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性進化史觀使人們的價值藍圖有所安頓,人生與工作的意義不言自明

線性進化史觀使人們的價值藍圖有所安頓,人生與工作的意義不言自明
Photo Credit: Paul Kelle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進化思維在政治方面的影響也是無遠弗屆的,它使得一種線性的、有目標的、化約式的發展成為嶄新的追求。

文:王汎森

用Franklin Baumer在《近代歐洲思想史》(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s, 1600-1950)中以「From being to becoming」來形容1859年以後支配西方思想界的理論,認為「萬物都是變動不居的」,所有凝固的被分解開,所有固定不動的被拆解,所有一切過去被認為是永恆的,都被認為只是暫時,一切是被歷史脈絡所決定的,所謂宗教也成為一種歷史現象。[1] 關於學術方法論上,胡適所稱的「歷史的態度」(genetic method)即與此說有關。對歷史、文化及大自然的理解,脫離上帝或冥冥之中的「造物」之觀念,造成文化之歷史化、大自然過程之歷史化。

進化思想為近代中國的學術論述帶進一種「發展」的觀念。中國傳統思想對「發展」一點相當忽略,蒙文通在1952年寫給張瀾(1872-1955)信中說:「儒家之學,自《周易》以下迄宋明,皆深明於變動之說,惟於發展之義則儒者所忽,而義亦不可據。」[2] 而進化論則是給中國當時各種學問帶來一種發展的觀點,例如改變了當時許多人對史學之定義,紛紛認為歷史是尋找變遷進化的因果關係或進化之公理的學問。

呂思勉於民國十二年出版的《白話本國史.緒論》中說:「歷史者,研究人類社會之沿革,而認識其變遷進化之因果關係者也。」在此之前,人們不會認為歷史的性質是簡單地認識「變遷進化」之因果關係。我們再看呂書的章節名稱,如「三皇五帝時代社會進化的狀況」一節,即可看出其關懷之所在。[3] 此外,在各種範疇中,人們也運用進化的觀念,譬如道德進化論、「六書進化論」[4] 等,不一而足。

清末以來,由梁啟超等人所提倡的「文明史」,是當時日本極為流行的史學觀念。「文明史」原本不可與進化論畫上完全的等號,可是在晚清中國,兩者卻密切交織在一起,相輔相成。它基本上認為所有人類都在爬同一個(進化的)階梯,所以高與低、文與野都帶有強烈的道德評價的意味,落後者要受到譴責,甚至有負疚的感覺。

以下我再從「線性思維」,討論進化思想對社會的影響。進化思維將原先分散開的宇宙人生萬事萬物重新組合,將知識或人生中一種原本自由的連結,或由傳統、習俗等所形成的關聯式(associated)的關係,篩選,壓縮或刪薙,連結成一條往上進步的斜線。這一條線的威力真是無遠弗屆,它提供人們看待萬事萬物(尤其是歷史)的一種全新視角。

以史學為例,試想在此之前最為流行的史籍如《綱鑑易知錄》或《御批通鑑輯覽》,看它們對歷史事件的鋪陳方式、對事情前後因果關係的組合,何嘗有意要安排出一條因果緊密相連的向上進化歷程。許多人豔羨能在社會進化的框架上思考歷史現象,如顧頡剛之於胡適。也有許多人認為沒有線性架構的歷史觀者即為無歷史觀。這些皆是過去所無法想像的,因為過去對「歷史」的定義並非如此。

這一條線將一些原先散置的、不可比較的,排在一條線上,以在前或在後定出優劣,使得它們之間形成一種比較關係,且便於產生高下優劣的判斷,以及行動者現在應有的抉擇。譬如胡適在〈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便一再困惑梁氏「牢牢的把定著一條線去走」。[5] 把西方、中國、印度放在這一條線上,西方是向前的,印度是向後的,中國文化是處於中間的。原先人們不一定會用「放在這一條線上」,並以前、中、後來比較其發展,但經梁漱溟這一線性化,這三個文明便形成一個新的比較格局。

進化也造成一種新時間觀,「過去」(past)這個東西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複雜,它被放在何種架構下來看其意義是不一樣的。在以前,「過去」可能只是雜亂而互不聯屬的一些案例。在進化論的架構下,「過去」的意義則有不同,「過去」可以是極粗陋、野蠻的,而且愈是如此愈為可信,愈是倫理化,愈不可信。研究過去,包括研究最野蠻的過去,是為了了解各種人類發展的現象的律則(law)。

「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由一些原本混雜、個殊、單獨存在、並列或散置的事例,被排在一條線上形成一個律則。一旦形成律則,便可以適用到各種社會中。總之,「過去」、「現在」、「未來」的意義重新得到安排,獲得新的意義。也就是說再粗陋樸拙的「過去」也可以有啟示作用,因為它是形成律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它在進化架構下的律則的形成過程中占有一個地位。律則與現實的關係不是提供一個一個範例式的,而是因定律而產生的關係,「過去」、「現在」、「未來」如《孫子兵法》所說的「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在這裡請讓我引用梁啟超在一篇題為〈生物學在學術界之位置〉的演講稿中極有意思的觀察,他說:「把生物界生存的共通法則,如遺傳,如適應,如蛻變,如競爭,如淘汰,如互助,如進化等等,都類推到人類生活上去,如何如何的發展個性,如何如何的保存團體,件件都發現出逼近必然性的法則,於是人類社會怎樣的組織,怎樣的變化,歷歷然有線路可尋。」、「不惟直接產生社會學而已,凡有關於人事之諸學科,如法律學,如經濟學,如政治學,如宗教學,如歷史學,都受了他的刺激,一齊把研究方向挪轉。試看近五十年來這些學問,那一種不和所謂達爾文主義者發生交涉?」[6]

Liang-Qi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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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