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善惡之必要:《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直面善惡之必要:《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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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歷史雖是如此複雜、充滿雜音,電影的論調卻始終明確:光州事件就是獨裁者指揮軍隊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加害者與被害者之善惡對立是毋庸置疑的。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在台灣上演後引起廣大迴響,不少人提出疑問:為何韓國文化工業可以不斷生產出民主轉型等大歷史題材的影視商品?有沒有可能拍出一部「二二八事件」版本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不過從歷史脈絡或事件性質來說,二二八事件與光州事件是難以比較的,反而是在如何面對歷史的問題上,存在着互相比照的可能。如果好萊塢的超級英雄式電影早讓觀眾習慣了善惡對立的故事模式,那又該如何解釋《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不加掩飾的正義感帶來的震撼?也許,我們太習慣以猶豫不決的態度對待自身歷史。

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朴正熙被暗殺後,韓國一度出現民主的曙光,結果卻是全斗煥以軍事政變建立獨裁政權,並派軍鎮壓光州的民主運動。計程車司機金士福(原名)接載德國記者尤爾根.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從首爾潛入光州,以錄像將軍隊的血腥鎮壓一一記錄下來,成功突破政府的消息封鎖,公開事件真相並引起全球關注。現實中的德國記者卻始終未能聯絡上這位無名英雄,其事跡只靠記憶描述。雖然存在真實人物原型,電影對主角的塑造卻非常大膽。

韓國原來的片名是《計程車司機》,台灣的譯名《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則凸顯了計程車司機的社會身分,或位階與其行動之間的落差;「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不是社會運動家,不是知識分子,更不是軍人,就是個小市民而已,卻承擔了讓光州事件真相公諸於世的責任。仗義每多屠狗輩-司機身分與其功績的落差,是在某種價值觀下,甚至是略帶歧視的判斷,整部電影的主線其實就是整個落差的消解過程,其中充滿偶然性卻又善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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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光州事件發生當時,在政府刻意封鎖消息,封鎖一切對內生活資源之下,抗爭民眾急需國外媒體的報導,將真相公諸於世。

宋康昊飾演的計程車司機,戴着市井之徒的臉譜,在電影前半,觀眾甚至難以好人、壞人區分之。他計較、滑頭、貪生,偶而賣弄小聰明,為了10萬韓圓的鉅額車資而搶了接送德國記者到光州的生意,他顯然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民主理念而行動,甚至質疑大學生為何不好好讀書卻上街搞事,可算是主流社會慣見的道德化反動立場。

司機起初對德國記者進入光州的目的不明就裏,在全國新聞封鎖下對光州發生的運動亦一無所知,不過為了賺取車資,他運用機智突破軍隊重圍,最後成功將德國記者送達光州。然而,光州市內街道的蕭條境況、舖天蓋地的政治標語,讓他感到危機四伏,藉機撇下德國記者驅車離開,卻在半路遇到乞求接載的老太太,打算不顧而去卻又忍不住回頭。老太太聽聞兒子在示威中被軍警打傷,司機於是一同尋找兒子,卻在醫院重遇德國記者,被當地同行斥責丟下客人不理,還蒙上偷竊記者攝影機的罪名。司機總在私利與同情心之間掙扎,當他目擊軍人暴力鎮壓市民的和平集會,也不得不反問:「大家什麼壞事都沒做,為何軍隊要這樣對待他們?」

電影情節對主角的塑造有兩大轉捩點。當司機與德國記者、大學生經歷軍民衝突後,發現不可能當晚回到首爾而崩潰。司機原來是單親爸爸,女兒一直在家等他,令他擔心不已,軍隊切斷光州對外的電話線,根本不能與女兒聯絡。又因語言不通,德國記者以為他是因為車子受損而發怒,司機不甘受辱,將怒忿發洩到記者身上。這時的司機不再是斤斤計較、貪生怕死的市井之徒,反而得到眾人的體諒,德國記者也體認到司機不只是個貪錢的人。

第二個轉捩點,是司機與記者躱過追捕後打算自行離去,抗暴的畫面卻一直在腦內打轉,在路上他必須作出抉擇:繼續上路盡早與孩子會面,抑或冒死回頭接載德國記者,試圖讓軍隊的暴行公諸於世?司機的選擇可說是一念之差,這或許不是出於堅定理念下、充滿偶然性的決定,卻絕對是良善之舉。

  • 光州事件當時的外媒報導片段

歷史雖是如此複雜、充滿雜音,電影的論調卻始終明確:光州事件就是獨裁者指揮軍隊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加害者與被害者之善惡對立是毋庸置疑的。當計程車司機聯群結隊冒死衝出馬路,以車身阻擋槍擊掩護傷者離開,軍事鎮壓卻是殘酷不仁的,步槍子彈無情穿透婦孺的身體,即使示威者冒死高舉白旗投降,射擊仍然持續。便衣警察的追捕更是竭斯底里,對示威者拳打腳踢時總得喝罵「共黨分子!」受害者卻顯然與共產黨無關,那只是冷戰時代反對統治者的替代罪名。

事實上光州事件在平反以前,一直被政府定性為「共產主義者的內亂陰謀事件」。不過在主角載着記者離開光州,通過軍人關卡時,軍官其實發現他們就是上級下令追緝的首爾計程車,卻還是決定放行。電影呈現的軍隊,同樣存在同情運動的無名英雄,但無礙建立善惡對立的意義結構。

晚近的思潮中,宏大敘事往往受到後現代主義式質疑,不少知識分子對善惡分明的悲喜劇式國族敘事嗤之以鼻。然而,真正要提防的是權力對敘事虛構性的操作,而不是善惡的本身,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在洗刷加害者罪名中達到正義。如果所謂的「轉型正義」,就是要在當下面對過去以朝向未來,我們應要有足夠智慧,在確認歷史複雜性的同時站穩辨明善惡的立場,否則不論「轉型」或「正義」皆無從談起。事實上,37年前發生的光州事件,即使在90年代已得到官方平反,導演張勳卻坦言整個拍攝過程仍然蒙着政治陰影,朴槿惠政府早對有異議性質的文化界開列黑名單,揭露政府黑暗歷史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就在名單之列,可見圍繞歷史敘事的鬥爭無論地域,永不休歇。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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