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議題並不遙遠,如何跳開「性別 vs. XX」的狹窄視框才是挑戰

童婚議題並不遙遠,如何跳開「性別 vs. XX」的狹窄視框才是挑戰
Photo Credit: SAM Nasim@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台灣也好,對男性解放(乃至其它性別平權運動)也罷,童婚議題其實並不遙遠。如何跳開「性別vs.種族」、「性別vs.文化」或「性別vs.……」的狹窄視框,將是當代面對議題複雜性時的重要挑戰。

這幾年,童婚中的男童議題開始受到關注。本月初(編按:原文發表日期為2016年7月14日),地球圖輯隊 [1] 刊出一篇相關報導,指出:「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定義,兒童婚姻指的是兒童在十八歲以下結婚,雖然男童早婚的人數比女童少很多……但這並不代表男孩的『問題』就不重要,對於童婚議題,我們該關注的是『兒童』,而非『男童』或『女童』。」

可以理解這段文字的目的,是提醒我們別受限於刻板的受害者想像,也要小心掉進「到底誰比較慘」的弱勢競爭中,而忽略或否認了男性亦可能遭遇到的苦痛處境。然而,我們同時亦須對「去性別化」的危險保持警醒——「去性別化」可能是正面意義地消弭性別刻板印象,也可能是負面意義地否認性別歧視結構 [2] ——將童婚議題化約成「兒童」議題,可能會使倡議目光聚焦在「兒童的脆弱性」上,而淡化了「性別」對童婚經驗的影響。

不過,「只談性別」也會有問題。以往針對童婚,往往將目光聚焦在女童身上;因此,由女性的從屬地位切入來詮釋童婚現象,似乎相當合理。[3] 只是,歷經女性培力與立法倡議之後,童婚問題卻依舊嚴重——某個層面上,如此令人沮喪的結果,恰好說明了單以「性別」作為理論視框的侷限。

現象上來看,「賤民(Dalit)」階級的童婚情形最為嚴重。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嫁妝」:儘管早已立法禁止,女方須單方面地支付男方鉅額嫁妝的婚俗,依然存在。當新娘的年紀愈小或學歷愈低,女方支付的嫁妝就愈少(這也間接降低了父母供女兒求學的意願);與此同時,當新郎的年紀愈小,女方支付的嫁妝也愈少。

及早讓女兒結婚,對女方家庭的經濟壓力將有所緩解:一方面,這等於將一張吃飯的嘴「嫁出去」了,另一方面也剪除掉可能隨時間成長的潛在花費。至於及早讓兒子結婚,則對姻親雙方都有好處:女方家庭省下嫁妝,男方家庭則藉著讓兒子「從男孩轉為男人」而得到喘息機會——因為,「作為男人」代表著「你必須為自己的生活開銷負責了!」

嫁妝婚俗也好、男人必須負起經濟責任的角色期待也罷,都與性別概念有關。因此,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南亞童婚現象與父權父系制度 [4] 的關聯。只是除了性別之外,「貧窮」顯然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嚴刑峻法無法嚇阻貧窮,再也無力撐住生活的父母,只能過早地讓子女進入婚姻。與此同時,童婚盛行率又與種姓有關。至此,性別、階級、文化交織在一起,[5] 抽離任何一條向度,都會稀釋分析力道,使後續發展出來的解方變得單薄。

須注意的是,儘管提到「南亞」、「種姓」或「賤民」,但我們不能據此便草率地將童婚議題詮釋成「因為南亞文化/印度文化是父權的」。此種作法非但無助於議題釐清,反而可能強化既有歧視,甚或在討論的可能性上打上對立的死結。常見的死結是:一方主張「某某文化」就是壓迫女性的父權文化,另一方則以「我們的文化向來如此」、「我們的女人樂於被壓迫」、「你們只是用性別平等作為藉口在打壓我們的文化」等方式進行辯護。於是,在揭露此端壓迫事實的同時,雙方也都對彼端的歧視結構有意或無意地愚騃未覺。

半年前,德國科隆發生跨年夜性侵案;一個月前,美國奧蘭多發生同志夜店槍擊案;一週前,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及明尼蘇達州,兩天內先後發生警察執法過當,槍殺無辜非裔男性致死,乃至後續的和平抗爭演變為激進份子殺警舞台的系列事件。比起男童童婚,這些事件乍看之下與男性解放並不直接相關(硬要說的話,或許是「加害者都是男性」),然自後續發酵的集體情緒來看,實則共同反映了平權運動的某種困境:迄今為止,人們仍舊習慣或不自覺地以二元對立的方式,過度簡化地處理複雜的社會議題。

從上述事件引發的輿論中,可以看到一種反覆出現的位置排序:穆斯林是擁護父權的暴力分子,對應著進步而和平的西方文明;開明的白人男性正義地怒吼,野蠻的有色人種男性邪惡地施暴;相較於主動的男性,女性則是被動的——她們或者無助地等待英雄救援,或者被男人以保護之名請出街頭運動,或者根本從螢幕上消失了。她們的形象與話語從來不屬於自己。

我們無法否認以上諸種觀點,或許多少呈現了部分的社會現實,但也無法因此忽略伏流其下的隱微歧視:某些倡議者在搬用統計數字等「客觀」工具證成論述的合理性時,似乎沒注意到「如何解讀統計數字」本身即是相當「主觀」的一件事。也因此,他們未能意識到詮釋過程中的自我偏見。例如,以「非裔犯罪率更高」的統計事實為由,將「犯罪率更高」歸咎於種族劣根性(「黑人本來就愛惹事生非」),卻未能察覺真正系統性地影響著非裔犯罪率的根本因素,其實是「種族歧視」而非「種族本質」。

是類簡化的思辨方式,使得議題釐清變得治絲益棼。一種狀況是,性別議題被徹底孤立了:彷彿性別真空於膚色、性傾向、國族、階級等其餘結構之外,彼此互不干涉,總是截然不同。於是,奧蘭多槍擊案的兇手之所以行兇,只因為他是「穆斯林恐怖分子」,與恐同氛圍或父權陽剛養成全然無關。

另一種狀況,則是性別議題被錯誤地嫁接在其它壓迫結構上:「性別平等」化身為進步標語,成為壓迫者粉飾自身歧視言行的工具。至此,右翼分子藉由樹立「野蠻穆斯林」的標靶並揮舞「保護婦女」的大纛,名正言順地將「文明西方」不斷遂行的恐怖主義轉化成憂國憂民的正當焦慮。(想想看:「樹立『野蠻印度文化』的標靶,呼喊『保護兒(女)童』的口號」,與上述行徑是否驚人地如出一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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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全球化浪潮下,類似議題只怕愈見頻繁。不必說國際社會,台灣的性別議題也很難「只有性別」:60至90年代初期的「雛妓」議題,便是最好的例證。儘管反雛妓運動的參與者,包含了宗教、婦女、兒少、社運、原住民,且各自發展論述,然迄今為止,雛妓作為「兒少保護議題」(甚至不是性別議題)的色彩,仍最為鮮明。

諷刺的是,若追溯台灣雛妓發展脈絡,不難發現它實是一部原住民(尤其泰雅族)遭逢殖民暴力的歷史縮影:佔台灣總人口2%的原住民,竟佔了將近25% [6] 的雛妓人口![7] 然而,「原住民遭逢的系統性歧視」作為根本成因之一的重要性,卻在公眾論述不斷將雛妓議題再現成「男人宰制女人」或「成人利用兒少」的同時,逐步稀釋掉了——更不必提偶見的「原住民男人押賣原住民婦幼」說法,如何透過極度簡化的性別分析,遮掩掉族群不正義的軌跡。[8]

除了雛妓議題,近年來亦不乏錯綜複雜、難以僅用「性別」完整詮釋的事件或現象。例如反覆出現的跨國戀(CCR,cross cultural romance)辯論,便至少涉及了女性的從屬地位、亞裔的從屬地位及國族間的陽剛競逐等三個向度;前段時間玖壹壹樂團在金曲獎表演引起的爭議,更因為交織了性別、階級與國族,以致無論單純視之為「歧視外國人」,或以「這是草根文化被打壓、才不是性別歧視」為由替其辯護,都有流於化約而顧此失彼的危險。

儘管我們的書寫速度太慢,以致於現在才回頭看月初的童婚報導,顯得有些距離了;但對台灣也好,對男性解放(乃至其它性別平權運動)也罷,童婚議題其實並不遙遠。如何跳開「性別 vs. 種族」、「性別 vs. 文化」或「性別 vs. XX」的狹窄視框,將是當代面對議題複雜性時的重要挑戰。之後幾次,我們會從7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的幾個重要辯證主題出發,試著介紹跨文化女性主義帶來的交織性觀點與思辨模式。

註釋

[1] 阿咖(2016年07月03日)。兒童婚姻中的男孩們。地球圖輯隊。

[2] 雖然「去性別化」在女性主義中,通常指涉具有正面意義的行動,但我們卻時常看見它被誤用成「不必分男女」、淪為自以為是的口號式平等。

這或許與女性主義經歷了「求同」與「求異」的辯證過程有關:最初,自由派女性主義主張「只要給予平等機會,女性可以表現得像男性一樣好」,卻掉進齊頭式平等的危險中。例如,在求同觀點下,「男性有的女性也要有,男性沒有的女性也不會要」。循此邏輯,男性沒有產假,則女性也不必有產假——可是,承擔孕產事實的,卻幾乎都是女性(雖然保留子宮的跨性別男性亦可能面臨孕產事實)。意即,當一對異性伴侶決定生育時,求同觀點中的女性仍必須不平等地獨自面對孕產事實帶來的影響。

為了處理求同觀點的盲區,求異觀點因而發展。在求異觀點下,開始強調女性被主流社會忽略的需求,也力圖肯認被社會蔑視貶抑的陰性價值。然而,過度強調女性需求的結果,卻也把這些需求本質地「女性化」了,彷彿女性一定有這些需求,而這些需求也是僅限女性的。近來關於公廁尿布台的討論,就是最好的例子:

  1. 發現公共空間的設計,長期忽略女性育幼需求。
  2. 以「(只在)女廁增設尿布台」作為解方。
  3. 現況變為:男廁沒有尿布台,公廁又區分性別,男性無法進女廁使用尿布台。
  4. 育幼空間對男性仍不友善,使其難以參與育幼,或者找到推託藉口。
  5. 最終,女性仍是主要育幼者,再次強化「育幼是女性天職」的刻板印象。

若要避免求異觀點的本質化問題,又不想重蹈求同觀點的假平等覆轍,便須進行轉化:透過求異觀點,真實地看見被忽略的多元處境,然後將社會調整到足夠柔軟、能夠看照各種處境需求的狀態。我們可以試著以公廁尿布台的求異觀點為基礎,加入轉化概念重新改寫:

  1. 發現公共空間的設計,長期忽略女性育幼需求。
  2. 意識到(1)被忽略的是「育幼需求」;(2)由於性別期待,目前承擔育幼責任的往往是女性。
  3. 整合轉化:兼顧「滿足育幼需求」及「避免再製性別刻板印象」的前提,無論公廁是否區分性別,在每個人都能使用到的空間設置尿布台。

意即:要避免口號式的尊重差異,就必須先真正地看見多元。惟有先「性別化」地進入各種性別位置,看見不同處境需求,才有辦法打造出能夠接住各種需求的柔軟制度,並方能據此發展出正面意義的「去性別化」社會。

[3] 有趣的是,即使看見「現年50歲的男性,從10歲開始陸續結婚離婚多次,每次的婚姻對象都是16歲以下少女或女童」的現象,早期倡議重點,幾乎都放在女性身上。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面對女性更明顯而普遍的受迫處境,我們不可能視若無睹。只是與此同時,那些男性「10歲開始就擁有婚姻經驗」的特殊性,卻也從討論中逐漸缺席了。

[4] 「父權」與「父系」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前者指男性為中心的支配體系,資源相對集中分配在男性手上;後者則指以父系親屬為世系繼承的親屬制度,例如繼承父親姓氏、兒子繼承財產等等。

[5] 影響南亞童婚的因素還有很多,礙於篇幅,此處只得精簡。例如,「性控制」也是其中一條向度:有時候,「婚姻」成為懲罰手段,用來教訓諸如發生婚前性行為的「不檢點」少男少女。另外,「支持系統是否充足」也有影響:如果父母有辦法使用政府提供的支持系統,子女就比較可能繼續就學,童婚機率也會因此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童婚也有平常鮮少聽聞或較難想像得到的正面意義:它們可能成為青少年(尤其女性)展現能動性、藉之逃離父母控制的一種手段。參見Center of Excellence on Adolescents and Youth (2015). Child Marriage and Early Motherhood: Understandings from Lived Experiences of Young People. 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6] 因雛妓議題的隱蔽性,統計方法上有其困難,此數字多為估算,亦有研究報告推估原住民應佔雛妓人口的40%。此外,其中相對多數(有一說為80%)為泰雅族人。

[7] 直觀來看,25%並不是相對多數,但比照原住民佔台灣總人口的比例,25%便高得讓人難以忽視。我們可以由此發想到另一個例子:美國七月初槍殺非裔民眾的衝突爆發後,有一種替警方或司法系統辯護的論述,主張2015年遭警方射殺的一千多人中,只有30%左右是黑人,代表更多被濫殺的是白人,因此這些事件與種族歧視無關——事實上,若單看30%這個數字,確實會覺得黑人僅佔警方射殺人口的相對少數,因此似乎真的不算種族歧視;但若將母數加進來一併參看,即會發現黑人只佔美國總人口的13%。至此,「30%」便再也無法成為有效的辯護數字了。回頭想想,這種片面解讀統計數字的「只看30%,避談13%」辯護策略,真的「中立客觀」嗎?

[8] 雛妓議題中交織的族群與性別關係,其實相當複雜,難以簡單呈現。以北部泰雅為例,部落傳統的夫權/父權概念固然合理化了男性押賣婦幼的行為,但促成雛妓現象的因素卻遠不止如此:基督宗教傳入後對祖靈信仰及社會組織的衝擊、殖民政策帶來的資本主義入侵及普遍貧窮化、前兩者合流瓦解了既有的社會支持網絡、外省移入與部落婦女通婚的歷史造成男性陽剛危機從而加劇了親密暴力……,這些環伺在外的社會力量,使得「離婚」對部落女性而言,兼具「脫貧」(與外省通婚,因外省人經濟處境相對較好)與「脫暴」的雙重意義。至此,籌措支付給男方的離婚贖財,便成為第一波部落女性進入性產業的主要動機;這批女性約有半數留下,引介其他女眷進入,方才形成第二波的母女/姊妹從娼的雛妓現象。

本文經男性解放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