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過後,中日在經濟上密不可分,但政治對立的火種仍未熄滅

百年過後,中日在經濟上密不可分,但政治對立的火種仍未熄滅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進入二○世紀,日中經濟關係逐漸變得密切,這是自明末清初的一七世紀以來的局面。而且由於當時雙方沒有政治上的關係,因此僅能以「倭寇」的形式建立經濟關係。

文:岡本隆司

時代的轉換

清末中國的內外安定由「督撫重權」和「海防」支撐。換句話說,李鴻章的角色和進行的事業非常重要。清朝日清戰爭的敗戰,代表了北洋海軍的潰散和李鴻章的失勢。安定的基礎崩盤,內外情勢極度不穩也是必然的結果。

為了防止戰勝的日本蠶食中國,李鴻章和清朝政府當局採取引進俄國勢力的方針。三國干涉要求日本歸還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下關條約(譯註:中國稱作「馬關條約」)中獲得的遼東半島就是一個例子。翌年,中俄締結密約,結成以日本為假想敵的軍事同盟,並約定鋪設橫斷中國東北的東清鐵路。清朝向俄國一面倒的姿態,與英國在日清戰爭的過程中從親清轉為親日有很大的關連。為了逼迫日本讓步,並繼續與之對抗,清朝除了仰賴俄國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然而,事態終於惡化。翌一八九七年,德國突然佔領膠州灣,列強從此開始爭奪利權。喪失武力的清朝已經無力抵抗。就連同盟的俄國最終也加入列強的行列,奪取旅順和大連。

中國對於「瓜分」的危機意識高漲,出現內政改革和排外的動向。前者是所謂的「變法運動」,後者則是「義和團事變」。兩者關係密切,不可分開探討,但如果是對之後歷史發展的重大影響,則必須先看到後者的結果。

在華北不斷襲擊外國人的祕密結社義和團與清朝政府聯手,於一九〇〇年向列強宣戰,這就是義和團事變。義和團和清軍殺害列強的外交官,包圍公使館進行攻擊。列強則組成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和北京,解放公使館。

加害外交官是禁忌,這是當時也不變的國際慣例,從列強的角度而言,這簡直就是不可原諒的暴行。於是,列強強迫清朝簽下具有懲罰性的北京議定書(譯註:中國稱為「辛丑條約」),並要求天文數字的賠償金,相當於每人一兩銀、總共四億五千萬兩。清朝當然不可能吞下這個條件。中國從屬的國際地位就是在這裡確定。

李鴻章被任命全權負責北京議定書的談判和簽訂,在達成任務後不久就過世,這一點非常具有象徵性的意義。當時正好是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時候,時代也出現了大轉變。舊時代的主角為自己的時代拉下終幕,走下舞台,新的時代隨之來臨。

義和團事變和其結果,無論是對內或是對外都有很大的影響。對內方面,清朝的權威最終陷入谷底,過去約束知識份子的既有觀念,成為了被懷疑和批判的對象。根據儒教世界觀建構的「華夷」自尊意識,也轉換成以近代國際關係為前提的民族主義觀念。

就這樣,數年前無法推動的體制變革和「變法」的方案,政治氛圍也變得甚至連反對都說不出口。更加激烈打倒清朝的行動也因獲得支持而開始發展,「革命」思想逐漸滲透。接下來面對的就是混亂且流動的政治情勢。

對外方面,最重要的是俄國的動向。在發生義和團事變的時候,動亂波及東清鐵路沿線,俄國出兵佔領黑龍江、吉林、奉天的東三省,不肯離去。對此備感威脅的日本與害怕俄國南下的英國結成日英同盟加以對抗。現在回頭來看,義和團可說是日俄戰爭的導火線。

螢幕快照_2017-09-27_下午6_18_00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

日俄戰爭的結局

一九〇四年二月爆發的日俄戰爭,雖然是日本與俄國之間的戰爭,但由於戰場在清朝的東三省,因此不僅是日俄雙方的事,清朝中國也有介入。

無論是日或俄,只要壓倒對方,東三省就可能落入自己的手裡。然而,由於實際上是以日本部分勝利的平手形勢結束戰爭,俄國在南下東亞方面受到阻礙,日本掌握朝鮮半島,但國際承認中國對東三省的主權。一九〇五年九月日俄簽訂朴資茅斯條約,當中約定的國際性條件成為了下一個時代的起點。

日本贏得日俄戰爭的勝利比日清戰爭更讓世界驚訝。這場勝利代表的是有色人種戰勝白人,或是說立憲戰勝專制,對亞洲諸國帶來重大的影響。除了成為日本保護國的韓國之外,紛紛效仿明治維新的日本救國,實現富強之道。清朝中國也不例外。

中國前往日本留學的人數激增,無數的西洋知識文物經由日本流入中國。西洋式的政治概念和制度觀念逐漸在清朝政府內定型,開始以轉向立憲政體為前提的「新政」。無疑是以明治日本為模型。然而,比起立憲政體更重要的是培養政府內政外交方面的西洋式國家觀念和領土概念。

將現有的清朝版圖視為名為中國的「國家」整體的「領土」,保護國家領土也就是救國的政策常理定型。與之並行的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潮昂揚,兩者透過保持「主權」的概念連結。「新政」時期的各種嘗試就是以此為骨幹。

為此,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政策和國是逐漸朝向全面化近代國家邁進。將西藏和蒙古等視為「邊境」的「領土」,強化統治,以及試圖拿回交到列強手上的鐵道和礦山等利權,這些都是最典型的例子。

日俄戰爭勝負不明的結果造成問題。朴資茅斯條約第五條和第六條規定,日本在以取得清朝政府同意為條件,繼承俄國擁有的旅順和大連的租借權、長春和旅順間的鐵道(南滿州鐵路,也就是所謂的滿鐵)以及開採礦山等利權。為了獲得清朝政府的同意,朴資茅斯條約的功臣小村壽太郎外相親自前往北京談判,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締結北京條約。

就當時日本政府,或一般日本人的情感上而言,流了這麼多血才好不容易從俄國手中取得勝利,由日本繼承俄國的利權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這與中國人的情感和理論不同。中國正開始立志透過「領土」整體化和收回利權,成為近代主權國家,日本就提出這一個完全與中國志向背道而馳的要求。而且,包括小村壽太郎在內的日方都是採取高壓的態度進行談判,此舉引起中國朝野深深的憤慨和怨恨。

一九〇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