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一個人可以愛許多人，各自屬於不同關係

文： The School of Life

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

我們用「現代」這個字眼時通常是取正面意涵，歌詠現代科學，享受現代科技的好處，誇耀現代觀念的優越，甚至有點為此沾沾自喜。然而在我們快步奔向更好的未來之際，是否忽略自己某些重要面貌？二十世紀數一數二有名的人類學家米德可以幫助我們探討這個問題。

她先後在德堡大學與巴納德學院攻讀心理學（當時絕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投身人類學這個相對較新的學門，指導教授鮑亞士是美國人類學研究的奠基大師。早先的人類學家抱持線性進步觀，認為人類一路從「蒙昧階段」進步到「野蠻階段」，再到「開化階段」，但鮑亞士認為世上有各種不同文化，各有獨特的觀點、洞見與不足，現代西方世界不是人類成就的至高頂點，只是一個特定例子。

鮑亞士建議米德到薩摩亞群島做田野調查。薩摩亞群島位於太平洋中央，屬於熱帶，由幾個火山小島組成，當時東邊由美國統治，西邊由紐西蘭統治，正慢慢改信基督教。鮑亞士希望她在那裡研究相對未受科技文明干擾的「原始」文化，指出當地文明亦屬高度發展且別具洞見。米德跟鮑亞士相當有志一同，特別對原始社會感興趣，原因是她認為這類孤立文化如同「實驗室」，展現哪種文化規範最健全有益。她也認為腳步得快，畢竟原始文化正迅速凋零，甚至即將永遠消失。

從一九二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米德先是來到薩摩亞群島，又走訪南太平洋的其他島嶼。她以人類學家身分與當地土著住在一起，記錄其生活起居，其中大多以捕魚或農耕為生，目不識丁。她學著讓嬰兒摟著脖子，穿當地服裝四處兜晃。由於她只有相機，沒有其他器材可以記錄，所以大多依賴記憶與筆記—當然還有迅速學習當地語言的能力，與當地人打成一片的能力。在其中一座島上，她住在海軍診療所的門廊（比民舍更有隱私），從早到晚都有島民拜訪她，大多只是來閒聊。她學著做個讓當地人肯吐露秘密的外國人。

米德的研究指出現代社會在性生活上特有的缺點。米德自己過著離經叛道的生活，同時跟數任丈夫藕斷絲連，又有個終生廝守的同性愛侶，也就是知名人類學家潘乃德。她認為「一個人可以愛許多人，各自屬於不同關係」。也許因為米德自己既非異性戀者，又有多重伴侶，所以強調其他文化對這類關係的寬大態度，以及背後健康的愛欲關係。

一九二八年，米德出版《薩摩亞人的成年》，描述薩摩亞人對性愛的舒適與開放態度。這是她的第一本研究著作，也是最出名的，研究對象是年紀比她小一點點的女孩：正步入成年的青少女。她想探究她們跟美國青少女是否大不相同，而若是如此，是否能有效法之處。此外，她最想檢驗的想法是「能否藉改變孩童教養方式來改變社會」。結果她發現小孩很清楚自慰這回事，還靠第一手觀察學到性交與其他動作，卻覺得沒什麼好遮遮掩掩，大驚小怪，比不上生與死的議題。同性戀行為有時會出現，卻毫無羞恥之處，性向在一生中自然而然搖擺變化，不必加以定義。

米德發現的許多相異之處不只是出於好奇，更是慣常做法。離婚屢見不鮮，毫不丟臉—照當地說法，只不過是兩人的關係「死了」。愛上不只一個人根本不足為奇，司空見慣。出軌可能導致離婚，卻也不必如此。米德如此描述出軌對象如何獲得元配的原諒：

他由全家的男人陪同，到那個為他受傷的男人家中……求情的眾人坐在屋外，前頭擺放上好軟墊……低頭鞠躬，懷抱至深的沮喪與羞恥……及至晚上（戴綠帽的丈夫）終於開口：「夠了，進屋來，喝點卡瓦酒，我會送上食物，咱們把恩怨拋到海裡。」

米德說薩摩亞文化明白性的錯綜複雜與諸般難題實屬生命循環一部分，發展出管用的相應之道，所以個人性事輕鬆容易許多。比方說，她發現薩摩亞青少女遠比美國青少女在這方面自在，責任較少，壓力較小，不太需要遵守特定的性生活規則，既不必禁欲守貞，也不必非得戀愛或結婚。反觀美國青少年的壓力主要源自身為美國人的本質，不是源自身為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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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在此深深批評自己的文化。她看見當時的美國年輕人「得不到關於生命、愛情與死亡的第一手知識，不斷受社會煩擾，不得順性長大，禁錮於脆弱的核心小家庭中，無處可逃，惶然不安」。雖然美國與西方世界已經大幅改變，她的觀察仍多處適用。年輕人仍面臨壓力，往往不得不遵循某些性規範，再加上成年以後的諸多壓力，人生艱難而空洞。現代文明不許我們那麼自由的戀愛與性愛，不容男女關係複雜多變，但這不同於其他文化。

米德也發現性別相關行為隨文化而異，堪稱千變萬化，遠出乎當時美國人的想像。比方說，美國人認為男人的特質是富於效率，理性明智，爭強好鬥，女人則較為輕佻，嫻靜，慈愛友善，但米德研究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部落，在一九三五年出版《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所述結果卻相差十萬八千里。她寫道阿拉佩什部落的男男女女都溫柔乖順，慈愛友善；蒙杜古馬的男男女女都粗暴無情，英勇剛強；最驚人的是德昌布利地區，女人居於主宰地位，遠比男人好勇鬥狠，男人則依賴心強，需要情感支持。簡言之，米德說這些兩性特質皆非「本性」，而是都有可能出現，只不過受原生文化引導、鼓勵或遏止。

米德自然提出一個別開生面的結論：性格取決於文化的程度遠高於原本的想像。不是性別使女人盤起頭髮，傾聽他人心事。不是「種族」使某些國家時常大動干戈，侵略鄰國。反之，背後原由是數世紀以來漸漸建立的社會期望與行為規範形塑了每個人的心理。她提醒讀者「我們務必體認到，在性別與種族的表面分類之下，人人都具備相同潛質，一代傳給一代，只是不見容於社會，於是凋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