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同理心》:一個人的死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是數據

《失控的同理心》:一個人的死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是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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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由於聚光燈的效應,倚靠同理心會造成理性思考下並無法認同的扭曲結果。

文:保羅.布倫

由於聚光燈的效應,倚靠同理心會造成理性思考下並無法認同的扭曲結果。這個現象透過一些有趣的心理實驗得到印證。

在一項實驗裡,受試者各自拿到十美元,並被告知可以自由捐款給其他一無所有的可憐人。

一切都採匿名方式進行;受贈者以數字為代號,由受試者抽籤決定捐給幾號。控制變項在於:有些受試者先抽籤才捐款,有些受試者則先決定要捐多少才抽籤。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先抽籤的人捐款數目遠遠高出後抽籤的人,達六成之譜。專家推論這是因為決定了對象以後,受試者更能想像一個特定個體身無分文的感覺,而不再只是抽象概念。同樣的團隊進行了另一次研究,這回實驗方式是捐錢給人道收容機構為家庭搭建住屋。

兩組受試者得到不同指示,分別為「已經選好受助家庭」和「即將選出受助家庭」。即使只是字面上的細微差異結果也大不同,第一組願意捐獻的金錢多了不少,很可能是因為具體(已經被選出的人)和抽象(未來才要選出的人,可能性有非常多)的差別。有些研究比較了我們對一個人受苦與很多人受苦會如何回應。

心理學家問受試者他們願意資助多少錢幫忙研發一種能夠保住一個孩童性命的藥物;另一組受試者則被告知藥物能夠保住八個孩童的命。實驗結果顯示,兩組受試者捐助的數額相當。然而若加入第三組,並告訴受試者受助的特定孩童的姓名並展示照片,則該孩童得到的贊助明顯提高—也就是一個人能得到的援助比八個人還多。

上述實驗室內的發現就是所謂「可辨識受害者效應」(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

四十年前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就曾說過:「一個六歲棕髮小女孩出面說她需要幾萬美元動手術才能活到聖誕節,郵局就會被湧來的捐款給淹沒。但如果新聞說營業稅調降以後,麻州各級醫療院所因為預算不足導致醫療品質下降,可預防的死亡案例些微上升,結果不會有多少人落淚或掏錢。」可辨識受害者效應突顯了人類情感很普遍的一個現象:對數字無感。倘若我們總是關注特定個體的苦痛,就會造成一個人的處境比一千人的還重要這樣有悖常理的情況。

想瞭解我們的情感對數字多麻木,想像一下自己剛看到新聞說遠方國家有兩百人死於震災。你心裡有什麼感覺? 再想像一下,原來方才看走眼了,實際上死了兩千人。你有感受到十倍的難過嗎? 甚至,真的有更難過嗎?

我很懷疑。一個人可以比一百個人還重要,因為單一個體反而能夠挑動群體無法喚起的情感。據傳史達林曾說過:「一個人的死是悲劇,一百萬個人的死是統計。」連德蕾莎修女都曾表示:「面對大眾,我不會行動;但注視著一個人,我就會行動。」由此可知在道德決策上數字的重要性立足於理智而不是情感。聚光燈特質的首要問題在於範圍狹隘,再者則是只能對準自己喜歡的方向,也就是受到偏見左右。

先前提到神經科學研究已經以很多方式證實了同理心和偏見有關,與同理經驗相關的腦部區塊對於目標是敵是友、是自己人還是別的群體很敏感,甚至會判斷對方看上去是舒服還是噁心等等其他資訊。

一如可辨識受害者效應,我們可以在實際生活中看到這樣的偏見。讓我們回顧近幾十年內觸動美國社會情緒反應的一些事件。

例如小女孩掉進水井的案例。一九四九年,加州聖瑪利諾市才三歲大的凱西.菲斯克(Kathy Fiscus)摔進水井,事件轟動全國。約四十年後,一九八七年十月,媒體暱稱為「潔西卡寶貝」的潔西卡.麥克盧爾(Jessica McClure)則是跌進了德州的窄井口,救援行動持續五十五小時。當時雷根總統說:「美國社會上下一心,大家都是潔西卡的教父教母。」

大規模事件也會挑起我們的情緒,只要能夠在群眾中看到受害者。所以我們對某些慘劇、災害、重大犯罪的迴響特別大,比方說二〇〇四年的海嘯、二〇〇五年的卡崔娜颶風、二〇一一年的艾琳颶風、二〇一二年的珊迪颶風,當然還有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雙子星。本書開頭也給過一個例子,就是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導致二十名孩童和六個成人死亡,引發全國各地悲慟與想要伸出援手的渴望。

這些事件確實嚴重,問題在於為什麼我們關注這些卻不關注其他的悲劇? 絕對不會是客觀上的重要程度排序。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以娜塔莉.霍洛威(Natalee Holloway)為例,一個十八歲的美國學生前往荷屬阿魯巴島度假時據信遭到綁架謀殺,該案占據電視新聞的時間遠遠超過同一時期發生在非洲達佛(Darfur)的種族屠殺事件。

他特別指出每天死於可預防疾病的人數超過卡崔娜颶風死亡人數的十倍,甚至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人數都在十三倍以上。

很明顯的,我們關注事件與否無涉受害者痛苦程度、全球重要性或者自己能出多少力,單純反映天性的偏好和在意程度。大眾特別關注嬰幼兒福祉,若外觀與自己相仿、來自同樣社群的人就更放不下。整體而言,我們最關心與自身相似的人,包括思想、語言、容貌的相仿,若牽涉到自己或所愛之人更不在話下。

亞當.斯密在一七九〇年時已經提出同樣的觀點,使用的舉例至今仍十分有名。他請大家假設中國所有人口都死於大地震,接著想像一個「歐洲的人道主義者」如何因應:

「我認為首先他會對不幸罹難者表達深沉哀悼,反覆感慨人類生命的脆弱、人類辛苦建立的一切有可能瞬間化為烏有......說完大道理、表達自己對人性的體悟以後,這個人會繼續自己的工作、生活,或是去休息、娛樂,態度從容不迫,彷彿天下依舊太平。」

亞當.斯密隨後以更切身的事件作為對照:

「可是一丁點雞毛蒜皮的小事發生在自己身上都能造成他的焦躁不安。假如明天保證會斷一根手指,這人今晚肯定睡不好。就因為從來沒見過對方,即使死了好幾億的人類同胞,他還是能睡得很安穩。」

稍微修改一下亞當.斯密的譬喻,想像要遭受斷指之痛的人並不是自己,而是一個很親近的人,例如家中老么。我想大部分人同樣會夜不成眠,造成的衝擊遠遠超過聽聞遠方的大量死亡。雖然羞於啟齒,但我們必須坦承:比起沒聽過的國家出了重大變故,網路斷線或不穩令我更有情緒。

不過也有例外。偶爾我們會受到遠方的事件吸引,典型情境是因為看到畫面、聽到故事,於是那份苦痛變得鮮明,觸發本來要事到臨頭才會啟動的情緒與情感反應。

作家、記者與影視製作如何切入道德考量是個值得探討且足以獨立成書的主題,不過我們大致都能體會到文學、電影、電視節目等等確實能夠吸引目光,促使大眾關心陌生人的痛苦。

哈里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一八五二年的著作《湯姆叔叔的小屋》除了是十九世紀銷售最好的小說,也轉變美國人對黑奴的態度;狄更斯的《孤雛淚》改善了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的兒童處境;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作品揭露蘇維埃集中營的恐怖。

電影如《辛德勒的名單》、《盧安達飯店》擴展我們對於他人困境(歷史上的或發生在異鄉的)的認知,原本大眾根本不會注意這麼多。可是要從眾多時空距離遙遠的主題中挑選一項專注描繪,取捨的依據是記者、製片、作家的直覺,由他們決定何者最為重要又或者最能引起共鳴,也因此有些明明對很多人都重要的事情仍舊得不到關注。有很多故事提及美國監獄內的慘況,但鮮少引起社會迴響,儘管那是數百萬人的真實人生,但外界大半不想理會這數百萬人。譬如很多人口中和心中都將監獄內的強暴案當成笑話,甚至是惡有惡報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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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盧安達飯店》劇照
電影《盧安達飯店》

人類的選擇性關注影響甚鉅。約莫二十年前,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便表達過深深的挫折感,因為美國社會十分關注索瑪利亞危機,卻相對無視(客觀上而言更慘烈的)蘇丹問題。他哀怨問道:「這世界幫助索瑪利亞人卻拋下蘇丹人,真的只因為索瑪利亞人比較上相嗎?」

其實在索瑪利亞之前還有比亞法拉(譯按:Biafra,奈及利亞東南部由分離主義者建立的國家,但未獲普遍承認,一九六七年成立,一九七零年即宣告滅亡)大飢荒這個例子。記者菲利普.古勒維奇(Philip Gourevitch)描述當時美國人看到電視畫面中「四肢如柴、腹部鼓脹、眼神渙散」的孩童實在太過心疼,後來大量信件湧入國務院,每天高達兩萬五千封。

詹森總統不知如何處理,忍不住要求副國務卿:「想辦法把那些黑娃娃從電視裡趕走!」撰寫此書的過程中我發現一門學術叫做「災害理論」(disaster theory),該領域很多研究都在探討自我利益作為心理動機。以美國為例,每到選舉年,總統更可能宣布國家災害,選情激烈的州則會得到較多捐款;換言之這筆錢名目上是救災,實則為誘因或賞金。災害理論的其他研究還提到人類的關注焦點缺乏統整性,時常無法合理評估何處最需要幫助、何處能發揮善意最大的效率。沃爾特.艾薩克森埋怨的便是這樣的現象。

有些案例並非一翻兩瞪眼,索瑪利亞優先於蘇丹是對是錯並非三言兩語能夠道盡。然而其他例子未必這麼複雜,可愛動物是最明顯的情況。要援救沾染油汙的企鵝群,還是如二〇一四年達拉斯花費兩萬七千美元照顧一隻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狗? 金錢和精力可以用在刀口上。

我並不認為前面討論到的各種偏見都來自同理心,但有一部分的確是。與自己相近的人、曾經善待自己的人、自己喜愛的人都是比較容易同理的對象。正因如此,我們更傾向幫助他們。神經科學實驗室內找到的同理心偏見實際在人類每日互動中上演著。

可是有些偏見的成因比同理心更深層。我們天生就偏袒朋友家人而不是外人,對於同樣群體的成員更照顧,對相異或敵對的團體則否。人之所以如此是演化歷史的一環,從達爾文主義的角度來看若要避免被淘汰的命運,就應該保護擁有相同基因和會幫助自己的生物,這麼做能得到相對於競爭對手的優勢。優先照顧親近個體的態度影響層面廣泛,除了決定我們較容易同理誰,還影響了我們喜歡誰、傾向對誰好、想與誰建立關係、懲罰誰等等。

也有些偏見來自人類注意力模式的特點。新鮮的人事物比較能引起我們興趣,接觸太多、習慣了就漸漸麻木。我們可以忽略冰箱鎮日發出嗡嗡聲,也可以對始終沒有好轉的問題視而不見,無論是非洲兒童餓死或美國的他殺數字。

大型凶殺案盤踞電視螢幕、報紙頭條、網際網路,最慘烈的幾次深植於集體記憶—科倫拜高中、維吉尼亞理工學院、奧羅拉市、桑迪胡克。但除非恰好認識受害者,否則其餘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命案對大眾而言只是背景雜訊。

這些偏見不是來自同理心,然而同理心的聚光燈性質導致同理心會受到偏見影響。同理心範圍狹隘、目標單一且缺乏數字概念,所以通常都受到注意力焦點或種族思想的牽制。唯有放下同理心,嚴格遵守規範和準則,或者進行成本效益的評估,人類才能盡可能達到公平公正。

相關書摘 ►少點同理多些慈悲,不去感受對方痛苦並非泯滅人性

書籍介紹

《失控的同理心︰道德判斷的偏誤與理性思考的價值》,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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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保羅.布倫
譯者:陳岳辰

本書提出許多開創性的科學證據,主張個人或國家許多錯誤的決定,從要捐錢給誰到決定要不要開戰,從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到要把誰關進牢裡,常常是受情感所驅動。若把同理心拿掉,說不定我們的決定會更清楚、更公平且更符合道德。

究竟同理心為什麼會影響我們的判斷與行為?

本書希望告訴大家,幫助別人不只用心,更要用腦。同理心不該只是一種感性的情緒,亦要有理性的思考。而實際將同理心付諸行動的時候,要運用腦筋將所行之善「最大化」,亦即所謂「有效利他主義」。如果我們理性運用同理心,大眾論述也許能更公平、更符合道德。如果我們能真正體會,失去一百條性命比失去一條命更加嚴重,如果我們能認同,遠在他國、和我們看起來截然不同的人,他們的性命跟我們的家人一樣重要,那麼政策就能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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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