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工作論》:勞工的「美好生活」願景跑到哪裡去了?

《二十一世紀工作論》:勞工的「美好生活」願景跑到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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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由於勞工缺乏統一的政治陣營,受經濟與文化焦慮所激勵的選民會比較容易被那些提出群眾訴求的煽動家影響。群眾間若浮動著無來由的怒氣或甚至不滿,當然很不妙。

文:萊恩・艾文(Ryan Avent)

願景之爭

爭奪霸主地位的激進派系與政黨各自對於「美好生活」抱持特定的概念。像筆者這樣的作家與思考者會想像後工作時代的烏托邦,也許能有個設計妥當的社會安全網,可以讓人們擺脫典型工作的限制。然後這些人可以在新式的市場撮合App上提供計時或計件的服務,或者甚至可以完全捨棄勞動市場,在新形式的社會機構鼓勵下擔任社區志工,或是以其他方式參與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ur)——同時與背景甚至國籍大不相同的人一起生活(如果我們之中一些人能夠如願的話)。

但那可能不是典型富裕世界的公民所認為的「美好生活」,不論我們多麼希望如此。我們反而應該預期,很多國家的選民(不論貧富)想要的生活,會是比媒合供需的App所主宰的更安穩;比永遠仰賴救濟金的生活更有意義;比周遭盡是做事方法、語言、宗教不同的人更自在更熟悉。

確實,我們在思考「美好生活」的概念時,應該想想富裕勞工為自己創造的生活方式。多數人住在少數幾個城市較好的街區,周遭都是與自己非常相似的人:有錢,具專業抱負,喜歡大都會的便利設施,對於工作、朋友、家人的重要性抱持同樣的價值觀。他們的工作時間很長,但從事的工作一般而言很具挑戰性與成就感,他們對於事業的貢獻與利害關係通常很清楚。此團體裡的社會連結出奇穩固:他們會互相連結,參與鄰里與社區的團體,投入公民政治。

他們的生活很舒適,但同時也有目標,還會參與社群。當然,多數人都希望有更多休閒時間。有些人目前純粹為了能收支平衡而從事非常不愉快的工作,如果能夠不必以這種方式工作一定會很開心。那些白日大多數時間必須工作的人,有朝一日若是拜科技之賜得以解脫出來,很多人會選擇讓自己有很多的休息時間,多數會做一些無目標的事情(調查資料顯示,過去十年,因就業市場疲弱而多出很多空閒的人花很多時間睡覺和看電視)。

但不論背景為何,多數人似乎也很重視個人抱負與責任的解讀。人們希望能掌控自己的經濟生活,被視為對社會與家人的福祉有貢獻。人們渴望成為行為的主體。不希望為了養家被迫從事不愉快的工作,但也不想要被棄之如敝屣——或被指派無意義的工作,做為領取慷慨福利支票的代價。

我們不清楚數位經濟是否能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讓廣大的階級也可能享受中產階級的舒適與地位,但前者不會因此就不渴望。

人們的願望與政經體制能提供的總有落差,兩者的衝突會在政治領域表現出來。政治鬥爭將愈來愈著重在一項論述上:關於如何讓我們所有的人回復到可以從事有意義的工作且工資不錯的世界。那些論述將充斥妖魔鬼怪:那些拒絕讓選民享受「美好生活」的惡勢力。陰謀不軌的外國政府、偷竊工作的移民、貪婪的銀行家和無能的政客全都是其中的要角。

煽動性言論可以是強大的政治力量。但若要說服中間選民支持,政治人物可能必須提出合理的說詞,好好解釋「美好生活」跑到哪裡去了,可以採取什麼合理的步驟來恢復。改革者可以在這個領域競爭。若有領導者願意直言,模糊記憶中的美好生活回不來了,但承諾推動溫和、漸進的政策,例如穩健時代所偏好的政策,這類領導者會有生存的空間。

改革者將面對的困難是:全球經濟常會懲罰這樣的努力。勞動力過剩與結構性的需求不振,不是那種國內政治人物獨立努力就能解決的問題。他們當然可以減輕最糟糕的影響,但那會讓選民失望,而過去幾十年裡選民多數時候都是失望的。

溫和的改革者會發現他們的優勢逐漸被一種政治人物搶走:那些人急於毀掉穩健的政策,諸如推動更自由的貿易與資本流動、消除勞動市場的保護等。政治人物會承諾讓市場創造好的工作:規定提高最低工資,支持職業證照與其他的職業保護機制,促使公司將分享式經濟產業的工作常規化——例如規定提供福利以及保證一定的固定時數。

全球經濟可能也不會獎賞這些努力。但有些選民能因這些措施得到保護(他們會分到大一點的餅),若能確保這些人的支持,對政治人物是有益的。當支持全球化的利益聯盟崩潰時,保護政治學可能會證明是經得起考驗的新勢力。

政治品味不會輕易轉化為政策行動,而會表現為政治鬥爭。鬥爭的結果取決於權力。很多經濟體的勞工協商權正處於百年最低點。今日若能成功爭取到勞工的權益,多半是關於清楚簡單的議題,很容易集結廣泛、熱血的選民支持,例如提高最低工資或減少移民的政策。一兩個世代之前勞工在政治談判桌上還占有一席之地,當時能進行較複雜的協商,現在似乎已不復見了。

但情況可能會改觀。汽車分享公司如優步和Lyf的駕駛正在爭取設立工會。其他產業也有大量的隨需受聘型勞工(on-demand labour),同樣是透過市場撮合App販售時間,最後可能也會成立工會。不過,對這些公司的勞工而言,成立工會帶來的直接福利並不確定。從企業主那裡爭取來的短期讓步可能只是加速自動化的腳步:麻煩的勞工很容易鼓勵業者使用機器人,不論場景是深圳的工廠或加州街頭的汽車。

但如果工會存在夠久,夠常出現,便可互相合作,協議支持彼此的政治目標。在勞工組織的夢想裡,這樣的合作會形成一種團結起來的階級意識,產生一致性的勞工政治目標。當勞工分散無組織時,一項政策若是提升少數勞工的命運(例如為理髮師提供職業保護),卻犧牲其他勞工的利益(必須花更多錢理髮),這樣的政策對多數勞工既無效率又有害,對自利型的多數人可能不具有吸引力。在講求團結力量大的政治運作中,這樣的訴求比較沒有效果;於是,不同的勞工團體改為輪流互相支持,以爭取更多收入。

有些地方的工會進展穩定,但我認為勞動組織的未來並不是非常樂觀。十九世紀時,公司將勞工集中在大型工廠與城市,有助勞工強化協調力量以及透過集體行動向企業主爭取讓步的能力。今日同職業的勞工分散得多,公司可利用更多技術工具來削弱勞工的力量。單從經濟學者的角度來看,工會的前景不佳整體來說是好事:可以自由進入的市場會運作得更好。實務上,流動的勞動市場會增進效率,但這個成果並未重新分配給勞工,因為他們的協商權為了增進效率而犧牲了。同樣重要的,由於勞工缺乏統一的政治陣營,受經濟與文化焦慮所激勵的選民會比較容易被那些提出群眾訴求的煽動家影響。群眾間若浮動著無來由的怒氣或甚至不滿,當然很不妙。

老化不能幫到我們

人口老化的問題值得稍微提一下。一個國家若有大量人口超過典型的退休年齡,政治上的優先考量事項很可能與大部分人口處於盛年者大不相同。誠然,有證據顯示較年老的國家比年輕國家支持移民,因為退休人士不僅已不再和移工競爭,便宜的勞工還可降低醫療與照顧服務的費用,而這些都是他們會超量使用到的。我們大可以想像未來的一種情形,一個老化的富裕世界歡迎大量來自貧窮國家的年輕勞工進入——擔任家庭幫工、物理治療師、護士,協助負擔老一輩的退休金——然後將富裕世界強大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留給那些勞工及其子女,讓他們可以使用並自己建立制度。

這樣的模型相當吸引人,但有多實際?當然,實務上,亞洲與東歐的老化國家並未熱烈歡迎國外的新勞工大量湧入。由於老化的國家在文化上通常比較保守,在某種程度上,這使得老一輩對移民的經濟開放態度受到抑制。不僅如此,老化國家的年老程度並不一致;即使在人口呈現嚴重倒金字塔的地方,可能仍有大量的人口處於工作年齡,必然會很不滿引進大量勞工,因為這麼做明顯就是要在少數可以穩定創造新就業機會的產業占據職缺。

人口改變所激發的開放心態與都會主義會是帶來希望的政治發展,有一天也許會實現,但不是現在。

分享式經濟

是否會有一種選民支持較溫和的政策革新:提供慷慨的基本收入,但結合合理的工作要求,設計的目的是鼓勵發揮公共精神的勞動貢獻,但保留空間讓個人可以自由地過他想過的生活?這樣的要求也許很高,但我們可以預期慷慨的福利政策出現在一種地方:人們的團結是建立在社群的基礎,而非階級的基礎上。遺憾的是,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種族或國籍較一致的政治單位。無怪乎實驗性、慷慨的福利政策通常出現在北歐國家,那些國家有較穩固的族群與社群連結(但開放移民的政策開始撕裂社會共識)。

誠然,隨著數位時代的政治演變,兩股地緣政治勢力常會互相角力。第一股勢力現在尤其明顯:有些國家出現分裂成小區塊的傾向。超全球化的趨勢使得非常小的經濟體也能進入全球市場,加入規模大很多的國家所得到的利益變小。在歐盟這個超級大國內部,分離主義特別具吸引力:如果有一塊飛地(enclave)可以維持進入歐盟市場的機會,分離出來便可享有更大的地方自主與團體內部的重分配 。蘇格蘭人可以和蘇格蘭人分享財富,加泰隆尼亞人和加泰隆尼亞人分享財富,不會有其他外團體(out-group)的干預,也不需要將重分配的對象延伸到外團體。

分離主義準國家(quasi-nations)想要的似乎是,享受全球整合的經濟益處,但重要的政治與經濟決策要由國籍或種族高度一致性的單位來進行:愛爾蘭與愛沙尼亞式的未來,而不是英國與西班牙式的未來(人口較多元的大型國家)。

將來是否能出現這種模型的新範例,而不會對較廣大的整合市場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現在並不明朗。歐盟的建立並不是為了要處理一波波的分裂國家。可以理解義大利、比利時、甚至是德國的領導者,都很不願意正式同意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因為區域分離主義可能對他們自己的國家造成傷害。富裕世界的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可能會摧毀經濟整合,而富國的繁榮可是建立在經濟整合的基礎上。

如果分離主義沒有在開始之前就失敗——如果分離主義確實達成某些成果——這種高度重分配、族群民族主義的迷你小國參與開放式全球經濟的模型,可能還是難以為繼。福利制度很慷慨的富裕國家讓人很想要生活其中:人們會努力移民到這些地方。那些地方可以容許移民進入,從而破壞了有利重分配的族群民族一致性,或者將移民關在外面,從而削弱了促成繁榮的經濟整合。歐盟的政治演變讓人感覺,經濟整合會促成族群民族意識的提高,而這與經濟整合的維持和深化是無法共存的;前者似乎包含毀滅後者的種子。

在這種情勢的發展過程中,第二種地緣因素可能便會發揮影響力:大才安全。當國際經濟整合崩潰,國家的安全似乎受到威脅時,超大型國家便很具吸引力。大國有大的國內市場,能夠支持強大的軍隊,當國際關係與經濟整合崩潰時能維持繁榮。

但美國的經驗顯示,人口多元的大型市場並不容易支撐高度的內部重分配。美國是成功的大熔爐,但人口的族群民族多元性長期以來一直是建立極慷慨福利制度的阻礙。南方的白人選民對於承諾要為北方城市的黑人或加州的拉丁裔提供慷慨的協助,便是抱持懷疑的態度。

多元的大國有很多親和社群(communities of affinity):自覺彼此較相似的群體。親和社群是重分配的自然所在,但那些社群內部的重分配只能發生在一種情形:就是當那些社群或多或少與國家機器一致時。因此,親和社群會試著將國家的界線內縮來配合自己。

另一方面,有時候外部因素——如戰爭或經濟危機——會聯合起來擴大親和社群:這時候一個人的國籍比較重要,相較之下他是什麼種族暫時沒那麼要緊了。多元族群的大國(如美國與歐洲較大的國家)在戰爭剛結束時,能夠建立相當重視重分配的包容性經濟。但這個例子根本無法讓人樂觀。

未來某一天,也許會出現很棒的新政治,為所有的人提供相當高的最低生活水準,不論種族或國籍,支持各式各樣「美好生活」的不同概念,不倚賴內心深處對外人的恐懼來維持民眾的支持。我們還未能想出這樣的體制,或了解政治勢力必須達到怎樣的平衡,才能催生與維持這樣的體制。因此,目前我們卡在一個很糟糕的政治權衡的世界。國家會嘗試縮小到同質性有利重分配的程度;或者會維持大規模但無法重分配又不平等,且容易被煽動家的激情影響;或是維持大規模,但因外在的地緣政治壓力而注重社群與重分配。我們只能期望這個時代最後證明是短暫的。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可能不是,但也許我們會比較幸運。

相關書摘 ▶《二十一世紀工作論》:數位革命後的「勞工過剩」造成重大政治後果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二十一世紀工作論:勞工被人工智慧取代,我們的工作、生活與社會將往哪裡去?會變得更糟或是更好?》,商業周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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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萊恩・艾文(Ryan Avent)
譯者:張美惠

《經濟學人》資深編輯及專欄作家萊恩.艾文在《二十一世紀工作論》裡,運用最新研究與報導,探究這大哉問:面對破壞力堪可比擬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數位革命與自動化趨勢,現代社會是否有能力因應?在此之下,二十一世紀的工作會是什麼樣子?

萊恩.艾文走訪深圳、瑞典哥德堡、孟買到矽谷等地,探究二十一世紀的工作意義:技術已然顛覆屹立百餘年的商業模型,將各種勞工推入截然不同於上個世代的世界,勞資關係、貧富差距將會重建。萊恩.艾文指出:隨著勞動力過剩日益加劇,必須思考新的因應方法。傳統作法包括高等教育、基本工資,以及產業創新,將不再奏效。在當今快速變化的經濟形勢之下,我們該想的是:從根本上重新評估現代工作者需要什麼樣的工作?以及為什麼要工作?

二十一世紀工作論
Photo Credit: 商業周刊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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