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個人都有罪——看《自畫像》中的七種人性光譜
江中澤(林哲熹飾)。Photo Credit: 紅色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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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畫像》不僅試圖從內容反映台灣社會現況,更在表現形式上意圖呼應著精神分裂的台灣。在這裡,所有的性都是單向的愛或慾望,而對性、性別與愛的反覆辯證,更成為宣傳時的選擇。人在《自畫像》中是帶有原罪的,七宗罪並非真正大逆不道的「罪」,它更接近人的慾望與弱點,一種人性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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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陳宏一繼《相愛七種設計》後的最新劇情長片作品《自畫像》,藉由七位性格各異、個人特質鮮明的年輕角色,反應出時下台灣青年世代面臨的困頓處境。

台灣年輕世代的困頓,簡單說就是「悶」。這並不僅是物質上的貧乏,而是整體環境混沌一片看不見光亮未來的窒息感,四面八方蔓延至人們的生活與心靈之中,而那一個個帶有原罪的個體,又再組成了社會整體,這困頓的反饋便沿著這樣的軌跡惡性循環。

性、性別與愛的反覆辯證

在電影中,所有的性,都是單向的愛或慾望。導演陳宏一企圖挑戰觀眾對於情色與道德的底線,但同時又傳達出身體自主的呼求。更進一步的,透過性向流動的李訥言(訥訥)來強化/穩定這種不安感。訥訥痛恨身為男人,他希冀著以一個女人的身份得到幸福快樂,他說社會把他當成怪胎變態,對自己的存在也感到迷惘。

但訥訥卻是唯一一個勇於直視內心黑暗的角色,他不找藉口遮掩,從未放棄過認同自己身份的可能,導演更是透過楊婕之口,告訴訥訥和觀眾:「觀世音菩薩非男非女,沒有特定法相,你應該好好想一想。」導演在這裡,把對抗黑暗的一種慈愛與聖潔,交到訥訥身上。

這些對性、性別與愛的反覆辯證,成為《自畫像》在宣傳時的選擇,並且直接與社會運動、街頭抗議的元老級元素—「塗鴉」—融合, 稱之為「街頭性愛游擊」。當人們習慣把性當成關起房門來辦的私事,甚至當成展示權力的手段,在街頭目擊一對高空盪鞦韆的男女,大大方方的挺出紅艷飽滿的性器,並且從互相愛撫到試著交合,該會有什麼樣的衝擊和反應?

身體的私密性和主導權,在宣傳期間就開始挑戰觀眾個人經驗以及傳統禮教。而在社群媒體中,利用輕薄短小的gif動畫,閃現出電影中性交場面的「特寫」,不只滿足人天生對偷窺的慾望,更和「強力持久」的男性主權性行為互相呼應。

除了這些對慾望和道德大加挑釁的宣傳手法之外,「名人認罪」的影片則用來帶領觀眾看見七宗罪是怎麼樣無所不在,幾位社運、文化藝術界的名人聯手,在攝影機前大方坦承自己的罪行,如何懶惰如何傲慢,不只讓人更能理解導演在電影文本安排上的用心,更把一般電影宣傳常用的名人推薦手法,提升到了另一個新的層次。

這個國家已經瘋狂

電影開始於一處刑案現場,城市老舊公寓的鐵窗密密實實地紮著了五彩但不繽紛,反而帶有薄命感的塑膠袋,陳屍公寓裡的是一名政治系大三學生楊婕(張寗飾),她被發現時全身裸露,身上佈滿了半乾涸的顏料,像是一件雕塑作品般,攤開來展示;她的雙眼,被人挖了去,留下深黑的兩個窟窿,無神無主的仰望。

鏡頭隨著絃樂二重奏的拉彈,緩緩地移動,憂鬱而悲淒的死寂氣息,從公寓鐵窗竄出,蔓延著整座城市。導演陳宏一刻意以低彩度的影像,音畫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辯證,呈現這起極具象徵性的死亡,以及這灰撲撲、烏雲密佈的台北。而這樣的表現手法,貫穿整個整部影片。

與開場這起死亡穿插發生的,是 2016 年總統大選,無論哪個政黨的候選人,無不推出充滿「希望、理想」的標語,從「LIGHT UP 台灣」到「台灣就是力量」;而「周子瑜道歉事件」,在片中亦成為某種呈現青年起而行動的指標性事件,兩名年輕人看到網路瘋傳的錄影後,便紛紛決定為自己的未來投下一票。

自畫像2-2
Photo Credit: 紅色製作
楊婕(張寗飾)

對比台灣現狀,我們可以透過江中澤輕描淡寫但又絕望無依的那句:「學運之後,改變了什麼呢?」看見政府、財團依然有恃無恐的恣意而為,看見各種媒體煽風點火、見獵心喜的嘴臉,看見有人為了一串免費的香蕉大鬧銀行,看見最無助的、底層的人被生活逼得反撲,看見恃強凌弱,看見色慾薰心,看見七宗罪漫溢氾濫。

《自畫像》背景設定在當下的台灣,陳宏一毫不掩飾地在電影中置入真實政治事件,輕易拼組各種形式符號;無論是街道市景的選舉看板、電視機裡播放的新聞畫面、楊婕房間牆上貼著的那些「反核,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彩虹旗等具有鮮明政治意識的布旗,在這集體高度渴望改變的關鍵時刻,人們似乎看到一線曙光,青年們焦慮地四處抓取可相信的事物,對世界的不信任,似乎得將信念價值攤掛在眼前才能夠提醒自己它們的存在。

劇情的推進,隨著高彩度的回憶、低彩度的現實,反覆地在當下與記憶中穿梭;刻意打亂的時間軸,恣意跳躍的剪接,《自畫像》不僅是部試圖從內容反映台灣社會現況的作品,更在電影的表現形式上意圖呼應著精神分裂的台灣。

導演以此推動著電影前進,抗議黑箱通過服貿的太陽花運動、為大埔張藥房聲援的旗幟、反對核電廠重啟的貼紙、對關廠工人臥軌的抱怨,還有新住民新二代的困境,便以一種清明上河圖的姿態,成為最令台灣觀眾感同身受的流動背景。

自畫像2-3
Photo Credit: 紅色製作
左至右,訥訥(Kiwebaby飾)、Hiroki(岡本孝飾)
人的七種原罪

現實是殘酷的,人在《自畫像》中是帶有原罪的。導演陳宏一透過電影中的七位角色,鋪展人由理想至看清現實的光譜;並將影片分成七段,每一段都呈現了人性的不同樣貌。

新銳藝術家江中澤(林哲熹飾)是厭世、挫敗、脆弱的,他曾經懷抱理想,但是在過程中受到掌權者殘酷且暴力的打擊,對世界失去希望,隱遁個人創作中,直到他認識楊婕。楊婕年輕、對生命充滿熱情、相信醜陋的世界可以靠著正義力量扭轉,她投身政治倡議,試圖從體制內發動改變。這太過天真浪漫的想望,把江中澤拉出黑暗,自己卻掉了進去。

訥訥(Kiwebaby飾)則像是台灣政治現況的隱喻,想要獨立、想要自己真實的樣貌,但卻始終無法真正割除那她所不願意承認的陽具。而三三(林微弋飾)大概是電影裡最為務實、實際的一個,她不是理想主義者,對政治與藝術並沒有任何堅持與熱情,她選擇在現實裡活;議員張耀州(鄭人碩飾)則是另一種類型的「務實」,他年輕時曾像楊婕那般充滿理想,但權力使人腐敗,人性的軟弱及慾念都依著外在環境的轉換隨之浮現。

導演讓我們看見懷抱理想的人們是如何在其中載浮載沉,最終落敗、滅頂、失去光彩。在人性慾求與理性之間掙扎、徘徊;希望,並非從未有過,只是尚處於萌芽階段的它,總容易在過程中夭折。對於理想,人們往往抱持太大的期盼,或許那也是一種貪婪與傲慢。

但丁在《神曲》裡根據惡行的嚴重性從輕到重排序了七宗罪——色慾、暴食、貪婪、懶惰、憤怒、嫉妒、傲慢。但這所謂的七宗罪其實並非真正大逆不道的「罪」,它更接近人的慾望與弱點。「我們每個人都有罪」,談的是一種人性的狀態。

自畫像2-4
Photo Credit: 紅色製作
三三(林微弋飾)

楊婕如星點般的眼眸,在電影一開場就不見了,那正是呼應著電影中將眼睛視為「看見」、「理想」的象徵。有許多時候,攝影師余靜萍的鏡頭刻意透過鏡面反射、從帶有髒汙的玻璃觀看,從那視角延伸出去的世界,總帶著視覺上的落差、失焦、模糊、變形,一如現實生活中許多人事物,總非他原初真實的樣貌。

而電影的最後,一個眼盲的孩子走入畫廊的展廳,伸手觸摸畫作,對他來說,雙手能認識的比眼睛更多,眼見如何為憑?身體/性的接觸,可能更為真實可靠。最終,那畫作幻化成一對烏黑的眼眸,倒數的「一」成為了「陳宏一」的一,似暗示著希望,也暗示著導演自身作為帶罪之人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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