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解放就是超越群體差異

所謂解放就是超越群體差異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楊不僅是傑出的理論思想家,也是草根政治行動的積極參與者,曾活躍於婦女人權、非洲國家外債減免、勞工權利等領域。她會親身參與社會運動擔任其中一員,並將她的街頭觀察與思考融入論述,並從中發展出她的女性主義及民主理論的思考。這是身為一個政治哲學家真正的工作。

曾經有一個年代,存在著種姓及階級制度,當時傳統注定了每個群體的位置,有的群體生來就是統治者,其他群體則生來就是服事者。在這個黑暗的時代,法律和社會規範為不同群體定義了不同的權利、特權及責任義務,並根據性別、種族、宗教、階級或職業特徵來區別群體。教會及國家根據人們擁有不同本質、而有些本質優於其他本質的理由,證明社會不平等是正當的。

然後有一天,黎明天光,啟蒙時代預示了對人性及社會的革命性構想。革命家們宣布,人皆生而平等,因為人人皆有理性及道德能力,因此法律與政治應該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及公民權。這些大膽的觀念就此劃下了現代政治鬥爭的戰線。

自理性的眾聲喧譁開始,兩百多年來,光明的力量始終為自由及政治平等而奮戰,力抗由非理性偏見、獨斷的形上學及父權教會、國家與家庭的傾頹巨塔所組成的黑暗勢力。在美國這個新世界,我們曾在這場戰爭中奪得首勝,因為美國獨立戰爭正是為這些啟蒙原則而戰,美國的憲法正是為自由與平等而寫。所以我們不需要和我們舊世界的同伴一樣,努力去擺脫階級的重軛、宗教的特權。

然而,美國有著自己令人駭然的寡頭統治;包括奴隸制,以及將婦女從公共生活中排除,皆是其形式。在漫長而艱辛的奮鬥中,這些以群體差異為基礎的特權堡壘開始崩壞,最後於一九六○年代轟然倒塌。今天在我們的社會中仍留存著少數偏見及歧視的遺跡,但我們正在對付它們,而且已經幾乎要實現了啟蒙之父們敢於提出的那個夢想。國家與法律應該只使用平等適用於所有人的普適性詞語及條文來表達權利,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差異應該純粹為偶然,並歸私領域處理。我們尋求的,是一個種族、性別、宗教和族群差異不再導致人們權利和機會差異的社會。人們應該被當成個體、而不是群體的成員來對待;他們的生活選擇及報酬應該只基於他們的個人成就。所有人都應該能夠自由地成為他們想成為的人、自由地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自由地選擇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受傳統期待及刻板印象所牽絆。

我們告訴彼此這個故事,並讓我們的孩子在我們神聖的節日中演出—這四個節日是感恩節、獨立紀念日、陣亡將士紀念日及林肯誕辰紀念日。我們制定了馬丁.路德.金恩紀念日,這個節日是如此地契合這個敘事,以至於我們已經忘了為了把這個節日放進標準年曆當中,我們還打了一仗。這個故事裡有著許多的真相。在過去和現在,自由與政治平等的啟蒙理想都啟發了對抗壓迫及支配的運動,這些運動成功創造出我們不願失去的社會價值和制度。一個民族能夠在享用大餐後說起這個故事、並時時提醒彼此莫要辜負,已然令人額手稱慶。

然而,如今正是這個敘事的價值以及它所敘述的政治平等成就,鼓舞著新的離經叛道者。近年來,排除群體差異的解放理想持續被一些受壓迫者運動所挑戰。正是這種對抗差異化特權、爭取政治平等的政治運動的成功,產生了群體特殊性運動及群體榮光運動。

我在本章中批判一種正義的理想,它將解放定義為超越群體差異,而我稱這樣的解放為一種同化的理想(idealofassimilation)。這個理想往往提倡將平等待遇做為正義的首要原則。而近來受壓迫群體的社會運動則挑戰此一理想。在這些運動中許多人主張,對群體差異的正面定義,事實上更具有解放的效果。

我支持這樣的差異政治,而且我主張,重要的是社會差異本身的意義。傳統政治基於某些人的群體屬性而排除他們、或認為他們是下賤的,它的假定是差異具備著存在主義式的意義;它將群體定義為擁有不同的本質。但另一方面,一個平等主義的差異政治則以更流動的方式定義差異,並從關係性的角度將其定義為社會過程的產物。

肯定群體差異的解放政治涉及了對平等意義的重構。同化理想假定,若要人人皆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就需要根據同樣的原則、規則及標準對待每一個人。另一方面,差異政治則主張,所有群體都能參與並被包容進來的平等,有時需要的是對受壓迫群體或弱勢群體有著不同待遇。為了促進社會政治,我主張社會政策有時應該給予群體特殊待遇。我會探討工人的懷孕及生產權利、雙語―雙文化者的權利、以及美洲印地安人權利做為這類特殊待遇的三個案例。最後,透過主張受壓迫群體在民主決策政體中的代表性原則,我將擴展這裡提到的異質公共觀念。

解放的相競典範在《論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On Racismand Sexism)一書中,理查.華瑟史壯發出一篇從以群體為基礎的壓迫中解放理想的經典聲明,這篇聲明認為這種解放理想涉及了對以群體為基礎的差異本身的排除。他指出,在一個真正非種族主義、非性別主義的社會,種族或性別所扮演的功能,只會和眼珠眼色在我們今天社會所扮演的功能一樣。儘管膚色或生殖器官上的生理差異仍然存在,但它們對一個人的認同感、或其他人對他或她的看法毫無意義。沒有政治權力或責任義務會與種族或性別連結起來,也沒有重要的制度性利益會與種族或性別關聯在一起。人們會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在政策或日常互動中考慮到種族或性別。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社會群體差異也就不復存在。

華瑟史壯將同化理想與多元性的理想對照,後者很像我所要主張、而他也同意十分具有說服力的那個理想。然而,他卻提出了三個理由支持選擇同化主義理想,而非多元性理性。首先,同化主義暴露了以群體為基礎之社會區分的獨斷性,這些社會區分被認為是自然而必須的。藉著想像一個種族和性別不再具有社會意義的社會,人們更清楚地看見這些群體範疇如何在各領域中不必要地限制了一些人在現存社會中的可能性。其次,同化主義理想提供了一個清楚、明白的平等及正義標準。根據這樣的標準,任何與群體相關的分化或歧視都是可疑的。無論何時,只要法律或規則、勞動分工、或是其他的社會實踐根據群體成員身分的不同而分配不同利益時,這就是個不正義的跡象。而正義的原則很簡單,就是根據同樣的原則、規則及標準來對待每一個人。第三,同化主義理想極大化了選擇。在一個差異不會造成社會差異的社會,人們可以尋求個體的自我發展,而不會受到群體規範及期望的束縛。

排除群體差異的解放理想,在解放政治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這是毫無疑問的。在針對排除及地位分化的抗爭中,否認自然差異的普適人性理想始終是關鍵的歷史發展。它讓人人皆具同等道德價值的宣稱成為可能,於是也讓人人都有權參加並被包含在一切制度、權力位置和特權的宣稱成為可能。然而,女性、黑人及其他群體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及劣等本性,這樣的信念持續存在;在面對這些信念時,這種同化主義理想亦保留了其顯著的修辭性力量。

同化主義理想的力量固然啟發了受壓迫群體及其支持者共同抵抗對他們群體的排除及貶損之抗爭,並持續啟發許多後進;然而一直以來,在美國歷史上卻週期性地出現質疑、拒絕這條「歸屬之路」(path to belonging)的受壓迫者運動。他們並不認為自我組織及正面群體文化認同的宣稱是取得權力及參與支配性制度的更佳策略。近幾十年來,不僅能在種族及族群中見證了這個「差異政治」的復興,在女性、男女同志、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之中也同樣看見了這股潮流。

一九六○年代中期,在民權法案及選舉法案通過後不久,許多黑人民權運動的白人及黑人支持者對黑人權力運動(Black Power)的興起感到驚訝、困惑及憤怒。黑人權力的倡議者批判融合主義(integrationist)的目標,以及成為民權運動之特徵的、對白人自由主義支持力量的依賴。他們鼓勵黑人打破與白人的聯盟,主張自身文化、政治組織及目標的特殊性。他們鼓勵的不是融合,而是黑人在他們各自社區中尋求經濟及政治的賦權。六○年代末以來,許多黑人宣稱民權運動的成功融合,結果是摧毀了黑人組織的社會及經濟制度基礎,至少與它們減少黑白種族間敵意並打開機會大門的程度相當。儘管一些個別黑人的處境也許比這些變遷不曾發生時要好些,但做為一個群體,黑人的處境並未改善,而且也許是惡化了;因為那些成功同化進美國中產階級的黑人們不再與下層階級黑人有密切的連結。

儘管許多黑人政策質疑經濟及政治角度上的同化理想,但過去二十年來人們也看見,對非裔美國人歷史的恢復與重新評價、以及在新文化形式的創造上,黑人對獨特非裔美國文化的堅持與頌揚。「黑就是美」的口號穿透了美國意識,深刻地擾動了我在第五章中論證過的公認的身體美學,這種身體美學強力地再製了種族歧視。留一個非裔美國髮型,是宣告自己具有與眾不同的風格,而不是比較不時尚。語言學理論家宣稱黑人英語只是用不同方式建構的英語,而不是比較差的英語,黑人詩人及小說家充分利用並探索了黑人英語特殊的細微差異。

六○年代晚期,印地安人權力運動(Red Power)快速地跟上了黑人權力運動的步伐。比起黑人,美洲印地安人運動及其他的美洲印地安人基進組織更堅決地拒絕了同化目標—這樣的同化目標支配了大半個二十世紀的白人―印地安人關係。他們主張在印地安人土地上的自治權,並為取得且維持印地安人聲音在印地安事務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中的支配角色而進行奮戰。美洲印地安人尋求恢復及保存他們的語言、儀式及技藝,而復興傳統文化的榮光也促進了分離主義政治運動。

對部落自決的狂熱承諾,使他們主張土地權利並爭取保留區資源的控制權。部落自決要追求的,是在白人社會中發展、維持印地安人的政治經濟基礎,而非發展、維持白人社會的印地安人政治經濟基礎。這些不過是在七○及八○年代受壓迫、弱勢或特別被標籤化群體之普遍政治趨勢的兩個例子;這是一股人們自主組織並主張自身文化的正面性及經驗特殊性的趨勢。許多說西班牙語的美國人,拒絕了傳統上認為要充分參與美國社會就必須進行語言及文化同化的假定。在過去的二十年裡,許多人對他們的波多黎各、奇卡諾/墨西哥、或其他拉丁美洲遺產重新感到興趣並拾回驕傲。他們堅持有權利在維持他們特殊文化、使用他們語言的同時仍然享有公民身分的好處,像是投票權、良好的教育及工作機會。許多猶太裔美國人也同樣拒絕了同化理想,而主張猶太認同的特殊性及正面意義,他們經常公開強調基督教文化不再是規範準則。

自六○年代末開始,同志文化表現、同志組織及同志在遊行及其他論壇的公開現身就如雨後春筍般興盛,這股潮流劇烈改變了年輕人建立性取向認同的環境,也改變了許多人對同性戀的看法。早期的同志權利倡議曾有種獨特的同化主義及普適主義傾向:目標是要消除同性戀汙名,避免制度性歧視及取得社會認可—同志和任何其他人都「沒有不同」。然而,正是對抗歧視與警察騷擾、以及推動公民權實現的政治組織過程,促進了男女同志社群的發展及文化表現。七○年代中期,他們在聚會地點、組織、文學、音樂及大型街頭慶祝活動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今天,大部分的男女同志解放運動都倡議不僅要求公民權,更要求肯定男女同志做為社會群體的特殊經驗及觀點。透過拒絕接受支配文化對健康性欲及可敬家庭生活和社會實踐的定義,男女同志解放運動驕傲地創造並展示了獨特的自我定義及文化。對男女同志而言,與種族融合的類比是典型自由主義對性欲取向的思考方式;這種觀點認為只要是私下從事,任何行為都是被容許的。同志榮光聲稱,性認同是文化及政治的事,而不僅僅是要被容忍或禁止的一種「行為」。

女性運動也創造了自己版本的差異政治。在十九世紀、及直至二十世紀七○年代末的當代女性主義運動中占主導地位的人道女性主義(humanist feminism)認為,任何對兩性之間差異的主張,不過是一種女性壓迫的遺緒,以及一種正當化將女性持續排除於社會價值看重的活動之外的意識形態。因此,在將兩性平等類同於性別盲的這點上,人道女性主義出現了類似同化理想的作法,即根據同樣的標準來評量男性和女性、並給予他們相同待遇。確實,對許多女性主義者來說,雌雄同體可說就是性解放的理想—一個性別差異本身被排除的社會。考慮到這個兩性平等版本的力度及表面合理性,實在令人忍不住困惑:女性主義何時也開始轉向差異,並主張女性經驗價值的正面性及特殊性了。

女性主義分離主義(feminist separatism)是這類女性中心論女性主義(gynocentric feminism)最早的表達形式。女性主義分離主義完全或部分拒絕了進入男性支配世界的目標;因為這個目標要求女性遵照由男性制定、且一直被用來對付女性的那些規則來玩遊戲,也因為嘗試要符合男性制定的標準時,無可避免地會涉及到迎合或取悅持續支配著社會價值看重之機構及活動的男性。分離主義促進女性透過自我組織而獲得賦權,在所創造出的分離而安全的空間中,女性得以分享並分析她們的經驗,傳達她們的憤怒,彼此玩耍、創造親密關係,並發展出更新更好的制度及實踐。

當代女性運動的大部分要素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分離主義性格。幾乎可以說正是這群尋求盡可能生活在純女性機構中的分離主義,創造出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如雨後春筍般在全美各地冒出、並持續獲得數百萬女性忠實支持的女性文化—形式包括了音樂、詩歌、靈性活動、文學、慶祝活動、嘉年華及舞蹈。無論是亞馬遜女戰士的形象描繪、恢復及重新評價傳統女性的藝術(例如拼布和編織)、或是以中世紀女巫巫術為基礎發明新的儀式,這類女性文化表現的發展帶給許多女性主義者以女性為中心的力與美形象,這些形象全然外在於資本主義父權定義下的婦容(pulchritude)。分離主義的衝動也促進了許多獨立自主的女性機構及服務之發展,這些機構及服務具體改善了許多女性的生活,無論她們是否是女性主義者—例如健康診所、受暴婦女的庇護所、強暴危機處理中心,以及女性咖啡館和女書店。

自七○年代末開始,大部分的女性主義理論及政治分析也從人道女性主義轉向了;它們開始質疑傳統女性活動表現的主要是女性的受害犧牲、並扭曲了她們人性潛能的假定,也質疑女性解放的目標是否就是平等地參與現今由男性主導的公共制度。以女性為中心的分析,不把與傳統陰柔特質相關的活動與價值理解為大多是扭曲的、或是對女性真正人類潛能的戕害,而是去重新評估透過照顧、養育及合作方式建立起的社會關係價值;他們認為這些與女性的社會化過程相關,他們也在女性的特殊經驗中尋求一種面對身體與自然的態度,一種相較於由男性支配的西方資本主義主流文化更為健康的態度。

這些社會運動中,沒有一個主張它們正面的群體特殊性其實是個統一體。所有社會運動的內部都有著群體差異。以黑人運動為例,就包括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黑人、同志和異性戀、男性與女性,而其他的群體也一樣。有關社會群體內部群體差異的意涵,女性運動曾做過最系統化的討論。

針對種族盲、族群盲的壓迫、以及處理女性間群體差異的重要性,女性主義會議和出版品都產生了尤其豐碩的討論成果,儘管這些討論也往往令人情緒緊繃。從這樣的討論中浮現的原則性努力,是提供一些自行組織的論壇給黑人、拉丁裔、猶太裔女性、女同志、身心能力不同的女性、年長女性,以及任何女性,只要她們認為有理由主張自己做為一個群體擁有獨特的聲音、但在一個一般性的女性主義論述中會被消音的話。那些討論,以及為了形塑不同群體認同的女性間的討論及互動結構而創立的女性主義實踐,都提供了發展異質性公共的一些起初模式。每個其他的社會運動也都引發了涉及他們認同的群體差異之討論,並產生其他合縱連橫的可能性。

透過差異政治而解放主張群體差異正面感受的解放運動所隱含的,是一種不同的解放理想,也許可以稱之為民主文化多元主義。在這個看法中,好的社會並不排除或超越群體差異,而是在具有社會和文化差異的群體之間存在著平等關係,相互尊重並彼此肯定對方的差異。那麼,拒絕同化主義理想、而提倡差異政治的理由是什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正義與差異政治》,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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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影響當代社會最重要的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

楊提出許多創新且深具論述意義的概念,包括社會正義與壓迫理論、女性身體經驗、溝通民主,也探討包括恐怖主義、暴力、國際法及國家安全等問題。她的作品同時關注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傳統,其學術思想更啟蒙自批判理論(哈伯瑪斯與馬庫色)、現象學(西蒙波娃與梅洛龐蒂),以及後結構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克莉斯蒂娃與伊希嘉蕊)。

楊不僅是傑出的理論思想家,也是草根政治行動的積極參與者,曾活躍於婦女人權、非洲國家外債減免、勞工權利等領域。她會親身參與社會運動擔任其中一員,並將她的街頭觀察與思考融入論述,並從中發展出她的女性主義及民主理論的思考。這是身為一個政治哲學家真正的工作。

楊於 2006 年病逝,美國政治哲學界頓時殞落一顆明星,2005年出版的《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商周,2007)成為她最後一部作品。其後,學界紛紛表示哀悼之意,匹茲堡大學以其名設置「艾莉斯.馬利雍.楊獎」(Iris Marion Young Award),賓州州立大學也以其名設置了「艾莉斯.馬利雍.楊多元學者獎」(Iris Marion Young Diversity Scholar Award),紀念她的諸多創新貢獻。

譯者:陳雅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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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王陽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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