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的科學,黑人、女人、同性戀者都被視為無可救藥地敗壞

在19世紀的科學,黑人、女人、同性戀者都被視為無可救藥地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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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種族、性別歧視、恐同、年齡及對殘疾人的歧視並不是來自黑暗時代,並與啟蒙理性正面衝突的迷信遺留。相反地,現代科學及哲學論述明確提出並正當化了關於種族、性別、年齡和民族優越性的正式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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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莉斯・楊(Iris Young)

現代論述中的身體度量

在第四章中我曾指出,現代理性對普適性及中立性的宣稱以及它與情感和身體的對立,導致了某些群體的貶損及排除。在這裡我將更詳細地探討這個過程的意義。現代種族、性別歧視、恐同、年齡及對殘疾人的歧視並不是來自黑暗時代,並與啟蒙理性正面衝突的迷信遺留。相反地,現代科學及哲學論述明確提出並正當化了關於種族、性別、年齡和民族優越性的正式理論。十九及二十世紀初的科學、美學及道德文化明確地將某些群體建構為醜陋或墮落的身體,與之對照的則是中立、理性主體的純潔與可敬。

針對工具理性的批判理論性說明,針對人文主義及笛卡爾式主體的後現代批判,以及針對現代理性去肉體化(disembodied)之冷酷無情的女性主義批判,全都集中精力要戳穿現代科學理性的權威假象。現代科學及哲學建構了一種主體即為「知者」的特殊解釋,主體被認為是自現(self-present)的根源,站在認識的客體之外並與其對立,它是自主、中立、抽象,並滌除了特殊性的。

它們建構了現代主體性,方法是透過逃離物質現實、逃離身體與流動、活生生事物的持續感官連結,以便創造出淨化過的形式理性的抽象觀念,它是去肉體化且超越的。消除了所有的活力與生氣,並被安置在那個抽象而超越的主體之中,自然被凝固成為具體、遲緩、固化的客體,每件事物都可以被認同為同一的事物,且是可數、可測量、可持有、可累積、可交易的(Merchant, 1978; Kovel, 1970, chap. 5; Irigaray, 1985, pp. 26-28, 41)。

現代理性論述的一個要素是描述知識的視覺隱喻之復興。在我於第四章討論過的同一性邏輯中,理性思考被定義為絕無可疑的視覺對象;只有被清楚看見的事物才是真實的,而清楚看見一件事物就能讓它是真實的。人們並非透過不可靠的感官觀看,而是透過心靈的觀看能力(mind's eye),一種外在於一切的視覺,像個正在進行視察的驕傲而警戒的君主。主體力圖認識做為純粹能指(pure signifier)的大寫真理,純粹能指完全而準確地鏡射真實。

認識的主體是凝視者(gazer),站在高過且外在於認識對象的位置。在這個視覺的隱喻中,主體站在真實的當下臨在(immediate presence)中,而與其無涉無干。相較之下,觸感則讓感知者(perceivor)與所感知物(the perceived)發生關係;人們無法觸碰某物而不被觸碰。然而,視覺是有距離、並被構想為單向的;凝視者是純粹始源的專注施為,而客體則是被動的被觀看者(Irigaray, 1985, pp. 133-51)。

此外,現代科學的理性是正常化的凝視(Foucault, 1977; West, 1982)。它是根據某些階層式標準來評估它的對象。理性主體不僅是觀察,像個遊客一樣從一個景點換到下一個景點而已。按照同一性邏輯,科學的主體根據將屬性多元性化約為統一性的尺度對客體進行測量。被迫根據測量某個普遍屬性程度的刻度排列,某些特殊事物於是受到了貶損,被定義為偏離了規範。

傅科總結了正常化凝視施展的五種操作手法:比較、分化、階層化、同質化及排除。正常化理性:

將個體行動交付整體判決,整體立刻成為比較的場域、分化的空間、要被遵循的規則的原則。它根據下面這個總的規則將個體間彼此區別開來:這個規則的目的是發揮最小閾值(minimum threshold)、被尊重的平均值、或個人必須努力達成的最適解之功能。它透過量化方式針對個體的能力、程度、「本質」(nature)進行測量,並根據其價值排列等級。透過「價值給定」(value-giving)的測量,它引進了必須達成的服從的強制。最後,它查考將會根據與所有其他差異的關係來定義差異的限制,也就是不正常(abnormal)的外部邊境。(Foucault, 1977, pp. 182-83)

許多最近的學術研究已經揭露了依附於現代論述中理性主體觀念表達上的白人、資產階級、男性、歐洲偏見。在露骨的強暴隱喻中,這群現代科學之父將自然建構為受(陽剛)調查者主宰及控制的女性。科學家的美德成為了陽剛性的美德—去肉體化的超然、謹慎的測量及工具的操弄,全面性概括及推理論證,受到證據支持的權威言談(Keller, 1985; Merchant, 1978)。

認識主體的屬性與規範性凝視者變得十分依附於階級與種族。階級位置不只是來自傳統或家庭,也來自優越的智能、知識及理性能力。理性自身的意義轉變了。它的任務不再是如過去的人所要求的、沉思天堂的永恆及靈魂幽微之處,而是了解自然之造化,以便將其過程導引至生產性的目的。「智能」及「理性能力」如今首先意味著策略性活動及計算性思考,對特殊事物進行抽象化,以便透過公式化方式說明普遍性操作法則、系統的邏輯性組織、對形式及技術性語言的掌握與發展,以及監視及監管系統的設計。自然和身體是這類操弄與觀察的對象。

此外,正如我將在第七章中進一步討論的,理性/身體的二分也塑造了「精神」(mental)與「物質」(material)勞動的現代分工結構。自現代工具理性降生之初,白色人種特質(whiteness)的觀念就一直與去除任何物質性身體成分的理性存在著聯繫,而身體則被等同於黑色人種特質(blackness)(Kovel,1970, chaps. 5-7)。這種等同使得主張自己擁有白色人種特質的人可以將自己放在主體的位置,而將有色人種認同為認識的客體(參看 Said, 1978, pp. 31-49)。

重要的並不是將這一類說明理解為主張階級、種族、性別及其他壓迫是基於或源自於科學理性,或是主張科學理性只反映了支配的社會關係。科學與哲學理性表達了對主體性與客體性的一種看法,而這個看法在現代西方文化中擁有龐大的影響力與迴響。理性與白人、男性、資產階級的這層關係來自、並持續存在於一個特定的社會脈絡中,這個社會的結構是由階級、種族、性別及國族的階層化關係所塑造的,而這些關係都擁有獨立的動力。

毫無疑問,抽象理性與陽剛性及白種特質之間確實是出現了聯繫,但這相當可能是透過一組取決於命運的歷史偶然而造成。那些清楚提出並遵從現代理性準則的人,都是白人資產階級男性。在系統性地闡述他們的理性視覺隱喻時,他們成為自己的代言人,而沒有注意到還有其他的立場可以表達。隨著現代超然而客觀化的理性假定了人性及主體性的意義,並獲得看見真理的權威地位,特權群體也篡奪了權威性認識主體的特權。被他們定義為不同的群體因此落入客體的位置,成為主體遙遠而操縱性凝視的對象。

然而,強加在種族、性別、階級及國族階層式關係上的科學理性對主體與客體之二分,對於特權及壓迫的結構化具有深遠而持久的後果。特權群體失去了他們的特殊性;在占據科學性主體地位的同時,他們也成了去肉體化、超越特殊性及物質性、採取無中生有之普適觀的施為者。另一方面,受壓迫群體則被囚禁在自己被客體化的身體中,盲目、瘖啞、消極被動。科學的正常化凝視聚焦在女性、黑人、猶太人、同性戀者、老人、瘋子及智能不足者的客體化身體上。從它的觀察中,浮現了性別、種族、年齡,以及精神或道德優越性的理論。

這些絕對不是頭一批正當化富人、男性或歐洲人規則的論述。然而,正如傅科所論證的,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論述創建了一個知識論上的斷裂,這種斷裂在「人的科學」(sciences of man)之中找得到理論性的表達(Foucault, 1970)。在這個知識型(episteme)中,身體被自然化,也就是被構想為決定論式科學法則的主體;同時,身體也被正常化,成為在善(the good)的目的論式階層體系中受到評價的對象。那些將身體自然化的理論是生物學或心理學理論,且與美麗身體的美學標準及人格正直的道德標準之間有著明確的聯繫。

在發展中的自然史、骨相學、面相術、民族誌及醫學中,科學觀察者的凝視被運用到身體上,包括掂量、測度,並根據規範性的階層體系將身體分類。十九世紀的人種理論家明確將歐洲白人的身體類型及面部特徵定為基準、一個人類形式的完成;與之相較,其他身體類型不是退化就是未臻完善。然而,將這些規範帶入科學論述之後卻將其自然化,並賦予其優越性宣稱附加的自然真理權威。在十九世紀的生物學及醫學範式中,歐洲白人男性資產階級的身體天生就是「最好的」身體類型,而他們天生的優越性直接決定了這個群體的人在智能、美學及道德優越性上凌駕所有其他身體類型(West, 1982, cha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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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紀的歐美,科學的正常化凝視賦予了美學的身體度量客觀真理的權威性;所有身體都可以被放置在一個單一的尺度上,其頂點是強壯而美麗的青春時期,而最低點則是敗壞(the degenerate)。這個尺度會測量至少三種關鍵屬性:身體的健康、道德的健全及精神的平衡。敗壞指身體上的體弱多病,或是精神上的失衡:狂亂、非理性,或如孩子般的頭腦簡單。但最重要的是,道德不當也是敗壞的跡象,同時也是身體或精神疾病的原因。道德敗壞通常意味著性生活放縱或偏離正軌的性行為,雖然它也指耽溺於其他的身體享樂。因此同性戀和賣淫是主要的敗壞,這樣的性行為都會產生身體和精神疾病。

在關於正常和偏差、健康及敗壞的科學論述中,關鍵在於任何形式的敗壞,無論是身體、精神或道德的,都會自我呈現在科學凝視可以識別出來的身體徵候上。敗壞被認為出現在身體的表層,身體表層的美醜是可以客觀測量的,所根據的則是鉅細靡遺的面部特徵、頭髮、膚色及膚質的等級和種類、頭型、眼睛位置,以及生殖器官、臀部、髖部、胸部及乳房的結構(Gilman,1985, pp. 64-70; 156-58, 191-94)。娼妓、同性戀者、罪犯全都可以很容易辨識出來,因為他們展現出了醜陋及敗壞的身體徵候。

十九世紀美的理想主要是男性美德的理想(Mosse, 1985, pp. 31, 76-80),這個理想是強壯、自我控制的理性男性,遠離性欲、感情及所有其他脫序及令人不安的事物。即便白人資產階級男性也會染上疾病、行為偏差,尤其如果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性衝動的話。因此,像個男人的男人必須透過規訓與禁慾守貞來警惕保衛自己的健康與俊美(參看 Takaki, 1979, chap. 2)。然而,在許多十九世紀的科學論述中,黑人、猶太人、同性戀者、窮人和工人,以及女人,整群整群的人都被視為是本質上且無可救藥地敗壞的。

做為一個群體,女人由於她們身體的特殊構造、她們生殖及性器官的運作,具有纖細文弱的體質,由於她們的卵巢和子宮,女人容易陷入瘋狂、非理性及孩子般的愚蠢,她們也比男人更容易縱慾。女人的美,正如男人的美,其美學是去肉體化的、去性欲的、無血氣的:頭髮及膚色極淺、體型纖細苗條。受到可敬、理性的男性規訓式統治的某一階級女性,則可以從所有女性都難以免除的瘋狂、敗壞及邪惡中得救。

女性本質上被等同於性欲,正如被科學分類為本質上敗壞的其他群體:黑人、猶太人、同性戀者,在某些地方及年代還包括了工人及「犯罪分子」。十九世紀論述及圖像學(iconography)的一個驚人面向,就是這些範疇的可互換性:猶太人和同性戀者被稱為黑人,而且通常被描繪成黑人,所有敗壞的男性據說都是娘娘腔(effeminate)。

醫學科學忙著根據所有這些群體成員的身體特徵進行分類,解剖他們的身體,並經常特別注意他們的性器官。特別是種族歧視的性欲化,同時將敗壞群體的男性及女性與控制不住的性欲牽連起來。但科學家展現出對黑人、猶太人及阿拉伯裔女性的特殊迷戀(Gilman, 1985, chap. 3)。

差異的醫學化產生了一種奇怪而令人恐懼的邏輯。一方面,正常/不正常的區分是一種純粹的好/壞互斥的對立。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對立都座落在同一尺度上,因此就很容易從這一端滑向那一端,邊界是可滲透穿越的。男性和女性、白人與黑人,正常及不正常是清楚的本質,但是人們可能生病、可能失去道德警覺性,於是就可能敗壞。十九世紀的道德與醫學文本充滿了男性恐懼變成娘娘腔的記載(Mosse, 1985, chap. 2)。

在這個脈絡中發展出一種新的、關於老化的論述。唯有在十九世紀,出現了一種老年與疾病、敗壞、及死亡之間在文化與醫學上的普遍性關聯。傳統父權社會往往敬重年長的男性,有時甚至是年長的女性,認為他們是力量、耐力及智慧的象徵。而一種新的老年形象逐漸與身體孱弱、不能自制、老態龍鍾連在一起(Cole, 1986)。儘管這類連結並非源自於十九世紀(見證人李爾王),然而再一次地,科學及醫學的正常化論述賦予了這樣的連結一種客觀真理的權威性。年齡的敗壞,正如種族的敗壞,被認為在老人、尤其是老婦人客觀的醜陋中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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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正義與差異政治》,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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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莉斯・楊(Iris Young)
譯者:陳雅馨

民主政治中的社會正義,並不是一視同仁,而是濟弱扶傾。我們必須正視弱勢團體的多元差異存在,進而透過溝通民主,解除加諸其上的支配與壓迫,形塑一個共享不同價值的異質公共。

本書是當代差異政治與女性主義理論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一。它的原創性奠定了英年早逝的艾莉斯・楊在當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在這本經典著作裡,楊批判當代政治哲學中的「正義」理論。她認為正義原則並不全然適用於分配典範,分配典範並不超然公正,社會更不應以普遍性為前提談論正義;這樣的正義,只會是一種迎合主流文化、由優勢團體所把持的平等假象。

為了修正缺陷,楊提出「差異政治」的概念。她認為談論正義時應以「支配與壓迫」的角度切入,先承認不同社會團體間的差異,釐清彼此間不正義的社會事實;同時,各團體應基於尊重差異、相互理解的前提下進行溝通,給予弱勢團體特殊優惠待遇,進而解除不正義。楊提出的差異政治是一種以差異性為前提的溝通民主;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

正義與差異政治 by Iris Young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