆炸的時代——勞工過剩的時代——勞工在勞動市場裡能發揮的協商權很少。勞工還是可以形成組織(或嘗試組織),雖則如同斯密所說的,雇主很快便會要求政府迫使勞工服從。英國(與多數國家)直到進入十九世紀相當長的時間,才讓工會合法。

但勞工並非完全沒有權力,十九世紀時英國議會透過一系列法案,大幅擴充投票權,到後來涵蓋大約六〇%的成年男性。投票權的擴充為工黨的成立奠定基礎。英國能建立二十世紀的福利制度與採取其他進步的政策(如建造公共住宅),工黨是背後的關鍵力量。

麻省理工學院與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齊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ames Robinson)的研究認定,擴充投票權是某政治階級做出的理性決定,因為深刻擔憂可能發生更危險的結果,包括廣泛的社會動亂或革命。

那些領導者原本堅決反對放棄權力,但因政治激進主義在英國的勢力日益坐大,每隔一段時間便爆發政治暴力事件,使其深信如果要安撫逐漸被動員起來的勞動階級,採取這些步驟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或激進政治的興起也促成歐洲其他國家擴充投票權,包括德國與瑞典。

今日的勞工是在勞工過剩的世界從事勞動。他們無法靠著在勞動市場裡運用協商權來爭取更多的成長利益。通常他們也無法寄望強大的工會運用政治力量增進權益,不論是透過與公司的直接協商或透過政治協商。因此他們除了投入政治別無多少選擇。個別勞工從現行政治制度得到的援助愈少,愈可能讓他們採取有機會表達政治意見與掌握經濟力的激進政治運動。

另一方面,稀少要素的所有者忙著賺進可以延續多年的財富。科技富豪與石油大亨,媒體巨擘與金融鉅子可以展現市場力量累積龐大財富,然後利用此財富左右政治發展,例如支持某些意識形態的運動,或資助自己的活動,或捐錢給候選人。

由於稀少性對經濟報酬的分配影響至巨,數位革命引發的勞工過剩,不可避免會造成重大的政治後果。

相關書摘 ▶《二十一世紀工作論》:勞工的「美好生活」願景跑到哪裡去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二十一世紀工作論:勞工被人工智慧取代,我們的工作、生活與社會將往哪裡去?會變得更糟或是更好?》,商業周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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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萊恩・艾文(Ryan Avent)
譯者:張美惠

《經濟學人》資深編輯及專欄作家萊恩.艾文在《二十一世紀工作論》裡,運用最新研究與報導,探究這大哉問:面對破壞力堪可比擬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數位革命與自動化趨勢,現代社會是否有能力因應?在此之下,二十一世紀的工作會是什麼樣子?

萊恩.艾文走訪深圳、瑞典哥德堡、孟買到矽谷等地,探究二十一世紀的工作意義:技術已然顛覆屹立百餘年的商業模型,將各種勞工推入截然不同於上個世代的世界,勞資關係、貧富差距將會重建。萊恩.艾文指出:隨著勞動力過剩日益加劇,必須思考新的因應方法。傳統作法包括高等教育、基本工資,以及產業創新,將不再奏效。在當今快速變化的經濟形勢之下,我們該想的是:從根本上重新評估現代工作者需要什麼樣的工作?以及為什麼要工作?

二十一世紀工作論
Photo Credit: 商業周刊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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